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非洲看到最可怕的事:这里的医生不治病,专门制造病人(组图)
大家好,我是陈拙。
我从小被家长教育不要说谎,甚至被恐吓:“说谎的人要吞一千根针。”
我慢慢长大,发现这是一句屁话。
大人比小孩更爱撒谎。小孩撒谎,可能只是为了一块糖,大人撒谎,想索取的东西可不止这些了。
我前两天听了援非医生谢无界聊了聊。
他说起一段经历,是自己和一个孩子,在非洲共同见证了一个要人命的谎言——
当地政府斥巨资建一栋住院大楼,据说是一个慈善项目,所有来这的患者,都会得到最好的治疗。
但当地医生都清楚,患者的病,是由这些医生亲手制造出来的。
谢无界无力去戳破这个谎言,他只能看到这些医生们,将病人一个又一个送进这家医院。
最终打破沉默的却是那个才16岁的小孩。
2021年夏天,我在非洲布隆迪首都的省医院里见到了一个女人。
她很瘦。大部分黑人女性都又高又壮,但她感觉一阵风就能吹倒,走路时得一只手扶着墙,另一只手则抱着下腹。
看到我,她松开扶墙的那只手冲我打招呼,努力露出笑容:“萨瓦(你好)。”
她是一名阴道直肠瘘的患者。某次分娩手术中,她的阴道一直撕裂到直肠。在这之后,她的排泄物会不受控制地从阴道流出,随时随地。
她做了无数次修补手术,但没过多久又会再次感染、粘连。
因为无法再生育,又需要反复住院,她被抛弃在了这座小楼里。
这座小楼叫做“瘘中心”。在这里,至少有20个类似的病人。
他们浑身散发着臭味,有的不能控制小便,有的不能控制大便,有的始终在修补、感染、再修补的循环中,甚至可能因此死亡。
他们被称为“瘘病人”,“瘘”就是指那个永不愈合的口子。
但在我眼里,这根本就不是病,而是一系列不该发生的手术事故。他们都被人骗了。
刚来到这家医院的时候,院长就特别自豪地向我们介绍过,这是他们全国乃至全中非最好的“瘘中心”,专门拿来收治瘘病人,政府为此拨了巨资。
但作为一名中国医生,我只觉得这很奇怪。
“瘘”不算一种非常常见的病症,要么是因为外伤,或者长期溃烂,但大部分是因为术后并发症,比如分娩手术。
尽全力做手术,也有可能留下好不了的瘘口,但正常情况下不会。
而这栋三层小楼里,住的几乎都是手术并发症的病人。大部分是女人,因为妇产科手术。
一个健康的女人,正常地生个孩子,没有基础病、没有胎位不正,就因为倒霉,从此要不断做修补手术、不孕、甚至终生无法控制自己的大小便,这应该吗?
我不相信,可我不能追问,问了也没用,因为我只是一名“友好”的援非医生。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每天上班都绕着这栋楼走,掩耳盗铃,不愿意见到那群“手术失败案例”,良心受不了。
直到我认识了少年罗塞夫。
在和罗塞夫成为“盟友”之前,我见过他两次,两次印象都很不好。
第一次是在菜市场,我在采购,这小子突然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拽住我的衣服恶狠狠地喊:“给我你的护照!”
眼神像刀子一样,把我吓得抓起包就跑了。
后来本地人告诉我,这孩子本来应该卖卖惨,骗你给他护照照片,然后拿去酒吧赊账。他是业务太不熟练了,反而把你吓跑了。
这就是我对罗塞夫的初印象,一个不专业的小骗子。
第二次见到罗塞夫,他满脸是血,被送到了我的诊室。
送他来的是急诊科的护士,护士告诉我,这孩子在我们医院的瘘中心做维修小工,因为偷吃患者遗留下的食物,被患者的老公及家人误认为是小偷,痛打了一顿。
小骗子在瘘中心偷东西,糟糕的地方配烂人,我不无恶意地想。
我让罗塞夫拿开堵鼻血的抹布,大概看了一眼:鼻骨骨折,而且鼻翼左侧的皮肤有些裂伤,还得缝上几针。
我一边清理创面,一边奚落他:“来了医院还不老实?”
罗塞夫突然暴怒:“不!我没偷!”
他每个音节咬得都很使劲,以至于血点子从鼻子里喷出来,溅满了我的白大褂。
罗塞夫竟然被这场面吓到了,像小孩似的重复说着对不起,想帮我脱下大褂。
但他忘记了自己手上也有血,一抓一个血印子。我喊着别动别动,为了让他冷静下来,干脆找了个话题,让他说说自己到底为什么被打了。
罗塞夫说,他是吃了东西,但不是偷的,是瘘中心的那个女病人主动给他的,因为他帮忙干了很多活。
我说那你干嘛不说出来呢?
