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阿让，偷窃一块面包，判刑19年；我，一封告密信，高墙20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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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于1935年,父亲是技术人员出身,思 想开明的企业主。童年在抗日战争中度过,全家 东躲西藏,抗战胜利全家欢欣雀跃,宁波解放全 家积极响应。国家对私营工商业进行改造时,父 亲率先一次性将工厂“赎卖”给国家,他本人成为 国营工厂的总工艺师。全家兄弟姐妹中有一半 人是共产党员。

电话:1953年—1957年,我就读于上海华东化工 学院(今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化工系,1958年被 划为右派。1973年我以叛国投敌罪服刑4年后 在劳改农场做留场人员,继续劳动改造。1979 年秋,一纸公文宣告错判,明确认定是一起冤假 错案,予以平反面对历史,我是沧海一粟,作为个体,20年 黄金岁月几乎是生命的全部。

反右、文革对知识分子是一场空前浩劫。在 这场旷日持久的运动中产生了一大批推波助澜 的小人,他们成了冤假错案的间接制造者,甚至 是置人死地的“杀人犯”。但是他们当中有多少 人真正幡然醒悟?有多少人得到了惩罚?相反 绝大部分至今仍逍遥法外。难道他们不应该在 道德层面上受到谴责?不应该在历史上也留下 一点不光彩的痕迹?

反右运动前的曹智澄

一、十年右派生涯

1957年初,临近大学毕业,我与同学先去大 连化工厂实习,然后单独到北京化工部第一设计 院在主任工程师指导下做毕业设计。反右开始 后,一次偶然机会我到北大、清华去看大字报,与 那边的中学同学乌传经等有过接触。因为从来 没有经历过如此规模的“大鸣大放”以至感到新 奇和震撼,也有一些共鸣。毕业设计结束回到上 海学校后,正值学校反右。当时我是团小组长,可是我未能如团组织期望的那样积极投入运动, 我行我素,空余时间看小说、打篮球,因而受到团 内“警告”。

在此期间,我这个没有城府,惯于直 抒己见,对谁都不设防的人,在毫无防范的情况 下给乌传经这个我自以为了解其实完全无法了 解的所谓“同学”写了一封带有“观点”和“倾向” 的信,谈了一些关于“民主”、“自由”的陈词滥调: “............民主、自由是公民的权利............如果没有民 主、自由即使有高度的物质生活我也不爱......” 万万没想到,乌传经竟把这封微不足道的私人信件寄给了我的单位党委,使我从此掉进万丈深渊。

一夜之间成为右派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南京化学工业公司设计 院,另名化工部第七设计院。当时从院党委、总 师(如已故化工专家姜圣阶)及科室领导对我都 很好,因为我勤奋好学、积极向上,不仅表现出一 定的工作能力,也表现出文体方面的一些天赋, 在整个反右运动中我没有主动写过一张大字报, 也没有在任何公开场合发表过任何“谬论”,但我 却是领导眼中抄写大字报的高手,不仅字写得漂 亮,而且速度极快。因此院内有什么需要张贴、 公示的文件和大字报往往由我来完成。我完全 可以不被卷入这场劫难,可是乌传经却轻易改变 了我的人生。乌传经的信震动了整个设计院,一 夜之间申请我的大字报贴满了设计院墙面。

噩梦从此开始。批斗、不服,批斗、不服,再 批斗、不服......“戴帽”顺理成章。政治帽子是一 座如影随形的隐形监狱。我被全方位监督起来, 因为住在集体宿舍,一言一行甚至连梦话都会有 人及时汇报,我失去了所有权利。当年我23岁。

足足三天我深夜徘徊街头,嚎啕大哭。从此 我彻夜失眠,头痛欲裂,但工作还得继续。超强 度的体力劳动还得承受,岁月一下子变得暗淡无光,看不见尽头。所幸我还被继续留在院内搞技术工作,虽身 处同学、同事中间,却是另类贱民。

划为右派的最初几年,被扣了工资,被剥夺 了所有假期,每当重大节假日别人欣然回家,我 却受特别监管。不时遭受人格污辱。那时国家 建设需要大量人才,南化集团公司筹办了一所大 专以上水平的化工学院,需要师资,设计院有几 个技术人员被抽调为该学院的兼职教师,我是其 中之一,每星期有六节有机化学课。备课和教材 编写全部由自己业余时间解决。

