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7”会议上无法被忽视的中国民营企业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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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2月17日，中国最高领导人在一次空前高规格的专门会议上与一批民营企业家代表见面。此种情形，要说像上个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职典礼上亿万富翁们的观礼，其实更像中国“文革”后被“平反”的老干部们的“第二次握手”。

与马斯克、贝佐斯等簇拥观礼、左顾右盼的情形不同，这次在人民大会堂就坐的中国企业家代表却像一群小学生，聆听领导的训话，然后汇报公司的发展。

尤其是，在这些“头部”企业家的“汇报”中，只有信誓旦旦的表决心，完全不见有关民企困境、产业政策、法律和政治问题的建议，连过去四年一直惊魂未定的马云在这次座谈会上也没有得到发言机会，似乎叼陪末座就已经算是恩宠了。以致于，17日会议结束后的几天，中国资本市场反应平淡，连大红的DeepSeek相关概念股票也没有因此再涨一波。

会谈无助民营企业困境

对处于困境边缘的整个私营部门的企业主、投资人和劳动者来说，会场上的花瓶企业家们和讲话代表不了他们。如这两天在微博上的署名评论所说，他们希望的是看到政府“从最基本的做起，别说什么高大上”。而七年过去了，这些问题不仅没有解决而且让几乎整个民营经济已经形同枯木。他们不仅得不到与会企业家被赐的黄马褂，恐怕也没有多少时间庆幸劫后余生了。

因为，如果回顾过去十余年中国民营经济经历的艰辛，就不难发现，在所有桌面上的问题之外，在2018和2025两次企业家座谈会和预期中的《民营经济促进法》之外，在新冠疫情结束等待了两年多以后，一个本可以重新塑造团结和信任的座谈会再一次令几乎所有人失望了，中国民营经济面对的基本面几乎没有任何变化。

首先，就中国民营企业家们过去十几年所受的巨大“委屈”来看，这个群体亟需一次集体性的“政治平反”，包括恢复他们的集体名誉、归还他们被官僚权贵侵吞的财产、从宪法高度肯定他们的政治地位，从刑法层面保障他们的人权。

主政者不愿承认路线错误

而“2·17”会议上，中国领导人的讲话当中最重要的信号，或许不在于他如何重述民营经济的贡献，而是通篇强调责不在他：主政者顾左右而言他，不肯承认错误，不肯承认民营经济或者民营企业的困境根源在于他的领导责任、路线错误、左倾冒进。如此前提下，企业家群体毫无被“平反”可言，远不能跟四十多年前中共对“蹲牛棚”老干部的平反相提并论。毕竟，在“第二次握手”的背后是一整个阶级群体重新得到体制内的尊重和待遇，而今天企业家们走进人民大会堂坐在一起充其量就是统战，或者多一些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工具作用。

虽然，在中共历史上类似的遭遇并不新鲜。企业家们与老干部们两个群体的唯一共同点，就是这种被反复折腾的经历，表明中共从未放弃革命时期的恐怖手段或者专政手段，并且以这种手段来管理社会和经济，也用来驯服某些强势群体，无论是旧资本家还是党内干部，抑或知识分子、今天的私营企业主。

事实上，从2012年开始，私营企业主和私营经济就被无数次地当作靶标和替罪羊：最先被当作“扫黄”和“净网”对象，然后被限制“资本无序扩张”，再被呼吁“历史使命终结”，直到“房住不炒”、废止教培行业等具体产业政策。这些对私营经济的污名化贯穿修正主义意识形态十余年，配合着“国进民退”的政治趋势，集结起一批来自航空航天和军工部门的技术官僚，对冲那些改开时代的金融官僚和经济干部。

而在这些明线的另一边，则是中共对民营企业家和私营经济的极度不信任，作为一条暗线支配着中共超越法律的具体政策，形成针对以企业家为中心、打压整个中产阶级、公共空间和自由知识分子的系统性迫害运动。在香港，这一暗线的显露尤为明显，从黎智英到邹幸彤等，被中共看作颜色革命的发动者。整个新兴资产阶级和公民社会都被视作党国的最大威胁，而欲分步、分阶段、分群体逐渐消灭、控制之。

民营企业家背后的隐形力量

所以，人们看到，中共对私营企业家群体尤为忌惮，担心他们的政治觉醒并且寻求结社、组党或者分化党内力量，因而不惜重手清洗这一群体，包括清洗党内代理人如孙政才等。至于那些为民企呼喊至今仍身陷囹圄的任志强、孙大午、李怀庆等和以高智晟为代表的一批为企业家辩护而被迫害的人权律师群体等，都成为被“猎巫”、被“捕捞”的对象。

类似的，中共“房住不炒”的政策则在于消减整个中产阶级的财富存量，借此防止他们在海量财富基础上的政治诉求；对教培行业和国际学校的打击、在教科书和公共文字的净化等同样初心如此，试图切断最后一点自由主义纽带。

当然，当中共内部已经失去了依靠“七千人大会”的党内民主或者“抓捕四人帮”的政变来纠错的机制之后，避免这一错误最终酿成巨大灾难的唯一办法就是暂时让步，以策略性的政策调整避免全盘失控。

只是，所有迹象都表明，历史经验也表明，基本面的根本问题终究是绕不开的。在那些企业家身后，还有看不见的财富、听不见的声音和触摸不到的自由意志，这或许是过去三十年市场经济和国际接轨为今天中国留下的最大的也是隐形的力量，无法被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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