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压之下，澳洲年轻人一房难求（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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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上了年纪的澳大利亚人可能会觉得难以理解，因为情况与他们的生活经验大不相同。

但是，当年轻人说现在没有可能存下买房的首付时，他们并没有撒谎。

根据研究人员的说法，年轻一代为了攒下置业首付的预算策略在今天的澳大利亚“越来越不重要”。

他们表示，房价上涨过快与1980年代以来不稳定的就业形态快速增加，还有年轻劳动者的工资停滞不涨，这些都意味着许多澳大利亚年轻人面对着被房市彻底拒之门外，不能拥有住房的前景。

他们表示，年轻人住房拥有率的大幅下降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愿工作，也不是因为他们不再想着怎样存钱，怎样为买房付出牺牲。

原因就是过去的澳大利亚已经消失了。

澳大利亚与现代全球化经济

看到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期霍克-基廷（Hawke-Keating）工党政府的新闻稿时，很难不看到他们所宣传的[对未来的]“描述”。

新闻稿的绝大部分内容都在谈论未来澳大利亚令人兴奋的新面貌，届时劳动者将拥有较高的技能，生活水平和工资也会随着生产率和出口竞争力的提高而提高。

他们说，在过去那个二战后的澳大利亚，人们在10年级后离开学校参加工作的情况很常见。而在现代全球化经济中，这种做法行不通。

“在1960年代，只有约三分之一的年轻人完成了12年级的学校教育，”前总理保罗·基廷（Paul Keating）在1992年说。

“大多数十几岁的少年很早就离开学校，找到一份不需要技能的工作。这些早早结束学校教育的孩子仅接受了些许正规职业培训，除非他们能在某个传统行业中当学徒。

“在1960年代中期，15-19岁的年轻人中有将近十分之六的人有全职工作。现在这个比例是十分之二。

“另一方面，30年前，15-19岁的年轻人中只有三分之一接受全日制教育，而现在几乎有三分之二，”他说。

基廷说的传统经济显然与今天的经济迥然不同。传统经济时期，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有大批年轻人离校参加全职工作。

但在战后年代，澳大利亚的社会福利模式依赖于广泛的房屋所有权，没有什么技能的劳动者更能负担起住房的花费。

有意思的是，了解50年前哪种类型的房地产价格上涨让澳大利亚人感到焦虑。根据已故的帕特里克·特洛伊（Patrick Troy）教授的说法，人们在1970年代初是这样看待这些问题的：

“住房开销和价格仍然是在社会与政治方面受到关注的主要问题。在1969年至1973年期间，购买一处住房用地所需的平均收入年数大幅增加。在悉尼，从1.7年增长到2.7年，而在墨尔本，从1.2年增长到1.8年。"

与之相比，今天的研究人员在2023年对澳大利亚的看法是什么呢：

“自2001年以来，全国房价中位数与收入中位数的比率几乎翻了一番，达到8.5。攒下一栋普通房产首付款所需时间，按工资中位数算，从1994年的六年增加到目前的14年。”

在1980与1990年代，澳大利亚人听到的对未来需要更灵活、更具生产力的劳动力的描述中，关于未来的愿景并没有提到年轻劳动者中拥有住房的人数在将来显著下降，也没提这种情况对澳大利亚的战后社会契约意味着什么。

业主一代出现

到目前为止，我们中的许多人都熟悉“租房一代”（Generation Rent）这个说法。这个词指的是这样一代澳大利亚年轻人，他们永远不会拥有房产，只能终身租房，财富方面的问题随之而来。

但研究人员表示，这一现象的必然结果是“业主一代”（Generation Landlord）

他们表示，不断发展的住房金融化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业主一代的出现，反映出近几十年拥有多处房产的投资者大幅增加。

他们表示，这种情况同时也受过去30年来政治意识形态转变的影响，这种转变将房东主义（landlordism）视为一种面向市场思维、自我负责、做好投资准备的个体的福祉策略。

他们表示，有债务融资的业主在澳大利亚被重新定义为“父母投资者”。这些业主在政治层面受到赞誉，被认为有进取心、自力更生、为他人提供基本住房，但仔细观察，他们主要是中老年人、富人和高收入人群。

他们表示，考虑到赢家和输家的因素，这种对业主的赞誉在澳大利亚制造了紧张的局面。

“通过赋予投资者阶层提高退休福利的特权，其他人被剥夺了获得自己住房的机会，因此，一点退休保障都没有了，”他们说。

他们表示，澳大利亚就业格局的转变，削弱了年轻劳动者工作挣钱，攒下20%置业首付的能力，加剧了“租房一代”和“房东一代”之间的紧张关系。

他们表示，1980与1990年代，支撑澳大利亚战后相对较高工资水平的仲裁制度解体，这是我们走到今天这一步的重大事件。

“前不久，‘零工经济’的兴起标志着向更灵活的工作格局的转变，在这种格局下，就业根据工作时限、合同或临时雇佣的方式进行，”研究人员在三月时写道。

“这种灵活，或者说是非传统的工作方式的再次出现让不稳定的概念具体化，以经济不稳定为特征。墨尔本研究所（Melbourne Institute）最近的一篇论文指出，非传统的就业现在占所有就业的一半以上。”

他们表示，对年轻的澳大利亚人来说，现代家庭财务的不可预测性现在是影响他们规划与控制支出能力的一个“关键制约因素”。

他们还表示，在整个1990年代及以后的时间内，除了以上因素，再加上让目前的业主比还未入市的业主拥有越来越多优惠的澳大利亚税收制度改革，这些都意味着澳大利亚年轻人越来越难以通过努力工作来买房。

战后公民权典范受到损害

所以，当考虑年轻人的工作习惯和储蓄习惯时，我们需要记住这些事情。

研究人员表示，这些年来，对很大一部分澳大利亚年轻人来说，拥有自己住房的传统路径根本就不存在了。

他们表示，今天这种不稳定且两极分化的劳动力市场的现实与已经改变的住房形势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种情况挑战着何为澳大利亚人的理念。

“‘传统的’生命历程，即在这一过程中，大家接受教育，找到工作，离家单住，和长期伴侣组成新的家庭，在有工作的时候买房置业，偿还房贷以保障退休后体面的生活水平，正变得越来越不寻常，”他们说。

“由于就业和住房相互关联的性质，这种转变可能标志着战后公民权典范的重要‘支柱’受到严重损坏。

“特别是，这些都表明随着人们进入退休状态，以前的那种保障框架正在崩溃，”他们说。

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澳大利亚的平等主义自我形象在所有这些状况中处于什么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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