我从被通知到 去上课只有一天时间,那一天我下班以后匆匆扒 了几口晚饭,就在宿舍里一直备课到凌晨4点。 早上8点我拿着几张临时写成的讲课提纲走上 讲台,教室内几十位年龄和我相仿的学生,以好 奇的目光接纳了我。兼职教师生活过了一年。 有几次我发现南化公司的总工程师在听我的课, 事后我知道他对我评价甚好。我们那几个被抽 调为兼职教师的技术人员每学期都有相当可观 的额外津贴,可是我却分文没有。

我被摘掉右派帽子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 为什么又迟迟摘不掉呢?现在我终于明白了,摘 帽的前提,除了努力工作积极劳动以外,必要条 件是转变“立场”,要不断否定自己,痛骂自己,最 好还不断揭发别人的“反动言行”。对于这一点我总是达不到要求。

右派帽子变成了铁帽子

反右后期总路线,大跃进开始了,全国各地 开始大放“卫星”,设计院也不例外,通宵达旦搞 “模板设计”,搞技术革新、大炼钢铁。我也废寝 忘食投入运动,当时工作上我有一个年轻搭档, 是上海复兴中学毕业的高中生,我们友善相处, 配合默契,短短时间搞成了一项能缩短化工生产 工艺流程的技术革新项目,并且做成模型到北京 展览。随着大跃进的深入,灾荒开始了,不久那 个年轻人居然带着他年仅12岁的弟弟在故乡昆 山火车站卧轨自尽,据说现场惨不忍睹。

消息传来,设计院一下子又轰动起来,对死者扣上了极 端仇视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帽子。铺天盖 地申讨死者的大字报,每个人都在用不同方式与 死者撇清关系。可是我居然在大庭广众之下放 声大哭,说死者是一个好人,各级领导为之愕 然!随后对死者和我再一次深挖细查,了解到死 者除了家庭出身不好,父母离异之外,一向学习 成绩优异,积极向上。在设计院工作期间,工作 勤奋、表现良好,而我和他也仅仅只是短暂的工 作关系,事情才慢慢平息下来。

那时南化公司在附近农村办了一所农场,专 为公司所属各单位牛鬼蛇神劳动改造之用,“搭 档事件”之后,我成了那里的常客。放鸭、养猪、 割麦子甚至下河捞猪草,赶粪车,我都干得像模 像样。有一次,一个女职工晚上竟然把我的脸盆 当尿盆,还在领导面前捏造了关于我的许多所谓 的反改造言行,导致领导找我谈话说“曹智澄,你很顽固啊!

给你这么好的改造机会,你的资产阶 级思想和立场一点都没改啊!你还在看小说、唱 歌(中外名曲),还嫌伙食不好,还说胡萝卜可以 当水果!你过去吃惯了水果,现在只有胡萝卜 了,这不是对社会主义不满吗?............”一脸的认 真严肃,颇显威严。我想反驳但我忍住了。心想 我已经使出浑身解数,积极劳动了,吃饭也很 香。这样繁重的劳动持续了一年多,因工作需要 我又回到了科室,尽管工作成绩良好,但是摘帽 却依然遥遥无期。

“红色恐怖万岁!”“打倒一切走资派及牛鬼蛇神” 标语。牛鬼蛇神们除了扫街、打扫厕所等体力劳 动以外,被打、辱骂、揪斗、挂牌游街变成家常便 饭。有一次,我被勒令在胸前挂上表明“右派”身 份的小黑牌并告知24小时不得拿下,我不服,于 是被立即关进密室禁闭。所谓密室,实则是设计 院后院日伪时期建成的一座圆形碉堡。紧挨碉 堡是一堵两米多高的矮墙,墙根堆放了很多钢 管,从钢管到墙顶只有一米左右的高度。在碉堡 中,我被勒令不断写检查、读毛选、深挖思想深处 的“反动根子”。

除此外,还时不时有造反派来骚扰。终于,有一天我被带出去吃晚饭时,趁机找 了一小节钢锯回到禁闭室。深夜12点,我在铺 板上留下一封信,大意是说:“生命是自己的,我 要保留或舍弃它是我自己的事,任何人都无权支 配......你们这样做只是打着红旗反红旗......鲁 迅说......罗曼·罗兰说.............”总之,写了一封书卷 气十足的幼稚可笑的“反抗”信。写好后我就用 半截钢锯撬开了窗,再踏上钢管翻越矮墙,到了 路上。我想,不管是死是活,或到何处去,都必须再和父母、亲人告别一下。

但是我又怕直接到宁 波会连累全家,于是我先到慈城,在那里打电话 给我大嫂要她来和我见面,她如期而至,我告诉她我已离开设计院,不准备回去了,问家里父母及其他人的情况如何。我是否可以和他们告别 一下,她告诉我,家里已经被搜查过多次,房子也 绝大部分被占用了,父母现在只能睡在厨房里, 如果我再一去,一切就都说不清楚了,后果会非 常非常严重.....

