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甸诈骗者“凶狠很多”：王星案后，中港台受害者还原产业全貌及营救困境（组图）

过去一年，许博淳本已很少再做恶梦，但当中国演员王星被骗到缅甸的事件被曝光后，他在手机刷到当地的各种画面，夜里又开始辗转反侧，睡不好了。

今年39岁的他一年多前经历了跟王星几乎一样的事情。

图像来源，BBC NEWS CHINESE

图像加注文字，许博淳在诈骗园区时（左）与获得释放后（右）与家人视讯。

2023年7月，在上海生活的许博淳接下一宗到云南当临时演员的工作，为期三个月。6日，他从上海南站坐36小时硬座火车前往昆明，再转车到西双版纳。抵达当晚，他就被收去手机护照，被持长刀的人要胁攀过大山，越过国界进入缅甸，最后被迫成为诈骗园区一员。

在那里，他目睹生命的脆弱：四人被枪杀，没有业绩的人会被棍子打，“求饶也没有用”。但他没有像王星般幸运，四天就被救出来——这样日子他过了两个多月，家人付了近百万人民币赎金后才获释。

出来之后，许博淳一直做恶梦、掉头发。在那些梦里，他还是站着、被人用棍子往屁股一直打一直打。

2023年8月，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OHCHR）发布电诈报告，指出超过12万人被迫在缅甸进行网路诈骗活动、身在柬埔寨的则有10万人。同年，关于缅北电诈的电影《孤注一掷》在中国上映，触发社会对诈骗园区的讨论，但此后事件慢慢隐没在人们的视野。

一直到王星失踪，大众惊觉缅甸诈骗死灰复燃。李玲是意大利威尼斯大学亚洲和北非研究所博士生，长年关注东南亚诈骗产业发展及受害者支援。她告诉BBC中文，诈骗犯罪其实一直都蓬勃发展，各地园区之间均有保持交流，“跟2022年相比的话，（规模）都有变大变多”。

她还提到，与柬埔寨不同，缅甸在2021年爆发军事政变后，军政府机构“完全分崩离析”，这导致他国政府、非政府组织难以介入救援，而当地受害者受到的暴力对待，也比柬埔寨的“要凶狠很多”。

图像来源，Getty Images

图像加注文字，2019年缅甸出台“赌博法”，允许外国人开设赌场，也给诈骗产业提供了便利。

高薪工作成鱼饵

许博淳接临时演员的活将近十年，他视这为谋生的一种方式。2020年疫情爆发后，他全职从事临时演员职业，接这种活就变得“好像家常便饭”。他原本在一所教育机构任职，上海封城后被裁员。

2023年6月底，他在微信群里看到一个去云南的招募，号称月薪一万元人民币。他算过，如果能在剧组待上两到三个月，包吃包住，既可以缓解生存压力，也能攒下钱，“防止现在大环境的不确定（性）”。

他7月初从上海出发，花了近两天时间才到达西双版纳的集合点。当时夜幕降临，许博淳发现还有四个跟他一样来“工作”的人，负责人点好人数后，就把他们载到一处山脚下。一下车，“除了月光看不到任何的路灯、工作人员，什么也没有的感觉”，许溥淳才感觉不对劲。

身边的树林里冒出十几个身穿迷彩服的男人，他们腰间别着刀。其中一人开口安抚：“你们不要慌、不要怕。”他说在山的另外一边，有许多从泰国走私过来的货，需要许博淳他们配合，“去背一下”，“来回就两三天的时间”。

一说完，这些人就拉着许的手往前走了。许博淳形容，那不是正常的山路，满是溪流石子，走没多久，“鞋子湿透了，大腿也蹭了很多泥土”。但“迷彩服”不让退出。

歇息的时候，许博淳问那四个人为什么来。当中一人回，“大概是一周前，他们的老乡回家请吃饭去唱KTV，说赚了很多钱，就是（因为）这种背货，然后介绍他们来。”

图像来源，Getty Images

图像加注文字，不少中国受害者从云南省跨越中缅边境被骗去园区。

经济下行导致的生活困难，促使人们出外谋生。

2023年11月，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一份治理电诈工作报告，当中数据显示，中国检方以电信网络诈骗、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以及掩饰、隐瞒犯罪所得三类罪名起诉的25.3万多人中，53%人没有稳定职业。值得留意的是，有31%的犯罪者年龄在25岁以下。报告形容，在校及刚毕业学生逐渐成为犯罪集团的吸收对象。

