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下一个“打卡爆款”，为何是它？（组图）

今天，中国又添一座极其重要的考古遗址博物馆。在经历了三年多的建设筹备后，陶寺遗址博物馆于2024年11月12日开馆，新博物馆建筑面积近万平方米，展出出土文物230件（套），其中包括国宝文物彩绘龙盘，以及从未公开展示的圭尺和山西史前时期第一件牙璋。

自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山西考古队在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工作，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大型聚落遗址——陶寺遗址。

作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的重要遗址，陶寺遗址出土大量文物，帮助人们在认识上古史方面产生突破：这里发现了中国最早的汉字、最早的阙门、最早的建筑材料板瓦、最早的礼乐器制度性组合群、最早的圭尺、最早的观象台。很多学者依此认为，陶寺是中国第一个考古证据链能够与文献记载三皇五帝中尧舜相对应的都城遗址。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陶寺考古队领队高江涛近日在博物馆筹备期间接受了本刊的专访，与我们谈了谈陶寺遗址的重点出土文物，以及近几年他们对遗址的最新研究。他也谈到，通过46年考古发掘和研究，陶寺遗址可以被确认为龙山时代晚期的一座都城，“那么可以说，古代文献记载中以尧、舜、禹为代表的那个时代是真实存在的，而陶寺是那个时代的都城”。

文｜张星云

陶寺遗址到底是“尧都”吗？

三联生活周刊：陶寺遗址到底是不是“尧都”，似乎是一个饱受争议的话题，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学术界中出现了陶寺是“尧都”的声音？

高江涛：其实要说学术界，自古文献中就有这样的说法，所以如果我们只说现代学术界，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1926年做过一次晋南地区考古学调查，重点是从临汾向南，当时他一进入临汾就感叹：“临汾县，这是一个勾起人们历史遐想的城市——帝尧的古都！可是，他究竟建造过一个雏形的城市没有？”后来多数学者都把临汾盆地认为是尧都平阳所在，大体上争议不大，争论点在于尧与我们后来考古发现遗址的对应关系。

50年代末，考古学家徐旭生开启夏墟调查，也曾在晋南地区进行过调查，因为他也清楚此地有很多与尧舜有关的传说。随着1978年陶寺遗址的发现，大家的态度在发生变化，但在2007年之前，大家还都持比较严谨的看法，认为此地与尧密切相关。

1984年陶寺遗址发掘现场

后来随着考古发现和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如今形成了一套更准确的说法：人们通过考古陆续证明，在商朝之前，以二里头为代表的夏朝是真实存在的，夏朝之前龙山时代、仰韶时代也是真实存在，也就是说一万年以来的中国文化史是真实存在的。那么可以说，古代文献记载中以尧、舜、禹为代表的那个时代是真实存在的，而龙山时代晚期的陶寺遗址是那个时代的都城。

有人说这里是尧都，其前置条件是认为尧是一个人，但如果我们按照目前的考古成果来看，陶寺遗址作为都城的主体年代是距今4300年至4000年，中间有三四百年的时间，所以如果说尧、舜、禹代表的是一个族群、一个时代，那我们可以说，陶寺遗址是那个时代的都城。

文献、考古与传说

三联生活周刊：所以通过46年的考古发掘，目前从出土文物中有什么能够证实陶寺是尧、舜、禹为代表的那个时代的都城？

高江涛：如果文献是佐证，那考古就是实证。1978年至1985年发掘陶寺遗址墓地的时候，出土了一些重器，尤其是彩绘的陶制龙盘，底色多用红色，而根据上古文献传说记载，尧的母亲正是因为感应到一条赤龙而生了尧。这个故事肯定是神话，但背后反映的信仰和想象是真正存在的。

2003年，陶寺考古发现了一座观象台，13根夯土柱子立于山上一字排开，每天日出时，太阳会从不同的地方升起，当时的人只需通过柱子的狭缝观测日出方位，来确定季节和节气，这也因此成为了目前为止最早的测日影的天文观测系统。这些考古发掘与《尚书·尧典》中的记载能够对应上，相传尧很重要的政绩便是观象授时、制定历法，这也意味着在这个时期农业在社会中的比重是提高了，尧非常注意日夜星辰和四季变化的规律，根据春夏秋冬四季的变化来决定耕种收成。

陶寺观象台想象复原图，山西博物院

此外古代文献中还记载，尧、舜之间禅让的时候，“允执厥中”，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中提到了四个“中”，一些学者认为圭尺代表“地中”，而陶寺就出土了圭尺。按《吕氏春秋》记载，陶唐氏部落以舞蹈闻名于世，后来帝尧登基后又改变前人的音乐以配合舞蹈。而陶寺至今出土了7大类28件古乐器，其中古老乐器鼍鼓和特磬是迄今所知同类乐器中最早的。

陶寺出土文物中最著名的当属朱书扁壶，陶壶上写有两字，一字为“文”，另一字则争议颇多，有一些学者认为就是“尧”字，还有一种看法，认为是“阳”，还有另一种说法，认为“阳”通“唐”，而唐陶氏，正是指的尧。

当然除了文献为佐证，考古为实证外，还有民俗学作为旁证。如今洪洞县羊獬村每年都会举办接娘娘迎姑姑的民俗活动，纪念尧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了舜。陶寺附近村子每年二月二举办社火，也是祭尧。霍州市每年清明节当地人会制作花馍，叫“蛇盘盘”，与陶寺出土的龙盘形态非常接近。至今陶寺遗址所在的襄汾地区，当地方言中都将太阳叫成“尧窝”，而方言中“尧王”两个字的发音也是“尧窝”，一代代传承下来的结果。

