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时：中美间谍战升温，亚裔美国官员称遭不公正审查和任职限制（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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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夏天，托马斯·黄（音）得以到美国驻北京大使馆担任新的外交职务，这对他来说是洗清了污名。因为多年来他都在一个问题上与国务院苦苦抗争，那就是他被认定为某种情报威胁。

十几年前，他在加入外交部门时就曾被外交安全官员告知自己不可以前往中国工作。他说，他们在一封信中错误指控他有着语焉不详的不适当“外国偏好”，并暗示他容易受到“外国势力影响”。

在成为一名美国外交官时，托马斯·黄曾以为中国会是他大展才能的地方。他在一个说中文的家庭长大，还曾到中国学习。从西点军校毕业后，他曾前往巴尔干半岛执行陆军任务。在处理与美国最大军事和经济对手的关系问题上，他以为自身经验足以发挥价值。

“我知道有几十名外交官失去了到中国大陆、香港和越南工作的机会，”伦敦外交官由纪·近藤-沙（音）说。经过抗争，她成功解除了赴日本工作的限制。 MARY TURNER FOR THE NEW YORK TIMES

随着他对该禁令有了更深了解，他发现其他外交官——包括许多亚裔美国人——也面临类似的限制。安全官员从来没有给出确切理由，他们是根据初始安全许可审查过程中收集的信息秘密做出决定的。多年来，数以千计的外交官都曾受到限制。

涉及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的美国政府机构也存在类似问题。在中美之间愈演愈烈的间谍暗战中，一些与亚洲——连偏远小国都不例外——有联系的美国联邦雇员声称，他们遭受了美国反情报和安全官员的不公正审查，并被禁止从事本可维护美国利益的工作。

他们认为这种猜忌会削弱美国，因为它让有能力的雇员无法在外交使团、情报部门和其他关键岗位上任职，他们流利的语言技能或文化背景原本能在这些岗位派上用场。

本报道基于对来自多个国家安全机关的20多名现任及前任官员的采访，以及对数十份国防部安全审核案卷的查阅。

亚裔美国外交官提出最多抗议的这些问题十分迫切，以至于美国议员在12月通过了两党立法，试图限制国务院的一些做法。12月14日出台的军费法案中包含了加州众议员刘云平(Ted Lieu)推动的举措，旨在让国防部的任职限制和审查流程更加透明。

“我们应该问问自己该如何应对风险，而不是将那些最有能力担任公职岗位的人排除在外，”托马斯·黄说。“这是自伤之举。”

托马斯·黄和其他人在内部提出异议之后，国务院最终撤销了对他的禁令。除此之外，国务院还在拜登执政期间取消了1400项任职限制，国务卿布林肯去年宣布将终止这类做法。

但仍有官员面临障碍。《纽约时报》获得的国务院数据显示，目前仍有约625名国务院雇员处于禁令之下。国务院没有给出理由。此外，在调查准备前往被认定构成特殊情报威胁的国家——尤其是中国——工作的雇员后，反情报官员有权建议实施禁令。

国务卿布林肯去年宣布将终结委任限制的惯例，但障碍依然存在。 ALEX WONG/GETTY IMAGES

根据时报审阅并于本文首次曝光的采访和文件，联邦调查局的两名反情报官员分别表示，这些雇员是因为中国背景而遭到了同僚的迫害。

对中国间谍活动渗透美国机构的类似担忧促使司法部在特朗普执政期间实施了“中国计划”，当时联邦调查局对美国政府内外的许多华裔科学家进行了调查，怀疑他们涉嫌非法协助中国。在司法部找不到间谍活动证据的一些案件中，官员会提起较轻指控，这些指控最终也会被撤销——然而科学家的名誉和职业生涯已经受到损害。司法部于2022年叫停了“中国计划”。

国家安全机关内部的流程早在“中国计划”之前就已经存在，并且是在严格保密的安全许可和任务审查中进行的。因不是公开的刑事调查而较少受到公众关注。

这些禁令的批评者认为，相较于其他人，有亲属在中国的美国人并不会更容易变成中国的情报资产。他们表示，美国政府未能跟上近几十年来人口结构巨变的步伐。在美国，四分之一的儿童至少有一位移民父母，约20年前这一比例为13%。中国仍是新入籍美国公民的主要来源国。