李玲曾经在2022年到2024年间，对中国电诈幸存者（从缅甸逃脱的人）进行追踪调查。她接触到的100多人中，超过一半年龄在25岁以下。

“现在（中国）大学生或中专生就业率是非常低的，那也促使他们想出国去谋生路。”2023年6月，中国16至24岁的青年失业率攀升至21.3%，创下2018年有统计以来新高。

除此之外，李玲还发现受害者来自的省份变得更多更广。“之前的话，很可能我们遇到的大多都是像江西、云南、广西、广东，然后最近我们都会有遇到东北三省。”她猜测，当邻近地区的人们变得有警觉，诈骗者也开始把手伸向更远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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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加注文字，缅甸诈骗团伙集中在三个地区：缅北老街、金三角地区大其力，还有缅东妙瓦底。

骗子“杀熟”渗透各个微信群

走过好几条泥路、坐过摩托车、大卡车，两天过去，许博淳一行人最后抵达缅北效区一家农家院子 。

他这样描述第一眼的情景：院子是密闭的，看不到光。30多个穿着绿色服装、有长步枪和电棒的缅甸雇佣兵，围着七、八十个赤脚蹲在地上的中国男人。他们都戴着手铐，很多看着像未成年，“有的趴了墙正在被打”，拿棍子打人的是华人。

许博淳说，那个院子是一个“人口贩卖中转点”——每天都会有园区的代理来挑人。每个人刚到院子都有一个标签，他自己的标签是“许博淳7月11号”。他还听过一个传闻，如果30天没被选走，这人就会被送到妙瓦底或是医疗船上进行器官交易。

除了等人来挑，许博淳说，这些华人会用被困者的手机强行刷脸解锁，“第一步是把你的支付宝微信各种钱刷走，第二步是强行的用你的手机做贷款。”他见过人反抗，结果有四个人在他前被枪杀掉。BBC目前无法查实这种行为。

第三步，就是加入被困者的微信群。诈骗团伙里的华人会用小号潜入受困者手机的微信群中，观察不同讯息，时间久了再慢慢发去各种虚假的讯息，骗人过来。

不断学习语术，是骗人的一个关键。李玲也感到，诈骗已经到了一种“防不胜防”的状态，人们不是说有警觉性就可以，“王星这个事件如果你去细挖它的话，你会发现他们（骗子）用的是非常业内的语术。”

图像来源，BBC NEWS CHINESE

图像加注文字，2024年12月25日，台湾火舞表演者谢岳鹏经泰国被骗到缅甸诈骗园区。

诈骗渗透进各个行业且不限于中国大陆的华人圈。像许博淳被骗去云南的通告，一开始表明是“S级的大制作”，“大演员、大导演、大制作”——这让受害人觉得，保密是必然的。所以到达云南后，对方要求交出手机身份证，他也没有任何怀疑。况且接到通告，他还要先经过一轮面试，“他有要求身高，然后年纪不要太大，也要求能说一些台词”。

去年12月，台湾火舞表演者谢岳鹏在Facebook社群“街头艺人资讯交流平台”看到出国表演招聘。贴文中写的是繁体字，应招流程跟平常在台湾接洽的一模一样，留言区也有很多业界朋友留言。

在私讯后，对方能出示交通安排以及跟人员交接的详细安排，“我觉得真的蛮像台湾人”，谢岳鹏于是没有怀疑地登上飞往曼谷的飞机，落地后坐上七、八小时车，直到从湄索坐木船过了河，才知道出事了。

“因为对方说的语言已经不一样，也有军人拿着枪、全副武装在那边，然后他们身上贴的国旗也都不一样了，”谢岳鹏感叹，“那时候才开始觉得说：啊，惨了，大难临头了。”

“这个很可怕，”李玲感觉到，诈骗集团找了各种外包人员，写出不同的招聘案——有的时候，这些外包人员甚至不知道是为诈骗而写。更重要的是，在她接触到受害者中，有人更是从“58同城”等正规求职网站找到工作，最后才知道被骗。

