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奥斯卡获奖电影，被骂得很惨（组图）

肖恩·贝克的电影总是这样，给我们提供一种难能可贵的平视的视角，不刻意同情，也不流于猎奇。他让我们看到在边缘的锈迹斑斑的地带，有一群人正带着自己顽强的生命力活着。

第97届奥斯卡金像奖落下帷幕，最大赢家无疑是包揽了最佳电影、最佳导演、最佳女主、最佳编剧、最佳剪辑五项大奖的《阿诺拉》，而导演肖恩·贝克及其小成本独立创作的理念，似乎也意味着本届奥斯卡的价值取向。

与此同时，《阿诺拉》在中国观众的评价中并不太妙，接近9万人打出的豆瓣评分仅为6.6分。批评声普遍认为，这不过又是“白男导演意淫”下的“救风尘”故事。

影片讲述的是一个美国脱衣舞娘阿诺拉无意间遇到俄罗斯阔少伊万，继而在实现阶层飞跃之后又快速坠落的故事。在这个老套的外壳之下，是导演肖恩·贝克对嵌在全球化的阶级不平等下的普通人的关注。颇为难能可贵的地方在于，他选择用平视的视角对人物进行真实的去道德评判的呈现。

一个看起来纸醉金迷的打工人故事。（图/《阿诺拉》）

细数肖恩·贝克过往20多年的电影生涯，这是他第5次在作品中关注性产业中的工作者。早在电影工业受政治、社会趋势影响开始注重多元平等之前，肖恩·贝克就一直关注包括非法移民外卖员、无家可归者、跨性别者等美国边缘群体。在维基百科中，肖恩·贝克甚至被誉为“后metoo时代最值得信赖的导演”。不过这回，因为《阿诺拉》，肖恩·贝克在大洋彼岸的观众中并不太受待见。

这让我想到了最近几个月以来的两则热议话题：一则是退役体操运动员吴柳芳在直播间跳舞被指责“擦边”，另一则是《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最近被网友指责为“弱女文学”，依据是“主角在受侵害后用文学自我麻痹，对女性抗争有害无利”。

回到影片《阿诺拉》引发的讨论中，片中主角阿诺拉如果是个中国社交媒体上的网红博主，也有可能被舆论反复煎烤，毕竟作为一个性工作者，她既不是无辜的受害者，也不是聪明的“强女”。

某种程度上，《阿诺拉》受到的指责与这两起事件大同小异——也许在渴望女性得到公正平等对待的同时，人们有意无意排斥残酷而复杂的真实。

风尘女的故事，

也是打工仔的故事

《阿诺拉》其实是一个披着“救风尘”外衣的打工仔的故事。

阿诺拉是一名在纽约布鲁克林脱衣舞俱乐部工作的舞娘。作为移民后代的第一代美国公民，她有着美国基层Z世代的典型特征——她很自我，会叮嘱老板交社保、让工作场所播放符合她音乐品位的音乐，把“I don't fucking care”挂在嘴边，午餐时间有人想跟她调情，她明确打工人的原则：别烦我，现在是午休时间。

作为一名年轻貌美的脱衣舞娘，她深信自己身体的交易价值，即所谓的“情色资本”。她是她自己的绝佳销售，她知道如何对客人微笑、谄媚，好让他们心甘情愿掏钱。镜头一转，让我们跟着清晨刚下班的她，带着疲倦的黑眼圈回到位于铁路旁的家。

阿诺拉深信可以用自己的身体交换价值。（图/《阿诺拉》）

直到一个阶层飞跃的梦幻入口出现在她面前。俄罗斯寡头之子伊万在几次愉快见面后突然向她求婚。面对这样一个诱人的机会，她一方面难以置信，几度试探：一方面又在“难道老娘不配”的心情中接受了伊万的求婚并领证。而在浪漫共度不到24小时的时间，这场好梦很快暴露了它本质上的虚幻。

一场好梦即将破碎。（图/《阿诺拉》）

当俄罗斯寡头的“白手套”亚美尼亚管家托罗斯和他的临时工小弟伊戈尔接到任务后，马上行动要结束这场婚姻。

于是，前面还慷慨浪漫的伊万突然变成小孩，像猴子一样逃出家门。对他来说，婚姻的承诺一文不值，他只想逃避父母的监管，但对阿诺拉来说，这个婚姻却是全部，她已经从脱衣舞俱乐部辞职，她必须为自己争夺权利。接下来就是一段令人捧腹的管家与阿诺拉联手寻找少爷的过程。