政府雇员没有能力去改变这样的家庭环境。但一些美国官员认为，拒发安全许可或限制他们任职依然合理，因为中国政府有通过拘留或骚扰中国亲属向外国公民施压的记录。

2021年的立法所引用的国务院数据显示，该机构对在华岗位的限制最多，其次是俄罗斯、台湾和以色列。一些俄裔美国外交官也受到了影响。

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称其不会实行基于种族、民族或出身国的歧视，布林肯也志在打造多元化的公务员队伍。声明还表示，国务院反情报程序的设置依据是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的指引以及国务院外交事务手册中概述的13项标准。

美国各级机构的确都有亚裔美国人担任高官，亚洲政策制定也不例外。副总统哈里斯的母亲来自印度，在内阁担任美国贸易代表的戴琪父母都来自台湾。

但曾在国务院担任外交官的新泽西州民主党众议员安迪·金表示，政府各部门的亚裔美国雇员都曾向他提及对“始终笼罩着自己的阴影”的担忧。

新泽西州民主党众议员安迪·金在国务院任职时曾被禁止参与涉及朝鲜半岛问题的工作。 SARAHBETH MANEY/THE NEW YORK TIMES

安迪·金是韩裔美国人，他在十几年前曾收到来自国务院的信函，信中称他被禁止从事涉及朝鲜半岛问题的工作。

“那是我生涯中最被轻视、最感羞辱的时刻之一，”他说。

反间谍狩猎

许多联邦政府机构都有自己的内部安全部门，负责对员工进行调查，通常不会通知员工，也不会透露调查过程。在联邦调查局，这样的部门会进行测谎，并可以建议部门暂停或撤销雇员的安全许可。

在国务院，安全官员将利用常规安全许可背景调查中收集到的信息，来决定是否采取特别措施，在外交官的档案中加入外派限制。

对许多美国官员来说，获得最初的绝密安全许可是一个恼人的过程，但这是他们的工作所必需的。申请者要列出他们在国外的联系，并接受对他们的个人关系、前雇主、财务历史和生活方式的详尽审查。安全官员可以用背负巨额债务，或最近非法使用毒品等理由，拒绝或撤销许可。

随着对中国间谍能力的担忧日益加剧，为某些联邦雇员和承包商设置的门槛似乎也随之提高。根据时报对30多份文件的查阅，国防部在网上发布的公开文件显示，对中国过去20年间谍活动的评估内容变得更长、更详细。

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不会实行基于种族、民族或出身国的歧视。 JOSHUA ROBERTS/REUTERS

这些决定通常表示，与中国有联系的申请人面临“非常沉重的负担”，需要表明自己不构成潜在情报威胁。

在2020年的一项裁决中，一名24岁的国防合同工程师在中学时从中国移民到美国，被一名行政法官描述为“忠诚的美国公民”，过着“典型的美国生活方式”。但法官写道，他与中国家庭成员的联系虽然“完全正常”，但也构成了“被操纵或被诱骗的高风险”。他要求通过审批的上诉被驳回。

在2022年的一起案件中，一名在美国出生、为一家国防承包商工作的男子因其妻子的中国亲属而被拒绝获得批准。法官承认，“胁迫是很少见的，”但他还说，“这种情况确实发生过，而且为了实现其目标，中国几乎是不择手段的。”

马克·扎伊德是一名律师，曾代表数百名政府雇员就安全许可决定与各相关机构交涉，他说，“毫无疑问，亚裔比其他许多人更容易受到这种审查。”

国防部发言人苏珊·戈夫表示，安全许可的决定是一项“基于风险的决定”，国防部的目标是核实每名雇员“是否值得那份特殊的信任，这份信任是代表我们的国家授予的”。

几起公开案件揭露了联邦部门内部的反间谍越界行为。2022年11月，在中国出生、从事洪水预报工作的美国水文学家陈霞芬从商务部获得了180万美元的和解金，此前商务部官员指控她非法下载政府敏感数据，并错误地将她描绘成中国间谍。他们的怀疑是基于她与一位身为中国地方官员的老同学的一次简短交流。联邦调查局逮捕了她，但检察官最终撤销了指控。

“他们认定了你是间谍，他们只想证明自己的理论，”陈霞芬在接受采访时说。

中国出生的美国水文学家陈霞芬从商务部获得了180万美元的和解金，此前商务部官员错误地将她描绘成中国间谍。 MADDIE MCGARVEY FOR THE NEW YORK TIMES

2021年，参议院的一个委员会发布了一份关于商务部安全部门的报告，报告显示，陈霞芬是被非法调查的众多华裔美国雇员之一。

报告得出的结论是，该部门是一支“胡作非为、不负责任的警察部队”，并广泛针对了“亚裔美国员工比例相对较高”的办公室。

“伴随中国而来的污名”