我的情绪逐渐平静下来,我觉得 我没法死,也不能走,为了尽可能顾全家庭我必 须回去。我准备好去坐牢。于是我买了一些日 常用品,异乎寻常淡定地回到了南京。大桥还没 有通车,当轮渡到岸时,我发现设计院大批人马守候在码头上,接下来的情况可想而知,批斗、禁 闭、审讯、戴镣铐。那时候审讯我的已经不再是 设计院的造反派而是我从未见过的一些陌生人, 他们轮番上阵,整夜不让我睡觉,问我准备逃到 哪里去,是不是香港?我说:就算香港吧。再问: “去干什么?”“凭劳动吃饭!”“具体想干什么?” “最想当出租车司机,我会开摩托,学开汽车也不 会太难”就这样,审来审去得不到他们想要的所 谓政治企图,但我还是被以叛国投敌的罪名宣布正式逮捕,刑期四年。

二、十年牢狱之灾

1969年初,我被戴上镣铐,押上警车,由两 名刑警把我送到苏南第一支队部(社渚农场)劳 动改造。女监舍很像一座普通的农家院落,踏进 院落右手有一座约两平方米的水池,由一个身高 体壮的女犯每天从监外小河中挑水倒入池中供 女犯使用。

院落尽头有一座极为简陋的厕所,厕 所前面有两排用竹子搭成的晾衣架,我平生第一 次见到晾在架子上的如此破旧的衣服!几乎没 有一件能找到原来的布料及颜色,每件都是千缀 百纳,我真正看到了什么叫贫穷!院落左右两侧 是两排平房,各住着五六十个女犯。100多个女犯被编制成十来个小组,有一个小队长(女犯)和 记录员(女犯)负责管理,整个女监由两名公安干警女管教监管。

我被编在一个由全部刑事犯罪 人员组成的小队里,监舍内是泥地,左右两边是 竹子搭成的通铺,中间是一条长走道,夜间用来 放便桶,每人睡觉和活动的地方大约是0.8x2.2m 的位置(在这方寸之地,我足足生活了4年)。我的左边是小队长,一个被判无期徒刑的杀人犯杨 某某,右边是被判18年有期徒刑的惯偷蔡某某, 这样的安排或许是因为她们属于刑事犯,而我却 是政治犯,便于她们监督我的一言一行,一举 一动。

进入监狱,我的内心一直很平静,甚至还有 一种好奇心理,我掐指计算4年刑期无非就是 1460天,我可以凭我的意志和健康熬过去。在 狱中,我吃的第一顿饭是薯条糙米饭和清水煮的 “飞机包菜”。为了维持健康和体力,我甚至不经 咀嚼就吞咽下去。

社褚农场是一所规模相当大的劳动改造农 场,农、林、牧、副、渔样样都有。关押人数庞大, 有一次狱中召开公判大会,去指定会场时,突然 一下子冒出来一大队清一色剃成光头的男犯,场 景十分“壮观”。像这样的公判大会在狱中我参 加过好几次。在会场中像我这样的政治犯往往 被安排坐在离公判台最近的位置,公判结束总会 有几个罪犯直接在台前被枪毙,我曾经亲眼见到 过在我几米以外几个年轻男犯被一枪毙命,枪毙的往往是顽固不化的政治犯。

女犯监舍附近以种茶树、桑树为主,兼营养 蚕,养猪等副业。如今在电视荧屏上看到采茶 女,往往会给人以美和浪漫的感觉,其实这是一 项十分辛苦的劳动。

清晨天蒙蒙亮,吹号起床,快速用冷水洗 漱。由队长领回的早菜,多半是一小碗萝卜干之 类,并由她负责分到组内十几个人的碗里,每人 也就五六块。主食由每人到固定地点排队领取, 早餐就是一盆稀粥,午、晚两餐是清一色的杂粮 糙米饭和水煮包菜、萝卜和土豆。就凭这点营养 要维持从早上6点到中午12点、午后1点到天黑 收工为止的生命所需。如果是农忙季节,还要去 抢收抢种。忙碌到深夜或凌晨也是常事。但是 星期天则是人人期盼的休息日,中午有一顿大白 馒头加红烧肉。监狱里的红烧肉是我出生以来 吃过的最好吃的红烧肉!过完星期天往往有几 个晚上会连续梦见大白馒头。