罗塞夫说,打他的是女病人的丈夫。他担心这个丈夫知道真相后,会去打那个女病人。
我一下有些恍惚。
是的,虽然我一直不敢去看瘘中心,但想想也知道,那不只是病,也是一种处境。
如果你身上一直散发着那样的臭味、如果你也干不了体力活挣不到饭钱,你也不敢为了同情一个小工,得罪照顾你的丈夫的。
但我惊讶的是,这个小骗子竟然会知道这些人情世故,还为了保护别人,挨了这么一顿毒打?
我有点怀疑罗塞夫在编故事,但也只能权且相信,没追究他差点打劫我的事,缝合的手也轻了一点。
但缝合完擦个汗的功夫,还没下医嘱,罗塞夫就不见了,一起消失的,还有我沾血的白大褂。
第二天一早,我就跑去瘘中心找他了——清晨的非洲还有些寒意,加上我也确实担心罗塞夫卷了我的白大褂跑路,出去招摇撞骗。
这是我第一次真正走进瘘中心。
首先扑面而来的就是一种难以描述的气味。
这里相当于一个大旱厕,病人瘘口淌出的排泄物不可避免的会有味道,空气中甚至还有瘘口感染的腐肉气味。
我想快点找到罗塞夫就跑路,但这里除了病人,竟然连个护士都找不到。
也对,这种气味,护士也不愿意待吧。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护士,刚说了罗塞夫的名字,她就噢了一声,告诉我罗塞夫在屋外修葺地面。
接着,建筑工地的工人告诉我,罗塞夫在垃圾场焚烧垃圾;垃圾场的工人告诉我,罗塞夫被护士叫回去帮忙了。
我一路骂骂咧咧地又转回了瘘中心。这罗塞夫是什么超人吗,谁都知道他,啥他都能干。
刚到病房,我就闻到一阵阵排泄物的恶臭。
罗塞夫正在给一个瘦骨嶙峋的老人换造瘘袋,没戴手套口罩不说,那换造瘘袋手法和换垃圾袋差不多。
忙完这边,他稍稍在腰间擦了擦手,又转过来搀扶另一边的女病人下床。
好不容易搭理我,还是一句小大人似的:“等会聊,我得先带她上厕所。”
那口吻淡定得好像我的外科同事告诉我他一会有台开胸手术。要不是这小子脸上还有我缝的针,我还真以为他大变身了。
我叫住了他,指了指自己的鼻子:“你的填塞物该取出来了,一会来诊室找我。”
紧接着带了一句:“洗完手再摸我的白大褂!”
直到下午临近下班时,罗塞夫才终于姗姗来迟,也还上了我的白大褂。
他洗得很干净,带着太阳的香味,简直让我怀疑是不是他洗的。
我一边换药一边跟他闲聊:“你到底是干嘛的,怎么感觉什么地方都有你?”
罗塞夫说,他在瘘中心就像是劳务外包,建筑工、护工、清洁工……只要是有人让他去做,他就得去做。
他没有固定的工资,那些使唤他的人心情好了,会给他小费或者吃的,心情不好则什么都没有。更莫名的就像上次,好不容易拿了小费,又要挨顿打。
我说即使这样你也不能换造瘘袋啊,这是经过专业培训才能做的事。
罗塞夫说,护士们都嫌瘘中心脏,不愿意去,患者们的瘘袋一直都是家属换。这个老人没有并没有家属,也只有他来代劳了。
说的时候,他还摆出一副挺自豪的样子。
我严肃地说,你的操作有违规,这样会造成感染的。
罗塞夫笑嘻嘻的:“他们怎么说,我就怎么做,违不违规我不知道,也不在乎,我只是‘完成工作’。”
他很在乎这份工作。之前在菜市场打劫我的那个时期,他连住的地方都没有,晚上就睡在别人的铺子底下,不挡风不挡雨,还会半夜被赶走。
相比之下,他还挺感谢瘘中心的。
换完药,罗塞夫一溜烟地跑了。我坐在诊室里想了一会,觉得,也许我该好好教教他怎么换造瘘袋。
这是我认识的第一个瘘中心的人,而这孩子看起来不是个坏人,只是没人教。
瘘中心的存在我无法改变,可如果能教好罗塞夫,那些可怜人至少会有一个合格的护工。
第二天一早,我就赶到了瘘中心。从罗塞夫惊讶的表情来看,他根本没想到我会再来。
我不但来,还一来就撸起了袖子,指挥他去洗手、找护士要双无菌手套还有口罩和帽子。
看罗塞夫面露难色,我又补了一句:就说我要的。
我一面操作一面向罗塞夫讲解步骤和难点:裁剪的底盘要微微大于造瘘口约2mm;要均匀的涂抹防漏膏,用棉签蘸着生理盐水涂抹于造瘘口……
罗塞夫一走神,我就板起脸说:“认真听,明天我要来看着你操作!”
