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房东别再盯着负扣税了！更厉害的招还在后头（组图）

这次是资本利得税

最近澳洲关于负扣税的争论再次浮现，但有分析指出：

如果澳洲想要一个更加公平、不会扭曲投资决策的税收体系，

并同时缓解房地产市场的过热问题，或许应该从资本利得税优惠制度入手。

这一优惠制度由霍华德政府财长Peter Costello在1999年引入，

资本利得税（CGT）是对出售资产所获得的利润征收的税。包括房产股票加密货币等。

尽管它并不总是被广泛讨论，却已成为有关房地产市场讨论中的关键因素之一。

霍克政府财长Paul Keating于1985年推出了澳洲首个资本利得税，

作为一系列措施的一部分，帮助降低了当时澳大利亚劳动者的高个税水平。

尽管自由党在1987年大选时曾承诺废除该税，但最终还是接受了它成为税收体系的一部分。

Costello委托的一份商业税收审查报告建议，调整资本利得税可以吸引投资进入澳洲的企业，特别是通过股票市场。

通过将资本利得税减半，原本预期会带来提升生产力的投资激增。

然而，实际情况却是资金涌入了房地产市场，推高了房价，

使得每个澳洲首府城市都跻身全球房价最难负担的前20名。

那些通过出租投资房遭遇现金流亏损的房东，虽然在租金收入方面亏损，

导致他们的整体应税收入减少，但通过未来出售房产时享受的资本利得税优惠，他们依然能够弥补损失。

这种优惠如今每年让全体纳税人付出了数十亿澳元的代价。

根据联邦财政部最新的年度税收支出报告显示：

2019-2020年，资本利得税优惠导致政府损失了约92亿澳元的收入。

然而，到2022-2023年，这一数字上升到了253亿澳元。

那2019-2020年到2022-2023年之间发生了什么变化？

那就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房价最大幅度的上涨。

许多房地产拥有者，尤其是个人和私人信托，趁着房价飙升，通过税收体系兑现了收益。

这段时间的税收损失甚至超过了所有正向和负向扣税房东的租金扣除总额。

更重要的是，超过90%的资本利得税优惠收益流向了收入中位数以上的人群，

而大约82%的优惠则惠及了全国收入前10%的人群。

这些人群通常位于最高边际税率，因此从资本利得税优惠中获得了最大程度的税收减免。

提供资本利得税优惠的原因之一是为了避免个人因通货膨胀导致的资产价格上涨而被征税。

Keating版本的资本利得税曾根据通货膨胀率对资产价值进行调整。

而如今，ANU的税务专家Bob Breunig指出：

50%的税收优惠是基于资产持有10年，通货膨胀率在这期间平均维持在4%到5%的假设。

然而，1995年到2020年期间的通胀率却远低于这一水平，这给资产持有者带来了意外的税收红利。

ANU的税收与转移政策研究所曾在疫情期间发布报告，指出澳洲对储蓄的税收方式差异巨大。

如果你将储蓄用于购买房产，需要缴纳印花税（一次性费用），

同时在GST制度下，新房被视为消费品。

但此后，你几乎不用再缴纳任何税。

然而，投资房产的租金收入则被纳入个人所得税体系，且受到负扣税等规则的影响。如果持有房产至少一年后出售，则可享受50%的资本利得税优惠。

而养老保险也享有巨大的税收优惠，旨在鼓励人们为退休存钱。

然而，如果你把钱存入储蓄账户，比如那些为购房首付存钱的人，却需要按照全额边际税率缴税。

据研究所指出：

高收入者的边际税率在投资房产时可能接近100%，而养老保险的边际税率则可能为负40%。

相比之下，银行储蓄的边际税率约为80%。

Breunig还指出：

人们可以推迟出售资产的时间，等到年老时再出售，

尽管资产富裕，但由于没有多少应税收入，从而享受几乎零税收。

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年轻人，尤其是千禧一代和Z世代，觉得税收体系对他们并不公平的原因之一。

前财政部经济学家Steven Hamilton最近在媒体上也指出：

当前的税收体系扭曲了投资决策，倾向于房地产投资，这是 “显然不利” 的。

自从1999年改革未能如预期运作以来，针对资本利得税优惠的改革建议一直不断。

工党在2019年大选时曾提出将优惠幅度削减至25%，但这一提议最终未被选民接受。

另一种可行的方案是采用一些国家已经实施的双重所得税体系。

即保持工资收入的累进税率不变，而对其他所有收入，

如利息、资本利得和养老保险内的收益，用统一的税率单独征税（例如10%或25%）。

这一系统简单易懂，比现有系统更公平，并且减少了现有系统在投资决策上倾向房地产的扭曲性，

还有利于将资金流向更加有助于提高生产力的投资领域。

最终，会如何改革，我们也将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