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降级”和“中产返贫”：中国疫情后经济复苏乏力下的现象（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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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前，孙军利在家乡陕西创办了自己的连锁品牌曼尼咖啡，生意好的时候，在中国大陆的店铺有二十间，一年的营收有五、六千万人民币（约七、八百万美元）。三年新冠疫情中，经营每况愈下，到了2020年年末，平均每间店一个月最少亏蚀2至3万，不得已她要将剩下的生意全盘出让。

差不多疫情尾声，她以受薪的形式，回到曼尼咖啡帮忙做管理营运的工作。跟身边做生意的朋友一样，她本来以为之后的经济环境会好起来，却发现来店消费的客户习惯改变了。

图像来源，UCG 中国的一个夜市。

“同样一波人，以前是一周来两次，变成了一个月来两次，或是两个月才来一次，”孙军利说，即使进行过推广、促销，营业额还是没有起色。她将这些变化归因于人们“没钱了”。她自己每月则只有几千元的收入，但生意差、赚不到钱的时候，她也不好意思拿取工资，变相没有收入。

2023年1月8日，中国全面解除防疫封控，结束了三年多的“清零”政策。当时，外界都在预期疫情过后将会迎来强劲的经济复苏。解封至今，“消费降级”、“中产返贫”、“青年失业率”、“通缩”、“35岁危机”、“断崖式降薪”等话题都在不同时间点上了占据中国互联网的热搜榜。中国财政部数据显示， 今年1至4月的个人所得税为5,007亿元，同比下降7％；首两个月全国个人所得税收为3,262亿元人民币，按年下跌15.9%，三月份数据发布时，引起了广泛讨论。

中国经济2018年增长6.6%, 而2023年降至5.2%。中国政府预计今年经济只有5%左右的增长。

图像来源，BBC Chinese 孙军利

“消费降级”

对于70后的孙军利来说，疫情三年，把她曾经一手打造的餐饮事业几乎摧毁。

2020年，疫情到来，原本以为很快就会过去，“我也曾经经历过SARS，当时没有意识到后果。”疫情刚开始的头几个月，店铺需要关门，但一些如房租、工资、材料等基本开支无法免去，到了同年五月，她开始尝试营业，“但一直没有好转，我几乎就交不起房租了。”

接下来几个月，为了支撑店铺营运，孙军利先是变卖了自己的资产包括房子和车子套取现金，之后也向周边的人借钱，直到无法再这么做。 租金缴交不上，不得不关掉三间咖啡店。“后来我就把所有店分解出去，”孙军利说， 她把一部分的店铺股份给予了合伙人，独资的店铺则找人承接。

到了2021年，她因为拖欠30多名员工薪金而被检举到劳动部门，后来公安部门传唤她，她被拘留了16天。“那时真是万念俱灰，本身资金链断了，事业全盘崩了，本身已经受到打击，而且也没有思想准备面对因付不起员工工资被拘留。”另一方面，她也因为欠债而被列入失信黑名单至今，被禁止乘搭飞机、高铁等交通工具到至今。

因为破产的缘故，孙军利自己的消费模式也大大改变。之前，她跟家人基本上每周都会外出聚餐，每餐大约1,500元（约207美金）以内，也不会觉得很贵。

现在只有节庆、生日等日子才会到外面吃饭，每顿花费压缩到大约300至500元左右，“超过500会觉得贵。”

在其他项目上面的开支，她也缩减了很多，房子卖了以后，她和家人一直租住朋友的物业里。

对于生活在杭州、从事教培行业的何先生来说，三年疫情同样让他在消费方面变得愈加谨慎。以咖啡的消费为例，他说，疫情之前自己主要是光顾星巴克等连锁咖啡店，每一款单品都在三十到四十元人民币之间。

然而疫情至今，他改为消费本土连锁品牌瑞幸咖啡，因为有非常多促销，很多时候一杯咖啡只需十几块钱。

何先生说他记得十多年前入行的时候，最初几年每年都有接近三成的加薪幅度，2017年是薪水最高的时候，税前一年可达约27万人民币（约37,800美元），疫情至今工资不长反降。

