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幼教行业大起底：孩子的安全谁在守护？（视频/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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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ily从托儿所把儿子接回来后，就觉得孩子哪里不对劲。

孩子当时才4岁，但却已经一连好几个月情绪低落。当她看到孩子流泪的那一刻，心头猛地一紧，整个人一下子怔住了，心跳随之突然加快。她连忙拿出手机开始了录制。

警告：本报道含有涉及性虐待的内容，请慎重阅读。

“他叫Ali，”孩子含糊地说道，双手一边胡乱摆弄着一条手工串珠项链。“他揪了我的丁丁。他就是那样弄的……还有几个男生，他也揪过。”

整个四个月，Ali每天都在Emily儿子去的那家托儿所上班。

Emily强忍着保持克制，轻声问道：“他那样做了之后，你是什么感觉？”

这段未经剪辑的影音材料拍摄于2022年4月，实时记录下了那个永远改变他们人生的瞬间，着实令人心痛，但这段材料也成为了他们日后讨回公道的关键证据。

Emily说，她第一时间向托儿所反映情况，但等了三周仍未等到警方的回应，最终她主动联系了警方。

直到那个时候，她才得知，关键的闭路电视录像早已被删除——监控录像仅保存了短暂的一段时间，然后就被覆盖了。唯一留下的证据是一段20分钟的监控录像和她给儿子拍下的视频。

[Photo Emily]

她说，托儿所从未将这件事告知其他家长。

"我知道有些家长会说，‘这种事永远不会发生在我身上’，但你怎么知道，是否已经发生过了啊？他们不告诉你，你上哪知道去？一切都被掩盖了，他们压根儿就不关心你的孩子。"

"说到底，办托儿所是为了赚钱。"

Emily的遭遇并非孤例，而是整个系统深陷危机的缩影。

澳大利亚托儿行业的私有化速度惊人，结果是孩子的福祉无人在意，甚至还会遭遇伤害，类似案例层出不穷。

托儿行业承担着照顾全澳140万名儿童的重任，但冰冷的现实是，一切向“钱”看后，孩子的安全就不大顾得上了。 

托儿费每天高达220澳元，一周合1000多澳元，整个行业的年产值高达200亿澳元，然而，系统性漏洞却无处不在，各类严重事故频发，欺瞒掩盖成风。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四角方圆》（Four Corners）栏目展开了一项长达六个月的持续调查，举报人、从业者、家长和专家也纷纷发声，行业改革迫在眉睫。

恶性事件激增

为保护儿童的隐私，我们不便透露母亲Emily的真名。但她依然站出来揭露这个千疮百孔的托儿系统——正是因为这些漏洞，这样的事件才会发生。

Emily说，要不是她教过儿子如何保护自己的身体、如何防范虐待，这类事件可能永远得不到曝光。

“说到底，正是因为孩子懂才得救了，”她说

她还觉得，要不是她亲自去找警察，托儿中心很可能会不声不响地把她的投诉压下来，然后不了了之。

2023 年，Muhammad Ali因猥亵Emily的儿子被判入狱18个月，今年5月他将出狱。

法庭文件显示，在进入这家托儿中心工作之前，就曾因吸毒问题两次遭到解雇。

这从侧面反映出托儿行业面临的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长期人手短缺，很多托儿中心为了及时补上人员空缺，连最基本的安全审查都敷衍了事。