图像来源，Taiwan CIB

图像加注文字，台湾火舞表演者谢岳鹏在Facebook社群“街头艺人资讯交流平台”看到的出国表演招聘。

越来越嚣张的园区

除了诈骗招数层出不穷，园区每次转移地方，都变得越来越猖狂——这跟它的发展历史相似。

1990年代初，台湾兴起电信诈骗产业，后来扩散到中国福建福州。但自2009年两岸签订协议共同打击，诈骗基地就转到东南亚。当时菲律宾、柬埔寨开放赌牌，为网络赌博诈骗提供了温床。

据澳洲墨尔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讲师方易仁（Ivan Franceschini）与李玲等人的实地研究，从2010年代中期开始，原本只在住宅单位或酒店运作的诈骗公司聚在一起，共享设施，形成现在的“园区”模式。

2019年，柬埔寨颁布“禁赌令”，诈骗集团又要转移。那年，缅甸出台“赌博法”，允许外国人开赌场，变相给诈骗产业提供便利。于是团伙慢慢在缅甸三个地区集中：四大家族控制的缅北老街、金三角地区的大其力，还有KK园区所在的缅东妙瓦底（Myawaddy）。

近年，中国警方不断打击缅北诈骗，到2023年成功逮捕“四大家族”头目。今年11月，中国公安部发布消息，称近缅北地区规模化园区全数被铲除，但同时表示涉诈人员向南到了妙瓦底等地区。

珍尼弗（Jennifer Wang）是全球反诈骗组织（GASO）顾问，她以“音乐椅”形容产业行动，“今天这里不行了，我就去柬埔寨，柬埔寨不行了，我去菲律宾，来来去去都是同一个集团在搞诈骗，结构全部一模一样。”

她指出，园区的运营全由物业管理公司负责，要转移地方时，诈骗集团也“只是搬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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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加注文字，2021年，缅甸军方发动政变后，武装抵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近年缅甸不稳的局势，也让集团变得肆无忌惮。

2021年，缅甸军方发动政变后，武装抵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军政府的力量压不住它们——2022年9月，全国330个乡镇中，军政府只控制了不到四分之一。

许多园区都有武装提供保护伞。以王星所在的妙瓦底为例，那里位于缅甸东南部的克伦邦（Kayin State），由克伦边防军（BGF）力量占据，官方难以靠近，“我做什么东西反正都没有人管，我肯定是越弄越嚣张，”珍尼弗说。

在院子待到第23天，许博淳终于被选走。他被带到果敢老街“红莲宾馆”。据他提供的照片，宾馆外观就像大陆其他小县城的老旧宾馆无异，但从外部看去，每扇窗户都安上了一层很密的防盗铁窗。

许博淳记得，宾馆一共有七层，每层楼有两个诈骗团队、各100人，“基本都是中国人”；另外还有二、三十名缅甸人持枪看管。工作时间从早上十点半到凌晨两点，每人会被发一台电脑、四台苹果手机，保持20个帐户在Instagram上跟人聊天，诱骗他们投资泰达币（USDT）。

每天会有两顿饭，主要是面条。有一天吃饭，他听到团队领导跟老板说，“你别总是搞你们福建的紫菜汤给他们喝呀”。这让他认定老板就是福建人。

可是他很快就没胃口吃。第一周适应期过后，还出不了业绩的人每天在下班后都被体罚——每个团队折磨人的方式都不一样，“我这个团队是喜欢用棍子从屁股往下打，像我隔壁那个团队喜欢拿烟头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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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加注文字，缅甸东南部的克伦邦（Kayin State），与泰国边境城市湄索（Mae Sot）仅一河之隔。

如何从园区里“捞人”

不过在园区里，每个月至少有一次“报平安”的机会。

8月，许博淳终于能用上电话，在全程被盯着的情况下找好友聊天。他联系上一起长大的朋友，不断聊起自己已经不在的父亲，希望朋友能看出端倪，他又把所在地址发给朋友，然后删除记录。

9月29日中秋节，许博淳再次联系上朋友，但朋友表示：“救你很难……内地警方取证很难，而且跨国沟通很难。”

在发现家人失联后，警方总是民众第一个想到的求助方式，但他们往往在这里碰壁——“不予立案”。王星事件之后，有人在网上整理出一份“星星回家计划”文档，供人填写受害者资料。截至发稿时，文档录得超过1700个个案，当中接近一半人都表示警方“不予立案”。