阿诺拉的美国人思维告诉她，在这个“自由”的国度，人们能够自由地支配自己的身体与权利；却没想到，即便是在美国，能受到法律制约的大概也只是她这样的普通人，寡头一家的“超能力”并不是拿枪顶着你的头，而是他们知道如何动用人脉，用“合法”的方式把普通人轻松甩掉。

当她和伊万被扣押上私人飞机，在试图向自己的“婆婆”示好的时候，傲慢的寡头夫人的一声“妓女”直接把她最后的幻想打碎了，她意识到自己始终不属于那个上流社会，而她那由情色资本所武装起来的自信和美国身份所带来的自由，在寡头资本面前实在不堪一击。

阿诺拉此刻也见识到了上流社会的荒诞。（图/《阿诺拉》）

坦白来说，这部获奖无数的《阿诺拉》并非肖恩·贝克最好的电影，富人阶层对底层的毁灭性剥削并不是新鲜议题，经典三幕剧的传统叙事加上阶层戏剧性流动的喜剧风格，也让这部电影成为肖恩·贝克最不“现实”的一部电影。

但它难能可贵的，是肖恩·贝克一以贯之的对人的平视。阿诺拉并不是一个完美的受害者。她虚荣，名贵钻石让她眼里发光；她势利，看不起实际上跟她同一阶层的打工人，对可能予以好处的富人极尽谄媚。而她的旺盛生命力在于在受到压制后并不束手就擒，而是嘶吼着疯狂反击，以至于让对手的压制行为显得十分滑稽。

有人说这场打斗大概是影史上最难看的打斗戏，人们毫无章法地撕扭在一起，动作极不协调，但也许这就是现实中的打架，所有人都打得筋疲力尽，很想快点结束下班回家。

很想快点下班的伊戈尔。（图/《阿诺拉》）

在黑色幽默之中，导演对人物的铺陈却逐渐丰富，看起来愚蠢木讷的临时工伊戈尔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展示出对阿诺拉的同情，因此被阿诺拉多次反制。

而管家托罗斯，实际上打着两份工，一边做教会的牧师，一边在有需要时帮寡头干脏活。找人过程中，托罗斯数次无能狂怒，一会儿担心车弄脏了晚上回去会被老婆骂，一会儿又大骂年轻人只会玩ins，整天躺平。这些看似对情节主线无用但又异常真实的细节，也让这个人物逐渐丰满起来。

看到这里，你会突然发现，本应是无辜受害者的阿诺拉吵闹无理、力量惊人，而这几个本应凶恶或愚蠢的亚美尼亚白手套竟然也有可爱之处。

然而，这种对角色去脸谱化的塑造，也考验和折磨着观众。因为去掉了善恶二分，观众可能会由于找不到一个合适的道德站位而感到愤怒和无所适从。

去道德说教的忠实记录

作为一个出身于中产家庭的白人异性恋男性，肖恩·贝克很像个异类，他的电影总是把目光投射到主流之外的边缘人群，让非法偷渡到美国的外卖员、红灯区的跨性别者、奥兰多迪士尼乐园旁的贫民窟母女，甚至是那种我们刻板印象中的“美国红脖子”成为大银幕的主角。

肖恩·贝克展示自己喜爱的电影。（图/Criterion Collection导演采访）

自从2012年拍摄《Starlet》，肖恩·贝克就开始了对性产业工作者持续的关注。那时他开始大量接触性工作者，并和许多人成了朋友，这他才意识到“这个成人世界有无数的故事”希望用讲述普遍人类故事的方法，去消除一直以来对这一谋生方式的污名化。（请注意，讨论性工作是否应当合法化是另一回事）。

对于性工作者，观众很容易先入为主地认为她们以肉体换金钱的工作必然充满着被压榨的痛苦，但这一印象可能也基于对这一群体的偏见。一般影片在呈现性工作者的时候，总会将他们描绘成受害者，强化他们受迫的现实。然而，肖恩·贝克抛弃了这些道德说教，不试图美化或者同情，只是记录主角们的这一份用以获得劳动报酬的工作。