Ali被捕两个月后，这家托儿中心悄悄地转了手，也改了名字，但大部分员工依旧留在原岗位工作。 

“在我看来，只不过是换汤不换药，换了个名字而已，”Emily说。 

这类事件通常被当作极端案例看待，然后不了了之，但实际情况远比想象的更严重。 

《四角方圆》栏目在调查全国数据后发现，托儿严重事故的数量呈飙长态势——2024年就报告了超过2.6万起，三年内增长了27%。

例如儿童死亡、重伤、创伤或疾病、失踪，甚至还牵涉性虐待、身体虐待或精神虐待等。

每天，至少有七名儿童从托儿中心走失、去向不明或被锁在门外——三年内，这一数字飙升了49%。此外，每年超过3000名婴幼儿在托儿机构受伤后送医。

在维多利亚州、西澳大利亚州和新南威尔士州，托儿机构几乎每天都会报告一起涉及猥亵或性犯罪的案件。而在昆士兰州、北领地和南澳大利亚州，甚至连举报机制都没有。

孩子小 利润大

在澳大利亚，私营机构正逐渐成为托儿行业的主体，而他们往往最看重利润，没有把托儿服务质量放在第一位。

对此，研究社会服务私有化的Gabrielle Meagher教授警告称，这种趋势正以牺牲服务质量为代价。她指出，大量研究表明，营利性托儿机构的整体服务质量低于非营利机构。

目前，澳洲每年新增的托儿中心约有300至400家，其中高达95%为营利性机构。全澳前十的托儿机构中，仅有一家是非营利性质，其余均由私募股权公司、上市企业和国际投资集团掌控。这些企业的核心目标不是儿童福祉，而是利润最大化。

对投资者而言，托儿行业是块“香饽饽”，政府每年会投入数十亿澳元的补贴和拨款，基本上为整个行业兜了底。

“整个行业基本上都靠政府提供稳定的资金支持，而且拨款还不断增加，”Meagher 教授表示。

澳大利亚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ACCC）2023年12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营利性托儿机构的员工薪资低于非营利机构，且雇佣的员工经验不足，直接导致行业服务质量水平下降。

“归根结底，不在员工身上投入，质量就不可能提高，”Meagher 教授说。

对于全澳各地的托儿从业者来说，这些问题早已司空见惯。

Affinity：利润至上 

Affinity Education一家由私募股权支持的托儿机构，在全澳拥有250多家托儿中心，但不少员工和家长批评这家企业，称其把赚钱看得比孩子的福祉更重要。

接受《四角方圆 》栏目采访的一些员工和家长表示，这家公司以盈利为先，严格的财务目标让管理人员不得不在利益和儿童福祉之间做出艰难取舍。

前Affinity托儿中心经理Letiha Loveday回忆道，严苛的盈利目标让她身心俱疲，甚至影响了她的健康。

“每天早上出门上班前，我胃里就不舒服。上班路上，我会带上一套备用衣服，因为十有八九我会在车里吐出来，”她说。

“那种压力让我心力交瘁。”

Letiha说，她最初是从一家非营利机构入行的，在那里资金会再投入到服务本身，员工还能获得技能培训和奖励。

但用她的话说， Affinity提供的是一个没完没了的高压环境——财务指标几乎主导了一切决策。

孩子的入托率、工资成本和营收目标，几乎占满了她每天的工作内容。

奖金与业绩挂钩，要是达不了标，后果会很严重，甚至可能会被安排进“强化组”接受培训。

Letiha回忆道，为了达成目标，她不得不身兼数职——教学、烹饪、监管、营销，样样都得干。

“有段时间，我只能在储藏室里做饭，这样才能一边煮饭，一边看着孩子们，确保他们有饭吃。”她说，

“一切都围着利润转。”

三年后，Letiha筋疲力尽、身心俱疲，最终离开了托儿行业。

Chey Carter 曾在新南威尔士州和堪培拉管理过多家 Affinity 托儿中心，但她很快意识到这种企业文化有毒，最终选择离开托儿行业。

“情况糟糕到，我一度想要轻生……”她坦言称。

现在，Chey经营着一家托儿咨询公司。她说，很多托儿行业的从业者都会找她倾诉，抱怨薪水低、工作压力大。

“很多幼师都被忽悠和洗脑了，觉得自己不配拿到A、B 或 C，或者认为自己的薪资拿得高了，”她说。

“这是个死循环，我们不仅要加班，还没有应有的休息时间，连做文书工作的时间都没有。大家都离开不是没有原因的，”她说。

Chey认为，尽管最近出台了15%的两年工资补贴，但托儿工作者的工资水平仍然很低。

“我做了点调查，发现那些在停车场工作的人都比我们赚得还多，”她说。

Affinity在一则声明中表示，他们非常重视员工的心理健康和福祉，对于听到这些经历感到“非常关切”。

公司表示，他们会继续在各方面保持高标准的运营。

“我们知道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会继续在我们的托儿中心投入时间、资源和资金，造福孩子、幼师和社区。”

