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出身寒门的县委书记，为何在“人生巅峰”辞职？（组图）

从偏远小山村一路走到主政一方的官员，陈行甲的前半生是一部“草根奋斗史”。2011年到2015年，在湖北省巴东县当县委书记时，陈行甲大力反腐，5年内查处了87名党员和工程老板，其中包括县长、副县长级别官员，被人们称为“铁腕书记”。

2015年，43岁的陈行甲被评为全国优秀县委书记，达到政治生涯的“巅峰”。当时，一位省里领导找他谈话，认为他是“省部级干部的好苗子”。但就在获评第二年，陈行甲却选择辞去公职。人们对于他的辞职原因众说纷纭，按照陈行甲自己的说法，他想投身公益事业，探索建设一种能够解决“因病致贫”问题的社会支持系统。

在基层尤其是贫困地区工作多年，陈行甲见过太多因为疾病坠入深渊的穷人。许多人在县委大院里向他下跪求助，但在捉襟见肘的财政面前，陈行甲也无能为力。在他的设想里，辞职后，他要探索的是一套新的支持系统：不让患者“自证贫困”，不只是简单“给钱”，也不能无限制“兜底”。辞职7年后，陈行甲将投身公益的经验和见闻写成了新书《别离歌》。

以下是陈行甲的讲述：

口述｜陈行甲

记者｜吴淑斌

仕途

我的人生起点可以说是“低到尘埃里”。1971年，我出生在湖北鄂西一个偏远的贫困山村，父母都是普通农户，父亲因为会打算盘，被招到离家200公里的税务所工作，每年过年时才能回来一次。身高一米五几的母亲独自把姐姐和我带大，怀着我时，母亲坚持到生产队出工，直到临盆前一天。上学后，我的成绩不错，在村里念小学、乡里念初中、县城念高中，最后考上了省城武汉的湖北大学。

踏上仕途多少有些意外。我在1992年大学毕业，本科是学数学的，按照正常就业情况，我应该去老家湖北省兴山县的学校当数学老师。当时正好县燃化局到县毕业生分配办公室要人，希望要一个懂计算机的大学生。全县的应届毕业大学生就那么几个，没有计算机专业的，分配办的人看我数学专业，比较靠近，就把我分了过去。1994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之后，全国各地都在对外招商发展经济，县里领导要到沿海去招商，需要一个会英语的人，机缘巧合之下，我被调到了县政府对外经济协作办公室。因为是年轻干部，又是学历最高的人，两年后我又被调往外贸局担任副局长。

《县委大院》剧照

于是，大学毕业4年，我成了一名副科级干部，这在小县城里是一件很难得的事。

政治生涯中，我受到很多重视和提拔，一路成了湖北兴山县团委书记、兴山县委常委、宜都市市长、巴东县委书记。其实每一次提拔都超过我的意外，我的心态比较好，大概因为人生起点很低，从没敢奢望什么。当然，我做每件事情都很认真，机会来了就正好落到我头上。一个印象很深的事情是，我参加工作第二年，县里要评全县劳动模范，当时组织上考虑的是两位主任，但一直没平衡好。后来，一位参加讨论的领导提名我，用了8个字评价，“任劳任怨，随喊随动”——我是单位里唯一的大学生，却每天到得最早，把桌子擦了、开水壶灌满，什么活都干，领导都看在眼里。

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品质。后来我当市长、书记，要提拔人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评判标准。从政二十几年，我从来没给任何人送过钱，也没有收过钱，我很想告诉同样“草根”的读书人：干部培养体系是公正的，只要踏踏实实做事，不用溜须拍马、混圈子也能在体制里过得好。

记忆最深的一段经历还是在巴东县。2011年，我被调到巴东当县委书记，当时巴东是全国贫困县，又连续出了好几起轰动全国的恶性事件，社会戾气很重，矛盾尖锐，领导班子普遍士气低迷，对县域经济社会发展持悲观态度。上任后，我的邮箱里每天会收到超过50封反映意见的群众邮件，一年内总共接待了30批大规模群众集体上访，最多的时候有200多人，把我围得里三层、外三层。

