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政府国安顾问沙利文回顾对华政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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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在四年多的时间里为拜登总统协调对华政策。他曾前往维也纳、马耳他、曼谷等地与中国外交政策最高官员王毅会面，并于去年8月在北京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进行会谈。

最近，我在白宫西翼的一间会议室里与他有了一次谈话，我们讨论了美国政府的对华方针。以下是他的一些评论，为了清晰简洁，我们对这些评论进行了少量编辑。

去年8月，拜登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会见了中国外交部长王毅。 Pool photo by Ng Han Guan

关于特朗普首届政府的对华方针以及拜登团队的政策：

沙利文表示，拜登政府试图“从‘枢纽-辐条’战略和单纯的双边联盟”转变为“在整个地区建立格子结构或关系网络”。

这包括振兴与澳大利亚、印度和日本的非军事四方联盟，以及与日本和韩国、日本和菲律宾，以及澳大利亚和英国建立三个新的美国安全安排。

特朗普政府“当时已经开始围绕EUV（极紫外光刻）技术在半导体制造设备方面做出努力......这是相当非正式的，基本上是与荷兰政府等达成的非正式谅解”。

“我们认为，我们实际上需要一个出口管制制度，并将其付诸实施，然后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他们指出了正确的方向，但在这方面并没有真正的系统性举措。”

“老实说，我们感到我们的国防工业基础存在巨大差距。我们没有对弹药或平台进行必要的投资，因此我们努力阻止下滑，使我们在弹药库深度、潜艇防御、工业基础等方面走上健康、完全健康的长期轨道。”

“另一件事是，新冠大流行以一种非常直观、令人深思的方式，向我们揭示了更广泛的供应链挑战......整个2020年，他们一直在和新冠作斗争，所以，我认为，这是2020年，即将离任的政府和即将上任的政府共同认识到的另一件事。但是，真正开始制定关键供应链战略的工作留给了我们，这既适用于国防工业基础，也适用于关键矿物、半导体、电动汽车电池等更广泛的问题。因此，我们在2021年从零开始建立这些。”

关于试图与盟国就中国问题进行协调：

政府制定了两个“大帐篷”政策，沙利文表示：“在国内进行投资，试图改变中美两国工业和创新能力相对轨迹的动态；在联盟和伙伴关系方面进行投资，从而将对中国战略扩展为真正的地区和全球战略。”

“我们也认识到，有必要让欧洲参与到中国问题上来，以便让这艘船改变方向。”

关于同中国的技术竞争以及先进半导体芯片和设备的出口管制：

“我们的评估是，他们无法获得高端设备意味着他们在中国制造最尖端半导体的能力存在上限，然后他们无法获得各种最高端的图形处理单元限制了他们在人工智能前沿的能力。我们认为这两点都很有效。

沙利文称，出口管制的批评者提出了两个论点，但他都不同意。其一是执行难度的问题。

另一个问题是拜登政府的政策是否推动了中国加速创新。“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很直接：它搞错了时间顺序。我们的半导体出口管制实际上是对中国非常公开、非常系统性地宣布其半导体制造能力本土化政策的一种反应。”

关于如何应对希望在先进技术方面与中美两国合作的国家：

“其中一个层面与中国关系不大，更多是关系到：美国是否会成为人工智能前沿基础设施的主要建设地，还是会实行外包？所以，先把中国放在一边。当我们想到海湾地区或印度时，我们是否希望在今天依赖外国能源的情况下，未来又依赖外国的人工智能数据中心？这与中国的关系不大，而是我们需要一种策略，确保在美国建设足够数量的人工智能计算能力。这肯定会对我们如何考虑人工智能模型、人工智能半导体等产品的出口产生影响。这是一个层面。”

“第二个层面是转移。如果你在第三国拥有高端技术，它会从后门溜到中国吗？要么是硬件，要么是技术，要么是模型权重。”

“在我看来，这个问题有一个切实的答案，那就是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协议，围绕硬件、模型权重和技术诀窍方面制定有效的安全保障措施，引入透明度，这就是我们与阿联酋在谅解备忘录中已经达成的协议，我相信这是一种与该国以及其他国家建立强大技术伙伴关系的可持续模式，它能为美国带来一系列经济和战略优势，而另一种选择则是让它们进入中国的技术轨道，这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

关于亚洲国家希望达成的贸易协定类型：

“在我看来，各国寻求的东西已经越来越个性化。不仅仅是一种广泛的市场准入。而是一个国家在思考其未来经济模式时的特殊需求。因此，我们与这些国家进行的经济对话，以及美国的吸引力，不仅仅是关于我们能否降低市场准入壁垒。”

“让我给你举几个例子。对于日本，他们真正想要的是关键矿产谅解备忘录，这样他们就可以获得通货膨胀削减法案(IRA)带来的好处。这是他们的首要需求，对他们来说，这比一些更广泛的贸易协议更为重要。对于印度尼西亚来说，情况很相似。这就是印度尼西亚所寻求的。从根本上说，他们希望制定一项高标准的关键矿产协议，以确保该国的镍能够流入美国的电动汽车制造、电池生产等领域，并与其他国家合作。”

关于美国工人和产业能否从此前的自由贸易协定中受益：

“那么工人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呢？现在你可以说，工人在其中扮演了角色。他们将获得成本更低的商品，这对他们来说是好事，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对的，所以我并不反对自由贸易。但它必须包含一些东西，关乎美国的工业基础以及维持本土建设能力的理论，所以我认为，通货膨胀削减法案以及与日本达成的关键矿产协议等等，是对未来自由贸易更理性的思考方式。”

关于沙利文在与习近平和王毅的会晤中了解到了什么：

“我想到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与习近平的会晤中谈到的——这一点在拜登总统与习近平的会晤以及我与王毅的会晤中也进一步得到了强调，但不时间断——我认为，在我们上任时，中国的观点是：如果你要与我们竞争，我们就不会与你合作，我们也不会有沟通渠道。你不可能两全其美。你必须做出选择。我们只是坚持我们的理论，那就是有管理的竞争：我们会竞争，我们会激烈地竞争，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应该在竞争的同时找到符合我们共同利益的合作领域。而且，为了负责任地竞争，我们必须在各个层面进行沟通，包括保持军事交流。”

“在我们离开时，中国至少暂时采取了管理式竞争的方式，不是通过言论，而是通过处理关系的方式。我们已经找到了可以合作的领域：禁毒、人工智能、核风险和气候变化。我们保持着持续的沟通，包括军事交流，我们正在竞争，显然是很激烈地竞争，但这种关系仍然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因此我们目前还没有处于螺旋式下降的边缘。这是过去四年中双方在如何管理彼此关系方面发生的重大变化，它与我们如何管理双方关系的理论相一致，中国现在也效仿了这种管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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