Affinity表示，过去三年里，公司已投入超过7000万澳元，用于提升合规性、安全性、看护质量，以及优化系统和流程。

“太离谱了”

过去四年，新南威尔士州教育部发现Affinity旗下的103家托儿中心存在1900起违规事件，其中包括儿童纪律处罚不当和安全标准不达标等问题。Affinity表示，实际违规事件大约为1700起，去年在新南威尔士州的违规案件总数为364起。

其中，位于悉尼西南部Spring Farm的Affinity Kids Academy托儿中心违规情况十分严重。

2024年，新州教育部报告称，该托儿中心有41起确认的违规事件，其中包括多起纪律处分不当事件。

然而，Affinity予以否认，称Spring Farm托儿中心当年只有20起违规事件，并表示，过去18个月一直在与监管机构合作，致力于改进管理系统和流程，确保持续符合法规要求。

一位曾把孩子送到Spring Farm托儿中心的父亲说，该中心发生了多起严重疏忽事件，例如有一天他儿子被呛到脸色发青，还有好几次没有吃到午餐，甚至还有一次他朋友的孩子因喂错奶粉而住院。

这位父亲还提到，他曾听到工作人员对孩子们大喊“把嘴闭上！”，还有一次他看到一名工作人员抓着婴儿的胳膊把孩子拎了起来。

另一个问题是员工流动率高。“他们会招一堆新老师，但不到一个月，新招的老师全都走了，太离谱了，”他说。

一位母亲表示，她儿子脚踝骨折了，但Spring Farm托儿中心没有通知她。

另一位母亲说，她看到一名女孩接受如厕训练时发生意外后，一名幼师拉着女孩的胳膊把她拖过教室。

Affinity确认，过去四年，新南威尔士州一个共向其发出了五份紧急行动通知（Emergency Action Notices），要求立即采取措施应对儿童潜在危险问题。

此外，Affinity还收到了三份“说明理由通知”（Show Cause Notice）。该通知是在实施罚款、执照条件变更、停业或吊销执照等强制措施前的最后一步。Affinity表示，这些问题已经得到整改，并已与相关部门达成结案协议。

Affinity表示，他们与相关部门合作，制定了详尽的改进计划，例如增加员工数量等。

Affinity托儿中心的不当行为问题不仅限于新南威尔士州，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的情况。Affinity承认，过去四年，其昆士兰州的托儿中心就收到了13次紧急行动通知。

Affinity前员工Johanna Hugo说，当她试图向中心经理反映不当行为时，根本没人理会她。

她补充说，只有哪位家长正式向托儿中心和州监管机构投诉，才会启动调查。

在2024年10月与州监管机构的谈话中，Johanna详细讲述了几起事件，其中包括一名幼师教唆20多个孩子殴打一名儿童，并向其吐口水。

《四角方圆》栏目获得了那次谈话的录音。

“她告诉孩子们，‘所有人都朝[男孩的名字]吐口水’……他当时尖叫起来。孩子们确实打了他……当时大约有20来个孩子坐在那里，他们都跪在地上打他，”Johanna 回忆道。

接着她又说道，那名幼师控制住了那个孩子，“基本上是跪在他身上，用手和腿试图不让他动，让他安静下来”。

Johanna在接受监管机构采访后三周遭到了解雇，Affinity称是因为“绩效问题”，但她表示之前从未有人向她提及绩效问题。

她的解雇发生在试用期快结束的时候。

Affinity表示，Johanna的解雇并不是出于报复，而是出于工作表现。

Johanna有超过七年的托儿行业经验，大部分是在南非从事托儿工作，她说自己在Affinity的经历是她职业生涯中最糟糕的一段时间。

“我在Affinity的经历简直是我从事托儿工作以来最糟糕的一段时间，无论哪个托儿中心，或是哪个地方，都没那么糟糕。”