“成年人的话，首先立案（率）其实是挺少的，并不是你报案他就给你立案，”李玲说，证据对警方来说很重要，“只有你知道是谁卖你，然后你的图片说（显示）你已经被拘禁了，或者受到暴力对待，你才可以被立为‘非法拘禁’的受害者。”

图像来源，BBC NEWS CHINESE

图像加注文字，许博淳作为受害者是以“非法拘禁”立案。

2023年，来自云南的郭小姐一家在接到派出所电话后，才知道17岁的弟弟人在缅甸佤邦。她先去户籍地派出所报警，再致电中国驻缅甸大使馆、驻曼德勒领事馆，但最后都获得没有后续跟进。

过去四年，珍尼弗一直在参与救援工作，她说，碍于行政和外交问题，这过程一般进展很缓慢。

官方救援渠道大概是这样子：在立案以后，所在县的公安要把案子报备省厅，省厅再报给北京，北京要报给外交部、外交部再转给大使馆，然后发出公函，敦促当地警方办案。“如果走到这么远的话，最少都要几个月”，珍尼弗说。

焦急的家属只好转向民间救援队，从园区里“捞人”。

几乎每天，珍尼弗都会接到来自妙瓦底的求助，但她坦言不太乐意接缅甸的案子，“你没有给赔付（赎金）你是出不去的”。

作为非政府救援组织，珍尼弗坚持不缴赎金，她觉得这是一件没完没了的事情，“今天你在缅甸把五个人用赔付的方式搞出来，他同一天不知道在哪里又骗了十几个人进来，这件事情永远是不可能救得完。”

在小红书、抖音、快手上，郭小姐见过不少民间救援队。她进了一些群，发现被骗的人数量庞大，最多的一个群有400多人。她也曾问过价：在佤邦邦康要20到30万人民币，老街要价40万是常态。

香港人阿美（化名）的家人在2024年8月失联。在报警后，她直接收到园区联络人传来报价，说要50万美元（约400万港元）赎金。阿美表示无力支付，对方回复“没有办法”，只好“安心上班”。跟郭小姐一样，阿美也有发邮件联络中国驻泰国大使馆，但获回复事件在缅甸发生，不能处理。

图像来源，Getty Images

图像加注文字，今年11月，中国公安部发布消息，称近缅北地区规模化园区全数被铲除。

不给赎金、官方未能跟进，珍尼弗还有另外一种方法，“就是你把你自己的新闻弄大，希望泰国可以帮你”。

在王星失踪后，其女友在微博发帖求助，获知名演员转发关注。在王星失踪的第四天，泰国警方就表示已成功寻回。珍尼弗觉得网友的猜测有道理，“我觉得就真的就是一通电话而已”。

事实上，虽然泰国对缅甸没有管辖权，但两国关系一向密切。目前许多受害者都是从泰国边境城镇湄索（Mae Sot）过去妙瓦底，泰国对事件也有一定责任。泰国也主宰部份缅甸资源。像妙瓦底的电力就是由泰国提供。

李玲说，“我们一直在开玩笑，就是只要泰国敢把妙瓦底的电给断了，他们就工作不起来。”

不过确实，无论是香港政府还是台湾，在救援方面他们都有寻求泰国帮忙——谢岳鹏最后被告知有人帮缴了3万美金赎金，成功在1月14日回台。过程中，台湾驻泰国代表处、移民署驻泰警官和和泰国观光警察总局有份协助。

图像来源，EPA-EFE

图像加注文字，在王星失踪的第四天，泰国警方就表示已寻获他。

是诈骗犯，还是人口贩卖受害者？

在弟弟失踪的两个月间，郭小姐问过好几位捞人的人，最后在一位家属的牵线下，找到可信的人，花了27万人民币把弟弟捞出来。

跟珍尼弗一样，郭小姐也不觉得弟弟是被“救”出来，“只能算人和钱的交易”，而且她相信这个捞人也是产业链中的一环。只不过那时候，“（赎金）确实是唯一的手段。”

中国官方在救援上没有发挥作用？李玲说，并不完全是。她提到，过去中国面对未成年受害者，也迅速在国内逮捕了人贩子，“中国这边的手续是齐全的”。2024年曾也有未成年人在柬埔寨被困，李玲说，有人带着警方证明直接到了当地，希望把受害人带回家。