单一苦难叙事不会出现在肖恩·贝克的作品中，因为他清楚，呈现这些人完整的生活和人物世界，而非只展示他们的苦难，观众对他们的感情就不会仅仅落于怜悯。

通过对人物主观的言语、行动的准确捕捉，用类纪录片的方式拍下人物在现实世界多重身份所对应的认知和由此产生的冲突——他的角色们因此有了主体性。

《Starlet》里，怀揣着明星梦的Jane来到加州。为了谋生，她进入了备受身体剥削的色情产业里。片中并不掩饰色情片拍摄过程中对女性的身体凌辱，但拍摄视角并不让人觉得窥探，只是让观众同步感受这种不适和滑稽。

当观众已经酝酿好怜悯的情感，这一过程很快结束。我们看到Jane极其专业地从表演状态中迅速切换出来，以体面的微笑告别了摄制组。这一情节让人诧异，但又具有说服力。

影片《Starlet》聚焦的是Jane和一位八旬老人的故事。（图/《Starlet》）

在《阿诺拉》里，许多人认为影片一开始呈现阿诺拉大量裸露身体的镜头会令人感到不适，但这就是她的日常，身体是阿诺拉这样一名自信的性工作者所引以为傲的资本，况且片子的镜头在呈现这一场景的时候几乎是固定机位拍摄。而镜头在移动中，也时刻引导观众关注阿诺拉的行动和感受。这些都给角色赋予了主体性，也尽量营造氛围使观众充分共情她的虚荣、恐惧、欲望、愤怒和最后的破碎时刻。

肖恩·贝克的作品中评价最高的一部则是《佛罗里达乐园》。但即便是这部电影，一定也有一些观众，会在一开始对于吐口水、满嘴脏话的小女孩梦妮没有太大好感。

然而，随着各种事件的细致展开，观众陪伴梦妮编织“乐园”幻梦的时间积累，很可能就会对她改观，或说多了一层认识。而乍看之下非常不知好歹、没心没肺的母亲海莉，也间歇性地努力着，她旺盛的生命力背后也有可爱与率真。

一对贫民窟母女的故事。（图/《佛罗里达乐园》）

最极端的案例应该是《红色火箭》里，肖恩·贝克把关注的目光放在一个在人们看来是某种典型“美国红脖”的中年男子迈奇身上。这是个彻头彻尾的人渣，是一个日常生活里我们不屑于去看见和理解的人。影片前半段，我几乎是皱着眉头看的。

故事发生在美国保守州得克萨斯，年老色衰的A片演员迈奇从好莱坞落魄归来，企图东山再起。看到这里，你会想象，“make America great again”也许会是他的口头禅。他有着神经大条且近乎愚蠢的天真，而另一面则是他吸血鬼一般的本性。他熟练掌握偷换概念、自吹自擂的话术，以俘获他人的良善和好奇，最后加以利用，在东窗事发的时候让别人成为替罪羊。

A片演员梦想东山再起。（图/《红色火箭》）

在前妻一家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之后，他的目光放在少女“草莓”身上，试图以爱之名引诱她出演成人电影，自己则以经纪人身份从中获利。而其中难能可贵的是，我们看到了迈奇的谋算之外也不乏被草莓真性情所感染的时刻，而少女草莓本身也并非一个纯真可口的猎物，作为一个十几岁的少女，她渴望脱离无聊的家庭、无聊的恋爱，她对未来有自己的想象。

庆幸的是，迈奇的肮脏筹划最后并没有成真。可当故事接近尾声的时候，面对这样一个烂人，我仍然会为他对生活如此热忱、为自己不切实际的梦付诸行动，最后却仍旧一场空而感到难过。这样的奇怪观感十分挑战人，它把观众抛进了一个道德模糊地带，让人不得不重新反思，也许所有的对与错之间，施害者与被害者之间，存在着广阔的可能性。

肖恩·贝克的电影总是这样，给我们提供一种难能可贵的平视的视角，不刻意同情，也不流于猎奇。他让我们看到在边缘的锈迹斑斑的地带，有一群人正带着自己顽强的生命力活着。

而影片中人物的塑造之所以能够站得住脚，也与创作者的田野调查基础、吃透一个街区的工作模式分不开。肖恩·贝克几乎自己包揽剧本、剪辑、导演等工作，他的最大诉求，就是尽量真实地呈现人物。而这反过来也在考验我们：究竟能不能看见、愿不愿意理解主角们的处境？

