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流行病学前首席科学家曾光追忆往昔：美国访学邂逅卡特总统（组图）

30日，中国流行病学前首席科学家曾光追忆卡特总统时说：1985-1986年我受国家委派赴美访问学习一年，我选择到位于亚特兰大的美国疾控中心（CDC）。在美国疾控中心访学期间，我受该中心推荐，被美国前总统卡特（Jimmy Carter）邀请，参加了卡特中心主办的「全球卫生咨询会议」，会议前后共接到他写给我的三封亲笔信，此后又意外接到与卡特总统夫妇合影的照片，照片上有卡特夫妇亲笔签名的祝福词。这些是他对于我个人的肯定，更是卡特在总统任内与中国建交后，继续促进两国公共卫生交流合作的一段历史见证。

我是最早到美国CDC访问学习的中国大陆人之一。为了表示对中国的友好，CDC副主任科普兰（Jifer Koplan）先生亲自到亚特兰大机场接我，对我非常热情友好。学习伊始，我就被安排参加了该中心主办的流行病学情报服务（EIS）培训班。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前首席科学家曾光。（网络图片）

EIS是美国CDC培养业务领导和骨干的摇篮。EIS培训班每年招生一次，学制两年，学员全脱产学习。美国特别重视公共卫生人才的培养，EIS学员的待遇很好，学员工资是博士后的两倍，毕业以后可进入美国CDC的专家系列。他们既是公务员身份的公共卫生专家，又可以穿海军军服、授海军军衔，在CDC的地位很高。所以，EIS培训班吸引了美国很多精英人才，许多临床医生争先报考EIS。

我列席了1985年EIS培训班第一个月的暑期课程。培训班安排的大课教学时间很少，85%的时间是案例教学，分组演练某个现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后如何应对。由往届的EIS毕业生作辅导老师，组织新学员们实习讨论。十来个学生分成一组，在老师的启发下，模拟经历公共卫生案例的全过程，如接到疫情报告，逐一讨论该公共卫生事件的性质，应对原则和步骤，赴现场前需要做什么准备；到了现场后，有初期发现后讨论，调查思路等等。其中的关键是如何产生假设和逐步验证假设，直到得出最后的结果。老师启发学员们开动脑筋，发言时大家七嘴八舌，假设的观点无论对错都要讲出来，然后带领大家启动科学思维，把一个一个假设去证实或排除。

通过列席培训班，我认识到EIS培训，很值得中国借鉴和学习。但是，仅仅参加一月，对EIS的了解有限，最重要的是要观摩现场基地的实战实习，这样才能观摩到EIS的全貌。当时我还有一个愿景，和EIS学员一起到CDC的各州基地去，了解美国流行病防控策略是如何落实的，如美国普通老百姓享受哪些公共卫生服务？儿童打哪些疫苗？流感来了怎么办？如何关照公共卫生脆弱人群？以及如何对外国移民健康管理等等。因此，暑期课结束后，我立即提出申请到美国疾控中心在各州的基地访问学习。

经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院长陈春明批准，美国疾控中心帮我联系到康涅狄格州（Connecticut）基地。该州的首席流行病学家赫德勒（Jim Hedler）主任愿意接收我，他知道我最大的困难是没有考察经费支持，就和同事们商量，让我在康州三个月访学期间，在基地工作人员家里每家住一周。这样不仅解决了我的住宿问题，而且使我深入了解一个个美国家庭，与他们建立了亲切友好的关系。为了回报他们的关怀，我为他们生动地讲述「白蛇传」、「聊斋」等中国民间故事，深受他们欢迎，有多家举办家庭聚会，请来他们的亲朋好友请我把故事再讲一遍。这段经历让我切身体会到，美国的科学技术发达，中国的文化底蕴丰富，双方各有优势。

CDC：图为2022年4月19日，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亚特兰大总部外的标志。（AP）

康州基地的同事们了解到我在国内负责全国传染病疫情监测工作，赫德勒主任特地为我召开了小型新闻发布会接受记者采访，主题是介绍中国传染病防控情况。由于西方国家的长期封锁，西方媒体上对中国公共卫生讯息匮乏，他们对中国既好奇又质疑。我对中国的传染病预防控制很自信，作为中国该项工作的负责人，希望让美国新闻媒体了解中国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如何消灭天花，预防控制血吸虫、小儿麻痹、麻疹、白喉、百日咳等烈性传染病的。总之，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便同意了同事们的建议。