那为什么对于其他案件，中国似乎一贯被动处理？李玲认为，说到底，就是中国对人口拐卖案件的不重视。

目前，大陆《刑法》中并没有“人口贩运”罪，只有“拐卖妇女儿童”罪。“他把男性拐卖撇出了这个法律之外，”李玲说，园区大部份都是男性受害者，但中国大陆就是不愿用“拐卖”这个词，接案件的人自然也难以跟进。

另外一个主因，是中国“会觉得他们是罪犯，都是诈骗的”，她说，“如果这个口子（人口贩卖）开下来的话，所有人都会说自己是人口拐卖受害者，那么警方去处理这类案件的压力就会变大。”

但李玲不断强调，确定人口拐卖受害人身份非常重要性。她提到，泰国目前有受害者辨识机制，当中结合了跨专业团队 （MDT）合作，评估受害人是否符合人口拐卖定义——王星获泰国警方确认为人口贩运受害者。

李玲指出，人口拐卖的受害人会得到官方证明文件，不仅降低了回国遭受审判的概率，也能得到非政府组织各种资源帮助。

更重要的是，只有进到这个鉴定程序，专业团队可以在访谈中获得更多的证据，有助整个产业调查，“我们需要知道现在的最新的趋势，在园区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

图像来源，BBC News Chinese

图像加注文字，但许博淳又以违法者身份遭到了处罚。有的电诈受害者同时也成为了诈骗者，令人唏嘘的同时也让援救行动变得复杂。

王星事件之后

王星回家之后，一名国内受害者家属创立了一份电子文档，供失踪者亲人填写。但不到一天，文档涌入大量恶意信息，文档最后在五天内下架。一些海外的中国人又开始在网上创立一个备份。

备份文档发起人“李老师不是李老师”（网名）向BBC说，从家属报警不立案、文档下架、微博禁止评论，都可以清楚看出官方在刻意降温，而文档则希望能起到“向公权力施压的一个作用”。

文档负责人蒋不也说，在帮忙填写文档的过程中，他被庞大的个案数量吓到，而他惊讶不少案例是在2025年1月才发生，“这件事情其实根本没有解决，而且持续不断的发生”。让他更难过的是，有些当事者最久已经失踪七、八年，“可能已经遭遇什么不测，再也没办法跟家人联系了”。

2023年10月，家人透过捞人的中介缴付62万预付现金后，许博淳终于第一次看到太阳。他被载到中缅边境的清水河口岸，在那里家人再被要求付多20万才放人。回国后，因为没有身份证明文件，许博淳被视为非法出入境，遭公安拘留十天，两千元罚款。

直到今天，他没被确认为人口拐卖受害者。

图像来源，Getty Images

图像加注文字，泰国湄索，泰缅边境泰方一侧的铁丝网。

至于许岳鹏，他在被困20天后获救。时间之短，他自己也感到匪夷所思，“我不是国家重要分子，也只是一个普通老百姓。”

回到台湾后，他在朋友家看了电影《孤注一掷》。但电影还没有放完，他就开始崩溃大哭，“一边哭一边发抖”。一个月前发生过的事仍然历历在目，像它当日在园区被打过的疤痕也还清晰可见。

本已淡出公众视野的电信网络诈骗再次曝光，大陆涌现泰国机票退款潮，也间接触发陈奕迅取消泰国演唱会。在于救援组织工作的珍尼弗而言，那是一件“开心的事”，“泰国是靠旅游业来赚钱的，你这样子搞了一波，泰国肯定会做事情（打击），但是他会做到什么程度，我们不知道。”

李玲也问过一些相熟的警察，他们说目前中国公安部也有发文“高度重视”，日后受害人立案可能性会变高，“可能还是非法监禁（名义），但是他一定会受理”。1月22日，中缅泰三国高官召开专门会议，表示就合作铲除妙瓦底电诈窝点“达成积极共识”。

在香港，政府也有加快行动。截至今年1月初，有12名港人仍处身东南亚被禁锢。保安局在1月12日率领专责小组前往泰国跟进，目前已有两人获救。

可是阿美则仍然在等。半年过去，她与家人只联络上三次：第一次求救、生日当天，还有1月1日元旦。

阿美说，事情刚发生的时候，她总经常发恶梦，梦到家人回来了，“但已经死了”。看到政府加快行动，她很有信心家人能够回来，只不过仍然无期。她早早作好最坏的准备——

“假如有一日知道他死了，那只是一刹那的事，但现在（等待）是一个很长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