群众冲天的怨气戾气从哪里来？我调研后觉得，还是当地的党员干部作风坏了。我上任之初就宣布，“不收钱、不收礼”，但还是有人在大白天把二十万现金拎到县委办公室的桌上。主政巴东的5年里，我一共抓了87名官员和工程老板，其中包括县长、副县长级别官员，根据他们后来的交代，大概能摸清一条轨迹：在这个贫困县，干部们春节会给领导送拜年的信封，2006年是5千元，2008年是1万元，2011年是换届之年， 最多的升到了2万元——这还不是买官的钱，大致可以理解为保官的钱。

《县委大院》剧照

后来，我在全县纪委大会上告诫各级干部，“不要再在工程项目上想任何心思、做任何文章。在我们这样贫困的县，领导插手工程项目捞好处，就是在搜刮可怜群众的福利，用农村话说，是在‘摁着叫花子拨眼屎’，怎么狠得下心？怎么下得去手？”这不仅是说给我的下属同僚听的，也是说给我上头的领导听的。我确实拿出了“拼命”的勇气，两军相逢勇者胜，你不怕，对方就怕了。

工作开展5年后，巴东当地的经济和政治生态都有了很大的改观，2015年我也被评为“全国优秀县委书记”。但在2016年，我选择辞去公职。

许多人一直认为我是“愤而出走”，认为我是因为反腐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坦诚地说，辞职有一点“被迫”的因素。我在从政后期确实遇到几个“坏人”的阻扰，组织已经给他们定性了（注：时任恩施州州长杨天然2017年因为严重违纪违法被“双开”，随后以受贿罪、玩忽职守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追究刑事责任。）有人给我寄恐吓信，有人暗中施压，有人“打招呼”想让我“放人”。当时，我在没有掌握绝对证据的情况下，如果越级去反映我的直接领导的问题，不符合组织原则；如果我辞职了，就可以跳出个人恩怨、以一个普通共产党员的身份去反映一些基层行政存在的问题。

但这只是10%的原因，另外的90%，是我觉得时机已经到了，根据过去几十年的学习、观察和实践，我可以彻底投身到公益事业里，去探索“因病致贫”的解决办法。我并没有觉得放弃仕途很可惜，一方面，体制里能做的、该做的事情，我都尽力做了，问心无愧。另一方面，做了十几年基层“一把手”，我意识到，想解决的“因病致贫”的难题，只靠政府的行政力量是完全不够的。辞职之前，我考虑了整整8个月，期间整合了过去基层工作中的经历，搜索许多国内外“因病致贫”的资料，也和许多专业的人交谈过想法，最终还是决定跳出体制去做事，可能会有另一片天地。

“因病致贫”难题

我在清华大学接受硕士学位教育时开始对公益有比较清晰的认识。2000年，国务院学位办批准引进西方的现代管理学科门类，叫公共管理，我在2001年脱产考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在课堂上，我第一次学到现代西方社会治理体系中的“非盈利组织”，这是一支处于政府和市场之外的力量，后来我被公派到芝加哥大学留学时就观察到，西方国家没有“民政部”，但他们的社会救助体系很完善，现代慈善发挥很重要的作用。这对我们来说有些陌生，中国一向是强政府、弱社会。

医疗一直是我关注的问题。2011年在湖北省宜都市工作时，我曾经想试着搞全民免费医疗，陕西省神木县率先探索了这件事，这对我是个启发。宜都市是全国百强县，当时全市只有38万人，但有5家上市公司，其中最大的一个企业一年交税7个亿，真是“政通人和”，所以我雄心勃勃，不过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做成。

也是那一年，我被调到国家级贫困县巴东当县委书记。我特别不想回首那段时间，太伤心了，有一种突然掉进冰窟窿的感觉。

上任后，我要求县委的大门对外开放，接待上访群众。在我面前下跪求助的老百姓很多，其中许多人是“因病致贫”，因为他们家里有人生了大病，全家都被拖垮，一贫如洗。有一对农民夫妇来县委大楼找我，“扑通”跪下，他们的儿子得了白血病，已经花了20万治疗，还需要30万做移植，家里的爷爷也长期病着，为了给孙子省钱治病，爷爷就自杀了。上任几天，我收到一个得了肾衰竭的女孩的求救信，当时我吩咐妇联和乡镇马上行动救助，但求救信越来越多，动辄都是欠着十数万元医药费。