就连从事中国反间谍工作的政府官员有时也被安全官员视为潜在威胁。他们说，那些让他们得以熟悉中国的背景，在安全官员眼中却被打上了不公平的印记，令他们被视为可能的间谍。

克里斯·王（音）从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毕业后，成了联邦调查局洛杉矶办公室的一名反情报分析师。尽管他获得了绝密的安全许可，但在2011年的第一天，他收到了一封信，信中说，他被列入一个名为PARM的特殊内部监控项目，在这个项目中，他的联系人、旅行和电脑使用将受到安全官员的仔细审查。克里斯·王与时报分享的信件副本显示，他还需频繁接受测谎和面访。

“你的外国联系和出国旅行增加了你被外国利用的风险，”信中写道。

克里斯·王曾在加州接受中国武术老师的训练，并在上海读过半年本科。

2011年，联邦调查局洛杉矶办事处新聘用的一名反情报分析师被告知，由于他的“国外联系和国外旅行”，他被置于一个特殊的内部监视项目中。他曾在加州接受中国武术老师的训练，并在上海学习了半年。 JAKE MICHAELS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他的上司指派他从事针对中国的反情报工作。然后，在测谎失败后，他无法获得最敏感的信息；他说自己很紧张，因为担心被错误地指认与中国有不正当关系。

他说，虽然他通过了随后的测谎和安全面试，成为了一名特工，但后来官员告诉他，将对他进行行政调查，随后他于2020年辞职。

“由于伴随中国而来的污名，华裔美国人更有可能受到歧视，即使他们的联系在本质上是清白的，”克里斯·王说。

另一名从事反情报工作的前联邦调查局官员杰森·李说，他正在起诉该机构的歧视行为，乃至以国家安全为幌子的不当行为。他说，一名测谎审讯员曾指出，杰森·李的父亲也在政府部门从事敏感工作，并错误地指责他是“父子中国间谍团伙”的一员。杰森·李说，这激怒了他，导致他没有通过测试。

联邦调查局拒绝就具体案件置评，但表示会公平地进行测谎。它还表示，“多元化是一项核心价值，”该局营造了一种让员工“受到尊重，被鼓励做自己，并获得一切发展机会”的环境。

被拒绝从事外交工作

在国务院，一个代表亚裔美国雇员的团体一直在努力推动该机构彻底改革外派限制。这带来了2016年以来多项旨在迫使变革的法律。

“我知道有几十名外交官失去了前往中国大陆、香港和越南的任务，”伦敦外交官由纪·近藤-沙（音）说。经过抗争，她成功地解除了禁止她前往日本的任务限制。

尽管员工们对布林肯3月份宣布放宽限制的声明表示赞赏，但他们担心另一项仍然存在的限制：一项名为“任务审查”的条款，根据该条款，反间谍官员在对雇员进行例行调查后，可以建议禁止他们担任部门官员认为具有特殊情报威胁的职位。

“这确实存在问题，”美国外交服务工会副主席蒂娜·黄（音）说。

这份职位清单是保密的，但时报了解到，除了中国之外，它还涉及俄罗斯、越南和以色列，以色列是美国的合作伙伴。

外交服务雇员工会副主席蒂娜·黄称，反情报官员建议禁令的过程“确实存在问题”。 SHURAN HUANG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曾被美国国务院禁止在台湾工作的外交官斯塔利安·杨（音），为雇员组织亚裔美国外交事务协会收集了有关官员被派往特别情报威胁国的数据。他说，自2021年以来，他已经追踪了22起与亚洲有联系的员工被调查的时间超过一个月标准时间的案例。

该协会致信布林肯，表达了他们的担忧。上个月，负责管理事务的副国务卿约翰·巴斯在时报获得的一封信中回复说，在去年进行的391项任务审查调查中，只有9项的结果是建议拒绝。

但外交官们表示，这一数字不包括在调查拖延后转到其他工作岗位的雇员。

除了这些担忧之外，还有一些有抱负的外交官更早遭到解雇，甚至没有获得安全许可。

在中国出生的25岁美国人郑瑞琪（音）说，美国国务院告诉她，尽管她已经在国务院开始了一个门槛很高的奖学金项目，她的安全审查还是没能通过。她说，在经历了将近两年的审查过程后，她于2021年被拒，原因是她与国外的家庭成员和其他人的联系。

“我认识的每个人都告诉我，这事看上去太美好了，不可能成真，美国永远不会接受像我这样在外国出生的华裔美国人，”她说。“但我选择了相信这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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