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共安全隐患频发 “堵大于疏“能否走出困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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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顶级豪宅近期发生的爆炸事故再次暴露出高层建筑安全管理和隐患排查的不足，仅今年，中国类似公共安全事件频繁发生，背后折射出的社会治理、经济下行和基层执行中的深层问题值得关注。如何从源头上预防极端事件发生，已成为中国当局亟待解决的关键课题。

2024年12月11日下午，深圳一处顶级豪宅发生爆炸事故。 (RFA Traveler/视频截图)

深圳燃爆 顶级豪宅成为灾难中心

据台湾中央社引述当地新闻报道，深圳市顶级豪宅华润悦府二期住宅本周三（12月11日）下午发生爆炸，燃爆波及附近建筑，引发大规模紧急撤离。据目击者称，爆炸造成多名住户受伤，且一名女住户疑因未能及时逃生从高楼坠落，引发围观群众惊叫。

据网传的现场视频显示，爆炸发生在华润悦府二期一高层住宅内，火势迅速蔓延，导致整栋大楼损毁严重，窗户玻璃被震碎。不少居民通过社交媒体反映，事发前一天曾闻到天然气异味，并有住户报告，但疑似未获妥善处理。

华润悦府二期位于深圳湾，于2018年竣工，总楼高44层，为深圳知名高端住宅区。二手房中介平台数据显示，该楼盘挂牌均价在1500万元人民币以上。

隐患排查短板暴露

深圳居民蒋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此次事故成因疑似天然气泄露引起同样住在高层住宅的他的担忧。他表示，高层建筑需更加注重燃气巡检和日常预防措施。“今天这个事情发生以后，我反正听到的一些说法就是买楼不能买那么高了，可能要会影响以后买楼的这个决定了。”

近年来国内公共安全事件增多，但蒋先生认为，部分原因可能与媒体传播的便捷性和经济环境变化有关。

“像这种消息听到的，一是比较多了，第二是比较快了，并不代表着以前没有。我觉得这个成因，或者说我们称之为这种极端的事件的发生，背后的原因有很多，当然这几年的经济可能不太好。还有一老话就说‘坏人变老了’。我个人觉得一定有大环境和小环境综合起来才导致这些事件的发生。”但基于个人体验，蒋先生认为中国的社会治安和安全感总体相对较高。

此次深圳住宅燃爆事件，进一步暴露了物业管理及隐患排查上存在政策执行力度不足的问题，许多网友对政府和相关责任方提出质疑。在中国社媒平台微博上，有网友称，“都是人祸，有关部门没有做好房产维护巡查工作”；“有人报告燃气泄露却没人修理，燃气公司必须担责”。还有网友说：“安全意识令人失望。”

据《红星新闻》查证，公开信息显示，自今年5月起，发生燃爆的住宅已被法拍三次，均以流拍告终，此次事故疑似因该房无人居住，错过多次安全排查。

南山区应急管理局通报称，已启动相关应急预案，区应急、消防、公安、交警、住建、卫健等部门，正在全力开展救援处置工作。深圳消防周三晚间通报，截至18时，明火已扑灭，事故造成1人死亡，无其他人员受伤。

与此同时，舆论也关注到中国重大公共安全事件的高发趋势，并将其归因于治理结构、经济环境和社会压力的多重因素。据本台不完全统计，仅今年，中国就发生了多起重大公共安全事故，仅极端恶性伤人事件就有20余起。5月，云南镇雄县一医院发生的持刀伤人事件造成至少2人死亡，21人受伤。6月，两名美国教师在吉林遇袭，一名试图阻止行凶者的中国公民也被刺伤。9月，一名10岁日籍男童在深圳遭到袭击。10月，北京街头发生持刀伤人事件，造成5名路人受伤，其中包括3名未成年人。11月，一名男子在珠海体育中心驾车冲向人群，导致至少35人死亡，警方称行凶者动机为对离婚后财产分割结果不满。不到一周内，无锡一所职校又发生持刀行凶事件，致8人死亡、17人受伤，初步调查显示，该校毕业生因未能拿到毕业证、对实习报酬不满而回校发泄行凶。同月，湖南常德一小学门前发生驾车冲撞事件。

公共安全事件频发：压力与隐患的叠加效应

旅居荷兰的中国人权活动人士林生亮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近期发生的极端公共安全事件已经呈现出普遍化、集中化和多样化的趋势。“这跟中共长期实施的压制、专制的极权统治有关系。以往也有非常多类似的案子，只不过没有像现在这么集中化，现在的现象是各种矛盾的集中表现，机制的失效和无能导致的集中爆发。”

在珠海驾车撞人事件发生后，中共党媒新华社报道指，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就加强社会治理、防范极端案件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强化风险源头防控，及时化解矛盾纠纷，严防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在随后的社区行动中，本台无法证实的网传消息显示，以微信群为载体，社区力量全面排查“高风险”人员，重点关注“八失人员”和“三低三少”人群。

公民记者赵兰健分析认为，中国政府处理极端公共安全事件的方法不仅止步于“堵大于疏”。“中国对这些问题不仅是堵，更是打压。这些问题绝非是把北京或者广州、深圳的地铁变成机场一样的严格安检可以解决的，显然不是个案，也不可能在个案的基础上解决，是整个社会坍塌现实的必然结果。而这只是刚刚开始，未来只会更可怕。”

9月以来，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涵盖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经济刺激措施，旨在提振消费、稳定房地产市场，并希望以此缓解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然而，美国《华尔街日报》日前报道指，中国官方近期公布的多项经济数据显示，尽管中国政府出台措施提振支出，但内需依然疲软。持续多年的楼市低迷继续拖累经济，中国政府提振经济所依赖的出口增速放缓，并未达到经济学家的预期。

尽管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重申了中国今年将实现5%左右的经济增长目标，但与此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机构纷纷下调了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

赵兰健说：“一个人在吃喝生活完全无助的情况下，可能会采取一些极端的行为。”他指出，与美国政府、宗教组织及非盈利机构组成的救助机制不同，中国人一旦个人财务状况出现问题，很难得到完善的救济和保障。

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青年失业率仍维持较高水平。去年，这一数据创下21.3%历史新高，迫使中国当局一度暂停发布该项数据。

重塑治理模式才能破局

“白纸运动”亲历者黄意诚将极端恶性事件称为“献忠”，而此类事件频频发生在中国历代王朝末期。他认为，在中国经济、政治体制架构无法改变的情况下，难以走出极端事件频发的困境。然而，唯一能够打破困局的苗头——“白纸运动”，也惨遭当局镇压。

“白纸运动被镇压以后，社会更多的怨气没有办法发泄。加上中国经济增速的放缓，还有中国和西方主要国家矛盾的增加，这种‘献忠’事件肯定会越来越多。”黄意诚认为，中国政府应对公共安全事件的方式是“预防”所谓的“有风险人员”，而这一手段早已在中国涉疆政策上广泛应用。将维吾尔人送入再教育营以“预防犯罪”的情况恐会向内陆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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