除了前三种外，还有文化遗产作为第四种证据。如今陶寺附近有尧庙、尧陵、尧居，还有很多与尧有关的神话，吕梁山里有一个地方叫仙洞沟，相传是尧和鹿仙女结婚的地方，1926年李济都曾提到过这个洞，现在这里变成了景区，属于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有着一系列证据，相比而言，这里比其他任何一个地方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今日仙洞沟（图源｜陶寺考古）

尧舜禹时代的地理证据

三联生活周刊：刚才你谈到了实证、佐证和旁证，那如果从地理层面来看，是否有证据能够进一步证明？比如按照古代文献记载，尧的时期发生了严重的大洪水，尧派鲧去治水，大水一直持续到了舜的时代都没有治理好，舜诛杀了鲧，随后让鲧的儿子禹去治水，才有了大禹治水成功的传说。那陶寺遗址有证据证明大洪水吗？

高江涛：这是我近年来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去研究陶寺遗址的城址位置。实际上陶寺择都选择位置时考虑得非常周全，它处于塔儿山山脚下，离汾河5公里，与河流保持不近不远的相对距离。此外在陶寺周边，还有密密麻麻能够把水排到汾河的小支流。这样形成一种状态，当大洪水来的时候，会被这些小支流化整为零，化解洪灾的巨大力量。

现在全世界学界普遍认为4000年前的特大洪水是真实存在的，而4000年前正好是陶寺都城鼎盛之时，那时的陶寺没有被大洪水冲毁，很可能就是因为选址和周边众多支流的原因。

我们再看古文献记载，大禹治水治理了很多河流，泾河、渭河、海河、泗水等，唯独没有写到黄河的特大支流汾河，很可能也是因为陶寺没有受灾的原因。如果当时汾河发生了特大洪灾，自己的都城都被毁坏了，自己家门口成了重灾区，那怎么会有时间去治理其他地方呢？

三联生活周刊：按照传说，大禹治水时用了13年走遍了全国，进行全面的调查和河道整治，那按照你们的考古发掘，陶寺文化是否曾有如此广泛的范围？

高江涛：陶寺本身文化分布范围很有限，按照最新的研究成果，它的核心范围基本上处于临汾盆地和运城盆地北部。尽管如此，但它的文化影响范围很大，这也是它有趣的地方。

这些年的发掘工作中，陶寺出土过长江下游地区良渚文化的典型器类玉璧、玉琮，也出土过西辽河流域红山文化特征的玉环，以及甘青地区齐家文化特征的典型器物大双耳罐，还有石家河的玉兽面、海岱地区文化特征的双孔玉石钺。这说明，这些地区与陶寺文化有着密切的互动和交流。

三联生活周刊：那反过来呢？比如良渚、红山、石家河这些文化地区是否出土过陶寺文化的物品？

高江涛：没有。我们可以在陶寺遗址的周边见到陶寺文化的影子，比如太行山的后岗二期文化、洛阳盆地、新密。但再远一点，很少见到陶寺文化。

说明尽管是文化间的互动，但更多是远距离的文化因素进入陶寺文化。如果站在陶寺的角度，它有着明显的吸收、兼收并蓄其他文化的品质。那如果站在其他文化的角度来说，会不会存在周边其他文化认为陶寺文明是一个更先进政治文明的感觉呢？也许历史上真的有这种情况，就像《尚书》记载的那样，尧王“协和万邦”。

三联生活周刊：回到龙山时代晚期，当时的交通水平是否能够支持禹考察全国以治理水患？

高江涛：禹有可能真去过会稽和江淮。这几年我也在做交通考古方向的研究。其实从仰韶时代，人们就已经在进行大范围的互动交流，人们说从那个时候形成最初的中国，其交流背后肯定是交通道路的存在。实际上我们今天的主要道路在仰韶时代就已经零零星星开始出现了，当时的中国还与中亚、西亚乃至整个欧亚草原进行文化互动交流，背后都是道路的基础。

比如从晋南出来到洛阳盆地之间，现在看到的很多道路，比如翻越中条山的虞坂巅𫐉、轵关陉、浢津道，文献中都有记载，甲骨文中就明确记载，商人要去晋南盐池取盐运盐，就会走这些道路。再往南去，水路和陆路都要走，济水是个主干道，很多淮河的支流也都是重要的道路，文化大多是沿着这些水路和陆路道路来进行交流的。大禹治水的过程也是，我们说“随山浚川”，意思是大洪水的时候可能把一些道路阻塞了，禹去重新疏通道路，或者寻找到更好的新道路。

三联生活周刊：近几年陶寺遗址发掘有何新的方向？

高江涛：陶寺遗址考古这几年一直在做宫城宫殿等城址建筑的考古发掘，还有对部落布局、都邑布局、结构的研究。未来我们还会在另外三个方面所有突破，一个是遗址环境和水利系统，另一个是会重新考虑遗址的人群和族属。人的问题是大问题，到底陶寺早期、中期、晚期是不是同一波人群在这里生活？到底陶寺晚期有没有石峁人？这些都是学术和社会关注的热点，我们会用同位素、DNA等新技术来解决这些问题。第三项工作，我们会在手工业作坊方面进行进一步研究，手工业生产会引出资源的使用问题，资源又会牵扯到生业问题。

（部分图片来源于陶寺遗址博物馆官网、文博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