没想到在发布会上，美国记者只关心有挑战性的问题，一位记者说：自己以前问中国卫生部官员中国有没有性病，卫生部官员说中国没有，现在我问你，作为传染病监测专家能否讲实情。我回答他：「中国有七八亿人口，如果知道八亿是多大的数字，就不该提这个问题，肯定是有的，况且香港台湾都是中国的，能说没有吗？」记者接着追问：大陆有没有？我回答：「大陆也有，但是性病的问题在中国还没构成严重的公共卫生事件，我们还没列入法定传染病开展监测、资料收集，不过我预计很快就要开展了，因为我们现在对外开放，西方社会的人都过来了，性病就要传过来了，我们很快就要启动性病的监测了。」

出乎我的意料，小小新闻发布会的影响之大。除了康州媒体，当晚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ational Broadcasting Company）的晚间新闻也报道了，美国几家华人报纸上也全都全文报道。媒体把我的头衔写的还不一样，有的甚至误说我是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院长。我很紧张，马上给中国驻美大使馆打电话。文化参赞非常重视，详细问了发布会情况，找来了这些媒体的报道。看过这些报道之后，参赞回电给我，赞不绝口，认为我回答得太好了，表示如果以后美国人问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他们也要像我一样回答，并且说，记者报道把我的官衔写得越大越好，媒体传播的越广越好，如果国内有误解，大使馆可以为此事作证明。

这次事件，是我赴美访问学习期间经受一次难得的历练，我为自己初次与美国新闻媒体交锋，既能够实事求是又能机智地捍卫中国公共卫生的荣誉，而感到自豪。

在康州工作三个月之后，我回到了亚特兰大的美国CDC总部。总部组织的一次学术讲座，邀请了美国非常著名的肝炎专家比斯利（Palmer Beasley）。他专门研究华人肝炎问题，因为华人患肝炎的比例是世界最高的，特别是中国当时被称为「乙肝大国」。中国的乙肝病毒携带者高达10%左右，而感染率（有乙肝病毒的抗原或抗体）更是高达60%左右。

乙肝疫苗被纳入初生婴儿的疫苗接种计划中。（视觉中国／资料图片）

大家都对比斯利的讲座非常感兴趣，当时座无虚席，大厅里都挤满了人，走廊上也站着人。比斯利的研究基地设在台湾，研究合作者是台湾卫生署的署长，那位署长和他一起来美国疾控中心，坐在报告厅的第一排。

当时西方流行的一个说法是中国大陆肝炎多的原因是赤脚医生消毒不严格导致的。比斯利的研究认为，不见得是这样，因为在美国、英国、南非的华人肝炎比例也高，中国大陆肝炎比例高不能说与中国赤脚医生没关系，但至少还有其他的原因。他在报告中还提到一个观点，华人肝炎病例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一以上，特别是乙肝，但是华人肝炎只在台湾得到有效控制，因为台湾大规模接种了美国疫苗。

我听到比斯利的这个观点，心里非常不舒服。在他讲完之后，大会主持人将最后一个听众提问机会给了我，因为我是在场的唯一一个中国大陆学者。利用这个机会，我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谢谢你对华人肝炎做的这么多研究工作，我作为中国人，感谢你的贡献。我相信你的研究是科学的，你提供的数字是可信的。你刚才提到台湾采用美国疫苗，才有效控制了肝炎的流行。可是美国疫苗的价格，我们大陆肯定承受不起。但是，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中国的乙肝血源疫苗已经研制成功了，我们可以大规模生产并投入使用，我坚信，再过几十年，您今天说的数字就要被颠覆了。」

我的讯息来源于中国驻美大使馆给我们访问学者邮寄的《人民日报》、《中国建设》等报纸杂志，在这次讲座之前，我刚从在报纸上看到中国的乙肝血源疫苗研制成功的讯息。我一发完言，全场都热烈鼓掌，在美国CDC产生了重要影响，一连好几天都有美国朋友与我握手，称赞我的发言，祝贺中国乙肝疫苗研制成功。

这次讲座之后的一天，我突然收到一封来信，这是一封会议邀请信，内容是：鉴于您卓越的学术成就，邀请您参加「应对新老挑战的全球卫生咨询会」（Risks Old and New: A Global Consultatioh on Health），署名是Jimmy，非常简单，没有姓氏全称，也不署任何头衔。我不知道Jimmy是谁，就把这封信拿给部门领导看，他惊讶地说：美国人都知道只有一个Jimmy写信不署头衔和姓名，那就是吉米·卡特（Jimmy Carter）总统呀，我给他写过四封信都没收到过他的回信，我真羡慕你！