《我不是药神》剧照

面前是这么庞大的一个群体，我却如此无力。我的巴东太穷了！地方财政捉襟见肘，各方面预算全都不足。一开始我还号召妇联、残联向社会募捐，自己也带头捐款，这依然远远不够：全县50万人，16.7万人年收入在2300元以下，其中“因病致贫”的人占48.7%，高于国家42%的平均水平——这是我一家一户数出来的数据。我们到各个偏远村庄去，找一块空地开会，每户贫困户必须派一个代表来。开会是为了讨论谁穷、谁不穷，导致他们穷的原因是什么，结果发现很多家庭都是因为大病。

党和政府的行政力量真的无法解决这么多“因病致贫”。从一个硬指标就能看出政府的努力：每年，国家用于医疗保障的支出增幅都远远高于中央财政收入的增幅。但我们的国家太大、人口太多，导致老百姓“因病致贫”的病种太复杂了，我记得二十年前，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的课堂上老师说过一句话，“我们背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去追赶时代前进的快车。”

行政力量有边界，基本医疗保险是“广覆盖、低水平、保基本”，不能解决所有疾病及其带来的支出。就像修路，政府可以出钱修高速、省道、县道甚至村道，但从公路连接每家每户的最后一百米，难道也要政府修吗？

现在，在体制之外还有商业保险，这能解决一部分人的问题，不过依然非常多负担不起商业保险的人，这时候就需要发挥慈善的作用了。

慈善的“2.0”版本

我做县委书记时，在精准扶贫工作中接触了一些慈善组织，我感觉到，传统慈善的方式虽然起帮助，但还不够好。传统慈善大多停留在“救苦救难”的层面，讲穷人的故事、博富人的同情，筹钱去给穷人付医疗费、学费或生活费。

为什么我说这样不够好？第一，脱贫之前，中国的穷苦人太多了。2012年底国务院扶贫办的数据显示，农村贫困人口是9899万，其中42%是因病致贫。这么多穷人，靠一个个去讲他们的故事，救得过来吗？也救不平衡，当你面前摆着三个穷人的时候，救谁、不救谁？就要他们拼命撕开自己的伤口，证明自己是其中最惨的那一个？

这是我觉得第二个“不够好”的地方。现代慈善的伦理底线有两个词：尊严和不伤害。现在一些线上筹款平台就是这样的，病人必须拿出自己的诊断证明、家徒四壁的照片，必须拍一张自己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最好再咳点血。一个要用穷人的尊严来换取生存机会的社会，不是一个好社会。

《送你一朵小红花》剧照

即使暂时筹到了医药费，就算救助成功、解决问题了吗？我在各种演讲场合都向听众提问，假如你的亲人生病了，现在有机构能帮你完成4件事情：找到一个大医院顺利挂上号；找到一个靠谱的医生做诊断；如果更严重的话，能找到医生做手术；如果这个时候你的家庭遇到困难，拿不出钱，有一个慈善组织来兜底掏钱，你满意吗？

大多数人会说满意，但我不满意。

做慈善，不能靠被救助者的反馈来评估自己做得好不好。反馈会有偏差，被救助对象本来没有指望别人会来帮忙，我们提供多少帮助，他们都会觉得满意。除了给他们找到医生做手术、给他们钱之外，有没有人管他们心理会崩溃？有没有人管他对这个疾病有没有基本的科普认知？有没有人告诉家长，如何让孩子的营养跟得上？儿童白血病的治愈率大概是80%，还有将近20%孩子会离开人世，我们轻飘飘地对父母说一句，“请节哀顺变”，能说得出口吗？对他们的心理哀伤辅导，有人做吗？

这是我觉得要提供的慈善的“2.0版本”，一个完整的社会支持系统。这套系统不止是给患者钱，从费用上兜底，更重要的是全流程的社会支持，不让大病把一整个家庭拖入深渊：从孩子生病开始，到治疗后的护理，最后健康重返社会；少部分离开人世的，我们要让他有尊严地离开世界，让他们的父母得到安慰，把余生过好。

试验田

我的想法是，国家太大了、因病致贫的病种太多了，我先选一个城市作为试验田，在里面针对某一病种进行尝试，探索这套社会支持系统。在这块试验田里，做患者服务、医生能力提升、药物政策完善。我选择的病种是儿童白血病，白血病已成为全国新发肿瘤患儿中最高发的癌种，占比32.89%；它对孩子和家庭来说太痛了，很容易让整个家庭家破人亡。我选择的地区是有三百多万人口广东省河源市，这样一个地级市，在2017年居然还没有儿童血液科。