2021年中国教育局推出“双减”政策，严厉打击课外辅导行业，大量校外教培企业亏损或倒闭。何先生说，由于他所工作的企业以留学服务为主，故“双减”政策带来的影响不大，但国际间的地缘政治则会有所影响，例如中美关系的转差会让到美国留学的需要减少。目前他的年薪是税前约25万（约35,000美元）。

除了餐饮之外，旅游是另一项何先生实行消费降级的项目。疫情之前，每年都会有二、三次的出境旅游，目的地通常是日本；但解封之后一年，他只在国内旅游。2019年的时候，他曾经规划于2020年到欧洲旅游，但解封之后，计算过旅费后，欧游的计划被搁置。“如果收入没有上升的话，其实也还是没有安全感。”

Orientis首席经济师徐家健接受BBC中文访问时表示，相较于疫情期间经济活动的停滞，解封后经济的反弹是有的，“但那个反弹不是回到之前的位置。”他分析说，过去由于中国大陆的投资工具相对较少、资产亦不能够自由进出，很多时候只会选择储蓄或买房，故总资产中房地产占的比例较高，惟近年因恒大、碧桂园事件等导致房价普遍下跌，由于资产总值的下降，“财富效应（消费情绪会随着资产价格升跌而有改变）下自然会让人少点花钱。”

徐家健指，疫情过后生活习惯的改变也是消费模式转型的原因之一，例如很多人会择选在家煮食取代外出餐厅消费，“可能在餐厅吃饭要1,000元，但买一块200元的牛扒回来煮的质素也是不差的，在市场的交易就从1000元变成200元，而质素未必下跌太多。”

至于网上热烈讨论的“中产返贫”情况，徐家健认为大部分并非真的回到贫穷的状况，更多是以消费降级的方式面对的经济压力。

图像来源，Getty Images

“中年返贫”后能否再出发？

自从曼尼咖啡的生意大不如前之后，孙军利就在思考转型的事情，“要选赛道，最后选了冒菜这项单品。”然而，至今仍负债2000万人民币（约280万美元）的她，在国内只能够寻找不同的投资者去开始这个新的餐饮生意，现在她在陕西管理两间冒菜店，其中一间本身开在商场里面。但今年新年之后，商场的人流减少了很多，有种萧条的气氛，她后来把店搬到居民小区里面，“生意很好”。

孙军利还把把目标放了在中餐出海的路上。去年年中，有不少在欧、美的华人找上了她打算合作，资金由海外的合伙人负责，而她则远距离负责规划餐厅布局、供应链、咨询方面上的工作，最近她在英国伯明翰开了一家冒菜店，目前正在伦敦筹备第二家店。

有感中国国内的餐饮市场竞争愈来越激烈，她觉得更多的商机还是在海外。近年来，海外市场成为了中国餐饮的重要市场之一，除了当地的华人之外，外国顾客亦是目标客群。英国伯明翰的店刚开业不久，营业额亦一直有所增长，对于孙军利来说，海外市场是她未来的重心所在，即使仍然身负债务，但她对于这个未来有所期许。“先把欧美做起来吧。”

Laurence在十多年前进入了互联网行业，工作几年之后开始创业，他所身处的产业也跟随着整个经济大环境，复苏与增长的步伐缓慢，融资的环境变差，也难以再重新启动项目。

疫情期间，他因为一个项目，前前后后亏损有一百万元左右（约14万美元）。

没有房贷压力的他，目前经济上的压力主要是偿还负债的部分。疫情结束之后，他没有打算重启项目，除了过往投入的资金已经亏损，也没有足够的资源重新回到市场里面，“每年的融资资金环境都在变差，对于外界的融资我们也没有期望了。”

有一段时间，Laurence甚至没有多少收入，但他自言不算太担心目前的情况，“可以到同学或朋友的公司去做一个正职。”对于个人的经济状况，他坦言还是比较乐观，但对于整体大环境的经济状况，他则没有那么乐观，“聊起来像日本90年代的时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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