争取透明度

新南威尔士州上议院绿党议员Abigail Boyd花了六个月的时间，协助《四角方圆》曝光托儿行业的不堪内幕。

曾经是一名企业律师的她表示，最令她震惊的发现是，有多少事情家长们一直被蒙在鼓里。

“没人愿意让公众知道事情的真相，”Boyd说。

去年11月，Boyd诉诸议会第52条常务命令（SO52），要求公开部委内部文件，以便审查监管机构如何处理托儿行业的违规行为。

她请求获取的一些报告记录了伤害、忽视、虐待和安全隐患的事件，以及监管机构的回应，例如合规通知、罚款和关闭托儿中心的决定。

“我就想亲眼看看监管机构到底做了多少，确保这些地方真的可以让我们放心把孩子送过去”

她说，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和教育部竭尽全力阻止这些文件公之于众——通过律师施加压力，甚至警告说，透明度本身可能会让孩子们面临风险。

她说：“最糟糕的是，他们找我说了好几次，说‘我让孩子们处于危险之中，因为我只不过是要求他们透明和问责，结果监管机构会被我这样做分散注意力，无法专心履行他们的职责。’”

Boyd只获得了一小部分文件。

但看到内容后，她还是感到非常震惊。

“读到那些虐待事件和监管机构的不作为，我哭了好几次。”

“我感觉心里一阵恶心和恐惧，真的是一种打心底的反感。而这些文件还只是我要求的千分之一而已。”她说。

议会的规定不允许Boyd公开具体细节或提到托儿中心的名字，但她可以大致描述她看到的内容。

“有很多报告提到不当的性接触，很多幼师对孩子非常粗暴，很多孩子摔断了手肘、手腕，还有孩子被踢，被骂，很多不当的限制行为、强迫喂食，甚至有些把枕头压在孩子头上。”她说。

“这只是托儿中心发生事情的冰山一角，还都是那些有了举报和调查的案件。”她说。

今年2月下旬，独立裁定人Keith Mason KC出具的一份临时报告指出，政府和教育部曾试图隐瞒的文件应当公之于众。 

但至今仍未公布。

涉及Affinity的文件也在其中。

Boyd说，她本来打算质询教育部和副州长兼教育与早教部长Prue Car，为什么关键信息不被公之于众，但就在这时，部长宣布了开展内部审查。

但Boyd说，这是政治上的一种障眼法，用来转移公众的注意力、拖延责任追究，把问题淹没在官僚主义的重重障碍里。

“现在每次我问问题，他们就说，‘哦，没问题，我们在进行审查。’就好像这样一说，所有问题都能解决了，但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她说。这个审查没有明确的目标和时间表，也没有保证最终报告会公开。

Prue Car没有时间接受采访。但她表示，政府一直在确保这些文件能及时发布。

“我坚决否认我们曾经阻止过文件的披露，”她说。

她认为，收到违规通报的托儿中心数量增多是因为我们的检查增多了，她下令进行审查，“目的是确认这确实是因为加强了监管，而不是系统性问题加剧的结果。”

新州教育部表示，他们遵循了SO52的规定。

联邦幼儿教育部长Anne Aly没有时间接受采访，但她告诉我们，联邦政府正与各级政府合作，确保儿童的安全。

像在Emily这样的家长眼中，澳大利亚托儿行业的失败不仅仅体现在几串数字、多少案件或文件——对他们来说，留下的是一辈子的伤痛。她的儿子依旧带着创伤，而她也不得不与一个辜负了她孩子的系统做斗争。

“我希望父母们都知道，他们的孩子并没有得到应有的照顾，” Emily说。

“我原以为托儿所理应会把孩子放在第一位，但他们并没有。他们首先考虑的是他们自己，然后才是我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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