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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伊朗以色列宿敌纷纷陷入内乱,全球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图)

2024-05-27 来源: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中文 原文链接 评论0条

本文转载自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中文,仅代表原出处和原作者观点,仅供参考阅读,不代表本网态度和立场。

当今时代的两大劲敌——伊朗和以色列——各自都发生了国内动荡。在同一周里,两国的领导人也都陷入危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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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图片:已故伊朗总统莱希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Iranian Presidency via Reuters/ABC News: Haidarr Jones)

以色列总理本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约阿夫·加兰特(Yoav Gallant)在上周获悉,国际刑事法院首席检察官申请对其二人发布逮捕令。一旦逮捕令获得签发,签署公约的124个国家皆有义务在二人到访时实施逮捕。

国际刑事法院还要对三名哈马斯领导人提出指控,他们分别是加沙地带领导人叶海亚·辛瓦尔(Yahya Sinwa)、卡桑旅领导人穆罕默德·戴夫(Mohammed Deif)和政治局主席伊斯梅尔·哈尼亚(Ismail Haniyeh)。

此外,西班牙、爱尔兰和挪威宣布将立即承认巴勒斯坦国,并呼吁其他欧洲国家效仿。

现年85岁的伊朗最高精神领袖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Ayatollah Ali Khamenei)也是在上周获悉,他选定的继任者、伊朗总统莱希(Ebrahim Raisi)在一次直升机坠毁事故中丧生。

这两起事件发生后,全球各国都在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方向。

注定在乱世中掌舵的伊朗新舵手

绰号“德黑兰屠夫”的莱希并非因外交才能出众而崭露头角。

他是以无情推行伊斯兰法,严厉镇压违反“道德法”的行为而得名。伊朗的“道德法”规定了女性的行为准则、活动场所和着装要求。据人权组织称,莱希与数千名抗议者和政治犯的失踪和法外处决有直接关联。

2022年,时年22岁的马赫萨·阿米尼(Mahsa Amini)因“道德警察”声称她的围巾露出过多头发而被拘留。她在拘留期间死亡——当局声称她因病去世,而她的家人则声称她遭到毒打。

时任伊朗宗教人士特别法庭的检察长,莱希坚决力推伊朗的“道德法”——人民必须遵守的宗教法。

伊朗政权掌握对这类法律的解释权,并几乎控制了伊朗女性公共生活的每个细节,包括女性的衣着、接受教育的机会,甚至交友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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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伊朗各地的照片描绘了一幅因领导人去世而导致国家分裂的画面。 一些人哀悼莱希的去世,另一些人则庆祝他的去世。(Iranian Presidency via Reuters)

2009年,我在访问伊朗时,亲身经历了这样一幕。在从科威特飞往伊朗的飞机上,我遇到了一位拥有英国和伊朗双重国籍的学者,她也要去往伊朗,并主动提出带我参观。

我们在德黑兰登上了一辆城市游览巴士。为了将男女乘客分开,巴士中间用一根金属杆隔开。男性在前面,女性在后面。我们就这样隔着屏障一路交谈。

突然,坐在这位学者旁边的一位老妇人问道:“你俩结婚了?”。随即,她们两人就开始用波斯语争吵起来,然后老妇人就沉默不语了。

我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位学者解释说,为了避免事情闹大,她告诉那位老妇人我们已经结婚了。

在伊朗法律下,妇女地位低下,根深蒂固。例如,根据伊朗刑法典中名为Diyeh(直译为“血钱”,即补偿金的意思)的条款,妇女的生命价值实际上只有男性的一半。假如司机因疏忽大意撞死了一名妇女,其只需向受害者家属支付男性受害者赔偿标准的一半即可——未出生的胎儿也是如此。

最高领袖哈梅内伊(Ayatollah Ali Khamenei)现在负责莱希继任者的选举。无论莱希的继任者是谁,都要在伊朗与以色列及西方关系紧张的乱局之中完成接任。

以色列继续加沙战争报道加以审查

与此同时,以色列领导层面临新的战争罪指控。以色列议会之外,示威者高举横幅,上面绘有内塔尼亚胡满脸鲜血的画像,并配有“犯罪总理”的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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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周特拉维夫的一次抗议活动中,以色列人悬挂了一面横幅,将内塔尼亚胡描述为“犯罪总理”。(Reuters: Marko Djurica)