他被吓了一跳,立马集中精神,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的手。
我忍不住笑了,这小子狼狈的样子像极了实习时的我。
其实我根本没有权力管他,他只是下意识地听从我们这些看起来有钱有学问的人。想到这里我又有点心酸。
边换药,罗塞夫还充当翻译,帮我跟这位病人聊了几句。
这位老爷子是5年前肠道手术感染导致的造瘘。因为他终身都要带着这个瘘袋,他的家人把他抛弃在了这个瘘中心。
老爷子总挂在嘴边一句话:“人生没多长了,忍忍就过去了。”
罗塞夫送我出瘘中心的一路上,几乎每个病患都会乐呵呵地和他打招呼,他也会一一的将那些病人介绍给我。
一楼全是女病人,乍一看会以为是妇产科。但妇产科总有新生命的欢声笑语,而这里大部分女人都很沉默,有一种久病不愈的畏缩感。
只有一个叫丽贝卡的女病人我印象很深,她又高又壮,看起来也很精神。罗塞夫帮她晒衣服,她在旁边看热闹,还问我要烟抽。
罗塞夫告诉我说,丽贝卡很喜欢瘘中心,因为“比起家里的劳累和丈夫的拳脚,疾病带来的痛苦不算什么”。
这些女人很爱跟这个孩子聊天,什么都跟他说,他则会帮她们洗一些大件的衣物、抬一些重物,手术后搀着她们四处走走,便于她们排气。
我问罗塞夫,你为什么要帮她们?
罗塞夫误解了我的意思,他回答说,因为护士说了这些病人得少蹲起、少使劲啊,一不小心就会瘘口感染的。
我说,可是这和你没关系。
罗塞夫理所当然地说,她们生病了啊,而且没家人帮助她们,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情。
我顿了顿,突然转移了话题。我说你知道我们做操作前为什么要带手套、帽子、口罩吗?
罗塞夫秒答:“为了防止患者感染,你说过的!”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说,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功能就是——保护自己。
“所有事情都一样,先保护自己,才能保护别人。”
这孩子吃过很多苦,但仍然在努力向前。我希望他不要受伤。
我把罗塞夫介绍给了几乎每一个队友,告诉大家他在瘘中心照顾那些病人。
医疗队的同事们都知道瘘中心的情况,愿意从其他方面帮帮罗塞夫,比如让他来干点小活,然后给小费。
罗塞夫开始经常到我诊室来等我们差遣。没事时,我跟他聊聊队里发生的事,聊聊中国是什么样的、我是怎么治病的;他则跟我说说瘘中心的某某出院了,某某又做手术了……
再后来,罗塞夫似乎又忙了起来,来的次数少了,每次来还带着本书。我有其他病人的时候,他就在诊室角落里写写画画。
我想难道他是跟我们中国医生走得近了,知道知识的力量了?想想还挺欣慰的。
一次,队友叫罗塞夫陪他去市场买肉,罗塞夫蹦着跳着出去了,随身的稿纸落在了我的诊室里。
正好空闲,我好奇把稿纸拿起来看了看。
稿纸上满满当当写了一大堆,又密又乱,有英语也有法语,还有些看不懂的拼写,估计是当地语,看起来相当费劲。
我找了护士帮忙辨认,护士认了半天,又拿起罗塞夫带来的书看了一阵,告诉我这可能是份申请书之类的东西。
她说内容上她很多也看不懂,但里面一大部分是从书上照抄的,而且拼写错误极多。
罗塞夫为什么在写这个?他是在练习吗?
我将那堆纸原封不动地扣回了书上。不知为什么,我有些不好的预感。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医院的角落撞见了罗塞夫抽烟。
我有点惊讶,这孩子不是连饭都吃不起了,怎么还有钱抽烟?
他看见我来了,慌忙把烟头扔在地上,一同扔掉的还有一叠烧了一半的稿纸。
我捡起来看了看,又是那天那样英法夹杂的东西。
罗塞夫很紧张地看着我。我看他神情感觉不对,下意识地问起来,这到底是什么?你为什么要写这个?