女犯主要负责管理茶园及桑田,采茶及采桑 叶季节以外就从事田间管理。挑粪、施肥、除草、 喷药是日常工作。劳动量是有指标的,被分配的 工作必须按质按量完成,如非农忙,晚上有两小 时的学习——除了政治学习还要对每人每天的 劳动表现做出评价。日复一日,我从不会农活居 然成为一个劳动能手。其中辛苦自不待言,我本 不会挑担到能挑起120余斤的重担,只经过一到 两月的时间,代价是右肩至今有一块厚厚的老 茧,以及早早就有腰椎间盘突出症。至今还常常 压迫神经,导致右腿疼痛难忍。

春分以后忙于采茶,因为要赶时间不能让嫩 芽老掉,每当天蒙蒙亮就要背着茶出工,即使 遇到滂沱大雨也丝毫不能懈怠,先采一叶一芽的 高品质茶,再采二叶一芽,那是一项非常精细的 体力活。要凭手指的灵巧和长时间低头弯腰的 韧性才能完成。

随着春光老去,茶树上能采的也 就是老叶了,那时候每人就要在手指上戴上专用 的刀,为了加快速度,还要双手并用,采满一茶 叶就由队长称重,完成指标就能松一口气。采下 的茶叶集中倒入大箩筐,装满一担约百余斤,由 队长派人挑下山。我曾多次在大雨中光着脚,挑 着一担一百多斤重的茶叶,在泥泞的山路上行 走,现在想来真是不可思议。采桑叶季节更是辛苦,由于茶叶和桑叶中都含有生物碱,一天劳动下来不仅腰酸背痛而且每个手指都被腐蚀得肿 张甚至开裂出血。

高强度的劳动我能够慢慢适应,但是对于一 星期一次的集体洗澡往往使我心存畏惧。因为 洗澡是在一个3平方米左右的狭小热水池中,一 百几十个具有不同背景的女犯分组分批排队进 入池中进行,水能脏到什么程度可想而知,但这 样的待遇却是许多人所期盼的。

女犯监舍规定, 不论春、夏、秋、冬每人每天只供应一热水瓶的热 水。喝和洗都在其中,我居然学会了用两茶杯的 水把自己从脸到脚洗一遍,这样我就可以在集体 洗澡时只用双脚在池中浸一下就算完事。此举 并不妨碍他人,但却被作为资产阶级作风汇报上 去,于是我被女管教教育了一番。即便如此,我 依旧保留这个习惯直至出狱。

那个年代,在女犯中,政治犯也屡见不鲜,我 见到过最年轻的两个政治犯。一个13岁一个14 岁,她们的罪名是攻击伟大领袖(实际是无意损 坏了领袖像),都被判五年徒刑。遗憾的是我见 到她们时,她们只具有稚嫩的脸却无天真的心。 她们已学会了事无巨细向上汇报,检举揭发所谓 的反改造行为。

当然也有几个和我有共同经历 的,我曾认识一位苏州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女反 革命分子”,她因书写“反动日记”被人揭发而判 刑5年,她长相美丽,很有学问,她的父亲是复旦 大学哲学系教授,弟弟是上海财经学院学生,一 家三口都因反革命罪被判刑改造,在交往中她曾 说:“我们还年轻,肯定比有些人活得久,这个年 代会过去的。”

我们在狱中接触甚多,互相帮助, 互相勉励,这算是在那个酷虐环境中最温馨的一 段回忆。但这样的交往,是极具风险的,如果我 们中间有一个是像乌传经这样的告密者,那我们的下场或将会像北大才女林昭、辽宁张志新和北 京遇罗克一样悲惨!但是人是需要精神抚慰的, 这种交流在当时的生存环境下绝对是彼此疗伤 的一种好办法,正因如此我们虽然健康受损,多 病缠身,却都能熬到出狱。

凭借我的积极劳动,努力完成管教分配给我 的任务以及为人正直、作风正派,在最后一年,我 当上了管理100多号女犯的大队长。每天只需 带领她们出工,到工地给每个小组长分配工作任务,检查劳动质量就行。实质上成为了管教人员 的左膀右臂。

除了分配工作以外我还兼任书记 员帮女犯学习、写材料、写家书,在给她们写家书 的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其实这些形形色色的女 犯中有许多人原本是质朴善良的农村妇女。遗憾的是在狱中我给女犯们写了无数封家书,但我 自己却从来没有写过一封家书,也从未收到过来 自任何一位亲人、朋友、同学的书信。