国际刑事法院明确表示正在推动逮捕令的签发,而内塔尼亚胡则反诘首席检察官卡里姆·汗(Karim Khan)为“当代最大的反犹太主义者”之一。

毫无疑问,当今反犹太主义声浪渐起,但随着以色列失去国际社会对其发动战争的支持,内塔尼亚胡政府及其在世界各地的许多支持者都在泛泛地指摘反犹太主义,但往往无据可依。

例如,最近以色列颇具影响力的财政部长贝扎雷尔·斯莫特里奇(Bezalel Smotrich)指责拜登总统散布“反犹太谎言”,只因拜登支持对部分犹太定居者实施制裁。

拜登一直是以色列和美国的犹太社区的坚定捍卫者。将拜登与反犹太主义相提并论,显然毫无根据。

问题之一在于,以色列公众观看到的报道都是经过高度审查的——以色列人很少会看到巴勒斯坦儿童死亡或受伤的照片。

澳大利亚人目睹各种惨绝人寰的照片已近八个月,但以色列人却没有看到——当他们看到世界各地大批民众举行反战示威的报道时,往往会感到震惊。以色列社交媒体上传播的信息都经常精心策划的,迎合的都是以色列的观点。

以色列网站+972根据《信息自由法》获得的文件显示,2023年,以色列政府审查的新闻数量达十年之最。调查结果显示,以色列军方审查机构封禁文章达613篇,并另对2703篇文章的部分内容进行了编辑。

除了《国土报》(Haaretz)和+972网站等媒体外,以色列人很少能在本国媒体上读到对其战争的批评性报道。

总体而言,许多以色列人对加沙发生的暴行并不像普通澳大利亚人那样了解。

正如+972网站所指出的,以色列法律规定,凡在以色列境内工作的记者或为任何以色列出版物执笔的记者,在发表任何涉及“安全问题”的文章之前,都要提交军事审查机构审查。

+972网站上周发文称:“自诩‘西方民主国家’却设立此等机构的国家,独此一国。”

国际刑事法院的裁决

那么,国际刑事法院首席检察官卡里姆·汗要依据哪些专家来评估逮捕令的签发呢?位列这一专家名单的无一不是杰出的国际法专家:94岁的大屠杀幸存者西奥多·梅隆(Theodor Meron)法官、安德鲁·富尔福德(Andrew Fulford)爵士、阿迈勒·克鲁尼(Amal Clooney)、丹尼·弗里德曼(Danny Friedman)御用大律师、男爵夫人海伦娜·肯尼迪(Helena Kennedy)御用大律师和伊丽莎白·威尔姆斯赫斯特(Elizabeth Wilmshurst)御用大律师。

他们的司法报告详述了针对哈马斯、以色列总理本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约阿夫·加兰特签发逮捕令的法理依据。

以色列声称该报告将其民选领导人与哈马斯进行了“道德对等”,而哈马斯是以色列和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多个西方国家认定的恐怖组织。

这一论调怎么说也站不住脚,因为该报告详细列出了他们的战争罪行。

例如,关于哈马斯领导人,该报告指出:

“检察官要求对三名哈马斯高级领导人签发逮捕令,指控他们于2023年10月7日杀害数百名平民,犯有战争罪(谋杀罪)和反人类罪(谋杀和灭绝罪)。此外,检察官还指控他们犯有劫持至少245人质的战争罪。

“最后,他试图指控他们犯有战争罪,即强奸和其他形式的性暴力、酷刑、残忍对待和侵犯个人尊严,以及反人类罪,即强奸和其他形式的性暴力、酷刑,以及在以色列人质被囚禁期间实施其他不人道行为。”

关于两位以色列的领导人,该报告称:

“检察官依据《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第8(2)(b)(xxv)条,以‘故意以饥饿作为战争手段’构成战争罪的罪名,寻求对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约阿夫·加兰特发出逮捕令。

“检察官还依据《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第7条和第8条,寻求对这两名嫌疑人提出多项与‘故意以饥饿作为战争手段’相关的其他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指控。其中包括‘故意造成巨大痛苦或严重伤害身体或健康’或残忍对待、故意杀害或谋杀以及故意针对平民发动攻击等战争罪。

“拟议的指控还包括危害人类罪中的谋杀、灭绝、其他不人道行为和迫害,这些罪行涉及系统性剥夺加沙地带巴勒斯坦平民生存所必需物资导致的死亡和伤害。”