1979年，中共领导人邓小平首次访美，与时任美国总统卡特会面，开启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道路。（网上图片）

后来我才知道，卡特卸任总统之后，在亚特兰大的艾默里大学设立了卡特中心（Carter Center），他的想法是让卡特中心在两个问题上发挥作用，一个是全球公共卫生，另一个是裁军。卡特亲自签名的会议邀请信，源于这次肝炎讲座上我的发言。美国CDC帮助卡特中心筹备这次全球卫生咨询会，科普兰副主任向卡特中心推荐的美国CDC代表团人选中，特别增加了我一个中国访问学者，因为我对Beasley先生讲座的评述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认为我很有能力，参加这个会议可以受到锻炼。

全球卫生咨询会邀请了全球多国代表团参加，苏联代表团、非洲国家代表团等都是卫生部长带队。中国派了两个代表团，一个是崔月犁部长率领的中国卫生部代表团，另一个是季宗权副主任率领的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代表团。

正式会议分成了若干组，有传染病组、营养卫生组、环境卫生组、妇幼健康组。每个组都有一个联络员，实际上就是组长，联络员都是美国最有名的公共大学卫生学院的院长，像哈佛、霍普金斯等大学的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卡特一邀请就都来了。

卡特中心布置各组讨论一个共同问题：卡特中心能为世界公共卫生做什么？各个小组都围绕各自的专业领域提出卡特中心能做些什么，各组联络员向大会报告小组讨论意见时，都希望卡特中心在本领域发挥作用。由于我是个小人物，组长一字未提及我的观点。

待各组汇报完毕后，大会主持人，即卡特任总统时的卫生部长问其他人是否有补充意见，我举手要求发言，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上面各个组长的发言我都不赞成，卡特中心能做什么与卡特中心的性质有关系，那么，卡特中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我上台发言时，卡特就坐在第一排正中间，认真聆听我的发言。我自问自答：「卡特中心最大的特点就是吉米·卡特。卡特是政治家。要做好全球公共卫生需要三个条件：

第一，需要技术，各公共卫生学院、美国疾控中心都已经站在技术顶峰了；第二，需要钱，这次会议美国好多财团都来了，他们有钱；但是如果只有技术和钱，没有好的政策，老百姓仍然享受不到公共卫生服务。所以，第三个条件就是需要公共卫生政策。卡特中心既没技术又没钱，但是它能发挥很大的作用，它可以研究怎么把这些技术和钱用到发展中国家、用在老百姓的公共卫生政策上，希望卡特中心组织研究和推动这样的政策。只有这个才是卡特中心能做的，也是它应该做的。」

这是2015年5月6日在美国亚特兰大卡特中心拍摄的世界中国学论坛现场。 新华社记者鲍丹丹摄

我发言后，大会主持人征求了卡特的意见，然后做了会议总结，他的总结基本重复了我的观点。会后，主持人跟我说，卡特说今天会上的发言他就赞成我一个人的观点。大家建议让卡特中心做各种各样的事情，但是那些事让世界卫生组织做都做不完，卡特中心是一个小团队，只是在一个大学设立的中心，更难以完成。因此，可以说我的发言给卡特解了围。

会议结束前，我接到了卡特总统当晚为全体与会人员举办鸡尾酒会的亲笔邀请函。聚会时，各位嘉宾举杯畅谈，气氛活跃，最重要的活动是排队与卡特夫妇拍照合影留念，我也和卡特夫妇合影了。后来，美国疾控中心转给我与卡特夫妇合影的照片，照片上有卡特夫妇的亲笔签名：「Best wishes to Dr. Zeng Guang」。几日后，我又收到了卡特总统的亲笔信，感谢我对会议的贡献。

转瞬38年过去了，回想当年国家选派我用宝贵的世界银行贷款到美国CDC作一年的访问学者，倍感国家使命，重任在肩。幸运的是，在中美正式建交初期我受到了美方格外友好的接待，包括接到卡特总统的邀请参加了全球卫生咨询会。我做到了在美期间不辱使命，展现了中国学者的风采，圆满完成了学习考察任务；归国后，创建了中国模式的EIS——中国现场流行病学项目，成为培养中国公共卫生生力军的摇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