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在医保目录内兜底救助，也就是说，患者通过医保报销后的费用，我们全都报销——这是我能想到的最宽边界了。慈善、救助是有限度的，不能说看病的路费、伙食费、买衣服的钱都要基金会负担，这就成了无底洞。除了给患者做补充报销外，我还要给患者家庭提供现代医务社工服务，比如刚才说的疾病科普、营养调理、手术后防感染护理、心理疏导等。

《寄生灵》剧照

这些还只是工作的很小一部分，另一件事情是提升当地治疗能力。孩子患了大病，最好能在本地治疗，不用背井离乡去大城市、挤在医院的走廊上睡觉，家庭能省下食宿费。我们到河源一年后，协助当地医院建立了第一个儿童血液科，政府负责硬件和设备，我负责联系中国最好的一批血液病专家，再把河源当地的医生、护士长送去北上广培训一年，所有的路费、住宿费、培训费都由我们机构出。

第三件事是药物政策的完善。目前对患者的兜底是在医保目录药物的范围之内，也有患者会使用医保目录之外的药物，但这些药物确实有效果。我们会请独立的第三方做医疗卫生技术评估，推动有效的特效药纳入国家医保目录，在2018年和2019年已经成功推动2种药物，全国儿童患者每年可以节约2.2亿元左右的治疗费用。

从官员的身份退下来做公益，做事时一种最大的变化是，以前我遇到的很多问题可以在框架内用职权解决，速度很快，现在是“全求人”：手中一点点权力也没有，没有任何空间和余地腾挪，只能求人、说服人、打动人。遇到一块石头就得搬开，遇到一个沟就要跳过去，全凭自己的真本事，但这种脚踩在泥巴上的感觉也让人觉得更踏实。

《山河锦绣》剧照

项目开始前，我去拜访河源市的领导，想说服对方同意我在河源开展试验。我当过基层领导，知道领导的担心和顾虑。我说的第一点是，“我对你有用”，我带着1,000万到这儿来，虽然政府不缺我这1000万，但只要我开始做了，您就不会再看到有儿童白血病家庭来下跪、上访。第二点是，“这件事只能由慈善组织来做，政府不能做。”政府对于人民就像父母对于子女，做什么都是应该的。医保问题又十分敏感，得了白血病的人能有政府兜底，那糖尿病、高血压呢？估计第二天政府大门就被挤破了。第三点是，如果成功了，这个项目叫“河源模式”；失败了，就是我陈行甲个人的一次试错。

对方最终被我打动了，我们签了5年的合作合同。事实证明，我提出的几点都做到了，项目很成功，后来合同又续签了五年。

做公益后，我收获的幸福感更具体、更细致了。这和从政时的收获感有些不同，带着老百姓脱贫、得到群众的认可，很多时候靠一些经济数据、组织荣誉反映出来。现在，我会亲身参与每一个生命的救助过程，看到它在走向凋零的过程中被抢救回来，感觉自己的双手护住了别人的生命和尊严，这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情。还有一些当官时觉得很无力的时刻，比如那么多人因为大病来向官员求助，财政却无法拿出钱来，现在我可以用这套系统来帮助他们，终于有克服这种无力感的办法了。

一代人终将老去，这个世界最终是年轻人的。我现在53岁了，这项公益事业要可持续，就要有更年轻的人来接班。我的想法是，把年轻人“扶上马”，自己从设计领跑者，变成跟跑者，最后作为支持者，护送他们走得比我更远，把这套慈善机制继续打磨和完善下去。

陈行甲（右）与他的新书《别离歌》

我把这些年在公益路上遇到的生死和离别写到了我的新书《别离歌》里。我的几个公益项目都是关于青少年儿童的大病救助和教育关怀的，无一不是充满着离别，有些还是生离死别。这些不幸的孩子，还有他们奔波辛劳的家长，命运没有给他们一个好的剧本，他们被动上场，但是他们竭尽全力地演出了。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抱着最大的诚恳去记录那些可能不被记得、不被在乎的人，记录他们生命中的困难与为难，记录他们的挣扎与努力，也记录温暖的拥抱和长流的热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