从博弈特朗普窥视“外交强人”习近平（组图）

习近平6月份对朝鲜的国事访问意味着中朝关系在触底后重新回到一个标志性高度（图源：AP）

长达数月的不愉快后，“政治强人”习近平决定在6月底与“对手”特朗普进行对话，以期待找到新的中美和解方案。这将是2018年12月1日双方达成贸易战停火共识后的首次直接会面。一个多月前，旷日持久的艰难谈判所达成的协议在最后一刻被推翻。世界目光都在关注即将到来的大阪G20峰会会出现怎样的景象。

舆论普遍倾向于认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不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达成任何在外界看起来让中国感到羞辱的妥协。这一判断倒不是单纯基于稍早前中美“失败”的接触历史，而是基于习近平本人的外交风格——他不是一个善于在如此重要时刻选择妥协的人。

当5月10日的中美最后一轮谈判结束后，曾多次充当习近平特使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对媒体公开解释中美谈判不欢而散的原因时明确提到“三点”：一是取消全部加征关税；二是贸易采购数字要符合实际，不应随意改变；三是改善文本平衡性。没人怀疑，事实上这“三点”主张肯定来自于习近平本人的拍板决定。

事实上，相较于中共历史上的其他领导人来说，习近平的确有其自身的鲜明性格特征，这让人不难预期。无论从外交动作还是战略目标设定上，中国当下的外交都深深地打上其性格烙印——既有毛泽东的冒险成分，也拥有较之邓小平影响下江泽民、胡锦涛的灵活性或者说外交韧性。

毛泽东将一生仅有的两次出国外访机会（分别在1949年12月6日至1950年2月17日，以及1957年11月）都“奉献”给个苏联“老大哥”。而他对西方世界尤其是对美国的理解与判断则仅限于与到访客人的会面以及秘书班底整理的“情报”。不过即使如此，凭借其对国际局势的敏锐判断能力，毛泽东依然可以这游走在美苏两国超级大国的弱小中国成为国际社会的关键角色，不得不说令人惊讶他的战略。

其实，毛泽东所奉行的外交路线既不乏极端大胆，同时又显得聪明、巧妙。在《论中国》一书中，曾帮助尼克松（Richard Milhous Nixon）政府打开中国大门的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对毛泽东借美苏争霸猜疑而虚张声势挑起第二次台海危机，迫使美国重回大使级谈判桌的战略智谋充满钦佩之情。

这大约只有经历了残酷的战场环境并且熟悉外交上纵横捭阖的人才具备的“生存”素养。

推动“改革开放”的邓小平被中共定义为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外交家”，前美国总统吉米•卡特（Jimmy Carter）评价邓小平“无疑是个智勇双全的人……我一直觉得自己非常幸运可以和邓小平这样具有远见卓识的领导人进行中美建交的谈判。”尽管他从未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但是从“文革”结束中国开始对外开放，直到1990年代初迅速打破六四事件造成的国际封锁，邓小平都是这一切事件背后最重要的外交决策者。

邓小平早年留学法国，并在中共建政后多次走出国门，对欧洲的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生产方式有过切身的体验。“文革”结束后，他三度复出政坛，并迅速活跃在世界外交舞台上。统计资料显示，从1978年1月至1979年2月的短短一年时间内，邓小平相继造访缅甸、尼泊尔、朝鲜、日本、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美国，让当时闭塞的中国“豁然开朗”，尤其是他对日本、美国的出访令人印象深刻。

坦率讲，作为一名战争年代成长起来的领导人，实权派人物邓小平也堪称是一名善于洞察时局、行事果断的外交决策者。他准确地判断世界大战在短期内不可能打起来，中国必须利用国际有利环境积极发展自我、敞开大门搞外交的现实，赢得了1980年代中美蜜月期和中苏关系的正常化，甚至在六四事件之后外交空间拓展的趋势也未停止。 

《邓小平时代》作者傅高义注意到了邓小平高超的外交斗争技巧。事实上，邓小平通常给予人们的并不总是“韬光养晦”、对外界充满无限好奇的开明印象，恰恰相反，他与英国时任首相撒切尔夫人就香港主权所进行的交锋同样让人印象深刻。 

在六四事件后，面对西方的封锁和国际舆论的指责，邓小平对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说，“今天只谈原则，不谈具体问题。制裁措施我们不在意，吓不倒我们。”之后，就G7首脑会议可能进一步出台对华制裁措施前，他又给予强硬定调不要说七国，70国也没有用”，“中美关系要搞好，但不能怕，怕是没有用的。中国人应该有中国人的气概和志气。我们什么时候怕过人？解放后，我们同美国打了一仗，那时我们处于绝对劣势，制空权一点没有，但我们没有怕过。中国的形象就是不怕鬼，不信邪。”  

甚至，邓小平与毛泽东拥有同样的军事冒险路线“冲动”，在对越南发动战争的背后是他坚信通过必要的军事手段能够遏制苏联的敌对行为。当然，这在相当程度上也取决于当时他们所处的内外部环境，但是个人遂行目标的战略决心和意志同样不可或缺。 

相较来说，工程师出身的江泽民和胡锦涛延续着等邓小平所确立的外交基调，只不过在个人风格上给人一种截然不同的感觉。 

江泽民是一个精力旺盛而富有开放精神的人。他的外语水平和多才多艺令他在西方世界颇受欢迎，无形中拉近了与他们的心理距离。接下来，胡锦涛以谨小慎微甚至有些过于木然的形象而被人们所知晓。他对他的美国对手似乎总是让你很难挑剔到不周之处，因为他总是表现出足够的客气，却让人感觉不到某种“攻击型”。 

习近平“继承”中国时所遭遇到的内外部环境与江泽民和胡锦涛时期几乎完全不同，相较而言他所面对的外交局面更为复杂多样。对于中国来说，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的确开始了自1990年代初以来最深刻的震荡调整，而中国在全球扩张过程中也面临他国的各种利益挑战、信任危机以及价值冲突。 

于是，习近平在应对这些外部环境变化时表现出充分的刚性和韧性。在处理日本和朝鲜的问题是，他有着清晰的战略目标，在对方突破其底线时，他可以冷落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多年。 

但是，人们不应该只是记住他的强硬一面。在于特朗普的交往中，习近平尽管表达了不屈服的强烈信号，但是在并不涉及原则立场的问题上，他愿意倾听甚至接受这一商人出身的总统与之讨价还价。 

也许是历史的巧合，习近平兼具强势性格和必要灵活度的外交品格，在今天显得十分重要。如果当下中国由一名充满妥协意识的领导人领导，那么中国可能会被美国牵着鼻子走；而如果换做一个充满冒险精神和盲目乐观的强硬派主导外交，那么中国和平崛起的轨迹必然会受到影响，甚至“脱轨”，丧失发展自我的战略机遇。

值得庆幸的是，习近平具有开放和保守、亲和和强势的双重性格，而且富于“想象力”和洞察力，愿意为了笃定的目标保持足够的活跃（这一点与几乎从不出国的毛泽东形成对比）。比如，在中美博弈的背景下，他在整个6月份都似乎精力充沛地进行外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