三、留下深深烙印

终于结束了1460天的刑期,时间到了1973 年,我伤痕累累,一身疾病,但精神依然十分饱 满,我接到了刑满释放通知书,我满以为从此可 以回家,回归社会,残酷的事实又一次打破了我 的天真幻想。刑满只不过改变了一种身份,从劳 改变成农场场员而已。

回归社会是绝无可能 的,我的“工作”地点依旧在社农场,我的“工 作”内容和劳改时完全一样,不过换了一个稍好 的住宿环境,所谓的场员宿舍。有了一张单独属于自己的床,每个月有18元的所谓工资,每年有 10来天回家探亲的待遇。我清楚记得1973年夏 天刑满释放回家时,我拎着一只破旧的布袋,一 把破扇子,深夜在上海火车站站前广场昏暗的灯 光下,席地而坐等候去宁波火车时的情景,孤单、 寂寞、凄凉。

我突然想起了法国作家雨果名著 《悲惨世界》的男主人公冉·阿让,因偷窃一块面 包而被判刑,19年后刑满出狱的情景。他怀揣 一张“黄护照”,去敲人家的门,要求住宿而屡遭 拒绝,因为他原来是犯人,现在人们依旧把他当 犯人,是被社会抛弃的危险分子......当时的我形 同于冉·阿让。

多年来亲情疏离,天伦隔断。突然间我以这 样狼狈的姿态出现在亲人面前,没有预期的热情 拥抱或痛哭流涕,也没有说不尽的离愁别绪, 却是一片长久凝重、沉默的伤痛。我强烈感觉父 母的衰老,家中的破落。居处早就从原来的宅院 中移居到隔邻堆放杂物的一排平房中。即使是 那样一排仅有的六七间平房也已搬进了好几家 “房客”。我们全家已被挤到两间平房中,生活接 近贫困,物质上如此,精神上更是困惑、迷茫、战 战兢兢。不知道明天又会降临何种厄运。

回家的第二天我被通知到居委会报到,因为 当时我的身份是刑满释放人员,是社会的另类, 这个身份在当时是另一顶终身制的政治帽子,是 处处受管制的。居委会接待我的是一个面容透 出一股小人得志势利的中年妇女。她用不屑 的眼光斜视着我,说了一些“只许规规矩矩,不许 乱说乱动”的政治套话。

我多年煎熬以后所获得的短暂探亲假期,就 在这样一种心情下开始,并以同样抑郁的心情很 快结束。离家那天我拿着简单的行装,孤身独 行,只有我那面容苍老、头发斑白,泪眼婆娑的老 母亲送我至门口,望着远去的女儿,久久不愿回 屋。我在那深深的巷子里一步一回头,直至走出 巷口,带着无尽的思念与惆怅,缓步离去...............

这时候我才真正感到自己的人生走到了尽 头,一切无法改变,没有希望,真的是被人“踩上 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了。1974年我39岁,思 考很久我选择了结婚。场员是可以结婚的,对象 往往也是场员,农场会给一间地砖房,作为 安家之用,但也可以选择社会上的人员作为结婚 对象,结婚后对方可以来农场探亲,留场人员则 依然无法返回社会,在这样不对等的条件下居然 有这么一个迂腐倔强的没落官僚的后裔陈善恒 (1934年出生),在获悉我的全部情况后对我情有独钟,开始频繁来信。

当时他是宁波第二人民 医院的医务人员。其父陈积澍(云汀)解放前是 宁波社会名流,日本早稻田大学法科毕业,青年 时期与蒋介石曾是八拜之交。(见民革团结报《 氏春秋》陈云汀曾任宁波洋广税局局长,后调任 镇海船税局局长。只是于海口第七区营业税局 局长后,与蒋介石疏远了。(见《蒋介石与结拜兄弟》 团结出版社)祖父陈均是清光绪恩科举人,与康 有为同科,一起“公车上书”。

与宁波知府薛福成 是师生关系,后来薛福成被清廷任命为出使英、 法、意、比等国的钦差大臣,其祖父为随员。在国外几年,回国后陈均负责测绘、建造宁波招宝 山炮台等技术工作,做过一番事业。抗战时蒋介 石曾带着卫队亲临其家,请其父共赴重庆,因种 种原因未从,宁波沦陷后日本人请其父出来“做 事”被坚决拒绝,由此被断绝了一切经济来源。 从此在书斋中度过生命中最后时光,病故于 1948年。这样家庭出身的子弟在反右、文革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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