对于哈马斯,国际刑事法院掌握了10月7日恐怖事件的证据。此暴行有公共视频为证。巴勒斯坦媒体被指淡化此暴行。

对于以色列,国际刑事法院有以色列自身言辞为证。10月9日,即暴行发生两天后,以色列国防部长约阿夫·加兰特说:

“我已下令对加沙进行全面封锁。断电,断粮,断燃料,切断一切。”

此等封锁现在仍在继续。剥夺平民食物供应属战争罪行。

国际刑事法院还可提出这样一个事实:美国曾多次敦促以色列允许更多人道主义援助进入加沙。此等敦促已持续数月。

援助偶尔有所增加,但世界粮食计划署署长辛迪·麦凯恩(Cindy McCain)最近宣称,加沙北部——毗邻进入以色列的最大过境点之一的埃雷兹(Erez)——现已陷入“全面饥荒”。

与国际刑事法院专家组一样,麦凯恩也很难被以色列指责为反犹太主义者,因为她是美国参议员约翰·麦凯恩的遗孀[John McCain,是以色列的坚定支持者,支持美国与以色列之间建立紧密关系]。

医务人员和人权组织记录了加沙人民被饿死的情况。

以色列在两个问题上不能自圆其说:如果以色列允许大量援助物资进入加沙,美国为何需要用降落伞空投援助物资?美国为何需要在加沙附近的以色列最大港口之一阿什杜德(Ashdod)建造浮桥?

普林斯顿大学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客座教授、人权观察前负责人肯尼斯·罗斯(Kenneth Roth)上周写道:

“以色列政府声称,从未限制援助物资的流动,但鉴于有关以色列官员为人道主义援助进入加沙设置不必要障碍的大量报道,内塔尼亚胡对饥饿战略的否认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不仅如此,内塔尼亚胡政府还对国际刑事法院可能提出的指控作出了威胁回应,扬言将对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进行报复,甚至让其垮台。”

国际刑事法院成立的目的是确保“终结最严重罪行犯罪分子逍遥法外之现象”。国际刑事法院在其网站上指出,它是一个完全独立于联合国的独立实体。

内塔尼亚胡及其盟友的回应告诉我们什么

数月以来,反犹太主义之风固然有所擡头,但内塔尼亚胡却没能逐一回应首席检察官卡里姆·汗提出的指控。

突然之间,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维护基于国际规则秩序的领导人改变了对国际刑事法院的态度。这场战争已持续了八个月,摧毁了加沙大部分地区,造成数万人死亡,19 000 多名儿童成为孤儿。而今,两名以色列政客竟成为国际刑事法院的目标。

两年前,当国际刑事法院建议对普京发出逮捕令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敦促国际刑事法院的124个签署国一有机会就逮捕普京。

此次,拜登称国际刑事法院寻求对两名以色列领导人签发逮捕令的说法“令人愤慨”,而布林肯已开始筹谋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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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应向国际刑事法院申请对以色列领导人发出逮捕令一事,拜登表示,“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不存在等同性”(Reuters: Kevin Lamarque)

对于华盛顿来说,国际刑事法院在普京问题上的判断是正确的。现在在哈马斯问题上的判断也是正确的。但同一个组织在以色列问题上却“极其”错误——用内塔尼亚胡的话来说,是“当代最反犹的机构之一”。

《四角方圆》调查节目《无休止的战争》(The Forever War)中,我采访了一位以色列前领导人,他的观点或许能让我们深入了解这个国家对国际机构的态度。

埃胡德·巴拉克(Ehud Barak)是以色列最杰出的军人,曾于1999年至2001年担任以色列总理。他指出了两点:首先,希伯来语中没有“问责”一词。其次,美国保护以色列非常重要,包括避免受到国际刑事法院的刑事起诉。

他说,以色列需要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保护我们”。以色列需要美国“阻止”以色列军官或政客“被海牙定罪”。

因此,美国正竭力以赴。而一向支持国际规则的澳大利亚反对党领袖彼得·达顿(Peter Dutton)则称国际刑事法院的裁决“令人憎恶”。

具有国际刑事法院经验的澳大利亚律师杰弗里·罗伯逊(Geoffrey Robertson)称,达顿的言论“令人震惊且罔顾事实”,尤其是考虑到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饱和轰炸”。

他说,国际刑事法院是独立的,凡拥护国际规则,都要支持这种独立性。

尽管世界一些领导人突然停止对国际法和国际刑事法院的支持,但至少有一个西方主要国家仍然坚持支持国际刑事法院的独立性。

法国明确表态,世界之秩序,无法则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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