肖恩·贝克式的梦幻时刻

有人将肖恩·贝克的电影归类为浪漫现实主义，我猜很大原因在于他的现实主义电影结尾处，总有一个梦幻的、温存的结尾。

然而这与大团圆结局并不是一回事。

在《佛罗里达乐园》里，即将被社工带走的小女孩梦妮心碎地哭着向好朋友告别的时刻，那个不知道如何安慰朋友的小女孩拉起梦妮的手，一路冲向了她们长久以来梦想进入的迪士尼乐园。但我们都知道，现实中，迪士尼的大门并不向所有人敞开。

这是影片里梦妮第一次哭，而此时影片也到了尾声。（图/《佛罗里达乐园》）

而在《阿诺拉》结尾处，女主被富豪家眼睛都不眨地踢出他们的生活，钳制她的临时工伊戈尔开着自己的小破车送她回家。告别时刻，他将那颗富人遗落的钻戒交给了阿诺拉，告诉她：你可以拿去卖钱。

阿诺拉愣住了，下意识地想以身体回报伊戈尔。但伊戈尔竟然拒绝了这一性的馈赠，他只想要一个拥抱和吻。相比起性，拥抱和吻更是一种情感的交流的信号。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时刻，阿诺拉突然歇斯底里地拒绝了这个吻，开始崩溃大哭。

表面上，这看起来像一个坠落得粉身碎骨的妓女，最终被一个真诚男人的爱拯救的故事，这也是许多人判定这是一个救风尘的故事的原因。但这个结局实际上拥有更为丰富的意涵。

阿诺拉的哭，并不是单纯的感动，更根本的原因在于，伊戈尔的行为，打破了她一直以来的以身体交换报酬的价值观。一个平等的关怀意味着她最终也沦落为和伊戈尔一样的平凡人，这是她梦碎的最终时刻，但与此同时，这个哭泣也意味着某种人物的觉醒——人与人的真诚情感，无论是爱情还是其他，也许才是她作为无产者最珍贵的也是最有抵抗力的东西。

阿诺拉的哭意味复杂。（图/《阿诺拉》）

情感逻辑的出现，意味着他们不再玩权力和资本运作交换的游戏——电影在之前也已经向我们揭示了，那看似法力无边、财富无限的寡头富豪一家在情感上空虚溃败的事实。

肖恩·贝克式的结尾，也许并不是一个happy ending（因为主角很难脱离困境），而更像是beginning，是一种意味深长的，根植于人与人之间的，联结的开始。

相比起那些带着上帝视角批判社会现实，将主角们玩弄于股掌之中的电影，我更喜欢肖恩·贝克和主角们一同经历无助，再种下一点点的可能性。在当下，我们会发现重建人与人之间信任的重要性。

回过头看第97届奥斯卡颁奖典礼，它发生在一个尴尬的时期，全世界还未从一场白宫的荒谬争吵中缓过神来。而再往前，美国大选刚落下帷幕，特朗普和科技寡头马斯克以超高效率把美国乃至世界搅得浑浊不清。现实已然比电影更具有戏剧性，还有人在乎小金人花落谁家吗？

百年来电影工业男性主导的传统叙事分崩离析，而进步主义价值指导下的电影又总是在对议题的关注中失去了故事的现实张力。人们对电影的疲惫感越来越强，如何把人们重新聚集到大银幕前？

这届奥斯卡最大赢家肖恩·贝克和他的《阿诺拉》似乎代表着美国电影学院的某种方向，同时它也是去年夏天戛纳金棕榈奖的选择。这两大电影类奖项，似乎都在肯定肖恩·贝克和他对待电影的方式。

在《阿诺拉》的创作中，肖恩·贝克依然用田野调查般的严谨吃透街区人群，以难得的同理心关注边缘人物。同时这也是他第一次回归到类型电影（神经喜剧），用好莱坞古典主义的叙事（三幕剧的起承转合）保证了电影的可看性。

从二十几年前开始创作电影，肖恩·贝克一直坚持超低成本的独立电影创作的方式。当年他的成名作《橘色》为了降低成本以及实现街头记录的效果，使用手机拍摄，成本只有不到12万美元。即便是成为作者导演之后，他依然坚持不用大明星，保持低成本制作。

大获成功的《佛罗里达乐园》只用了200万美元，《阿诺拉》用的也都不是好莱坞熟悉面孔，成本只有600万美元。相比起动辄千万亿万的好莱坞电影拍摄成本，肖恩·贝克简直是美国电影制片界的无产阶级。

在奥斯卡颁奖典礼这样一个明星豪门云集的盛宴中，肖恩·贝克用如此低的成本撬动了如此高分量的几个大奖，本身也很像一种讽刺性极强的黑色幽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