最后,罗塞夫终于承认,这些稿纸,是瘘病人们托他写的福利金申请。
事情的开端,是我见过的那个造瘘老人。
最近老人感觉到自己快不行了,想喊家人来给他收尸回故乡。但因为他的孩子们早已不接他的电话、不看他的短信,他只能写了一封家书,想花钱请人抄五份,寄给不同的家人。
他托罗塞夫帮忙找人,抄一份大概是1000布法郎(约2块人民币)。
罗塞夫觉得抄写不难,想自己接这个活,为了让老人放心,他还吹牛说自己有高中学历。在非洲,这是很了不起的学历。
老人很放心地让罗塞夫去干这件事,甚至都没有检查就塞进了信封。
这件事之后,老人又问罗塞夫,既然有高中学历,会不会写申请书,能不能帮他向一些慈善基金会、疾病的基金会写救助申请?
他的养老金和医保都已经所剩无几,想申请一些国外的补助金付医药费。
也不知道罗塞夫是被虚荣感冲昏了脑子,还是被钱迷了眼睛,居然应了下来。
他甚至利用了我们医疗队对他的关照,声称自己甚至可以让中国医生为他们做手术。
他的“生意”很好。这里很多人都被家人抛弃,也没有收入来源,急需申请救助。罗塞夫给他们的价格是每份申请2W布法郎(约40人民币)。
在当地这差不多是普通人一周的收入,对病人来说,更是拿治病钱换的。
我问他,那你到底会写这个申请吗?
罗塞夫承认说,他不会,但那些病患几乎都是文盲,也发现不了。
我脱口而出:“你这是诈骗啊!”
“这些申请是病人的希望啊!他们信任你才让你去做的,你是怎么忍心骗他们?”
罗塞夫摆出一副无所谓的表情,他说,反正就算真的写申请,也不可能申请到钱啊。造瘘老人识字,住进来5年间他写了不下30封申请,除了退回的信件,连个回信都没有。
“都在骗,为什么就我不行?我还会用我赚的钱给他们买东西吃,这些病人大多数甚至连个探望的人都没有!”
在罗塞夫眼中,我又看见了第一次见面时那种凶狠的目光。
我不想再对他说一句废话了,平静地告诉他,现在、立刻,把骗来的钱全部还回去,并且再也不要说和医疗队有关系,如果再被我发现行骗,第一次告知院长,第二次一定送你去警察局。
罗塞夫可能不是个坏孩子,但我们把他捧得太高、给了他太多权力。
回到医疗队的时候,我把这些事情告诉队友。
队友们支支吾吾地告诉我,他们早就发现罗塞夫会把我们给他的活“外包”出去,自己什么都不干,净赚差价。
队友还说,经常看见罗塞夫在路边的啤酒摊上醉倒。喝酒可不是一笔小钱。
没几天,我也亲眼见到了罗塞夫喝醉的样子。
那天我坐着医疗队的车出去买补给,远远就看见罗塞夫在路边摇摇晃晃地走着。
他也认出了我们的车,突然变得异常兴奋,跳起了当地庆祝的舞蹈,还跑上前对我们鞠躬,做出“请”的动作。
司机怕剐蹭到他放慢了车速,谁知他变本加厉,跟随着缓慢的车速,在车边用袖子擦车,表情十分滑稽,像个小丑。
我的火噌地一下就起来了,没等车停稳便冲下车,提着罗塞夫的领子,将他扔到了旁边的沙堆上。
我彻底和罗塞夫绝交了,还专门去了一趟瘘中心,叮嘱病人们不要受骗。
护士们告诉我,已经有一阵子没有见到罗塞夫了。
没有了罗塞夫,瘘中心似乎也没有什么变化,还是那么灰沉沉、臭烘烘的。
我准备离开的时候,有个女病人突然拿着一沓钱冲到了我眼前,抱着我的胳膊摇个不停,用哭腔说着什么。
我听不懂她的本地语,想推又推不开,幸好上次见过的病人丽贝卡突然出现,帮我解了围。
丽贝卡告诉我:“她在问你,中国医生为什么不能帮她做手术了。”
又是一个被罗塞夫骗了的可怜人。
我跟着丽贝卡走出了瘘中心,丽贝卡又问我要烟,这次我给了。
她陶醉地吐了一口烟雾,良久,向我说:“我知道罗塞夫那小子在骗人,我认识字的。”
我问,那你不怪他吗?
丽贝卡说,我不怪他啊。他是个连花钱都不会的孩子,拿着那些钱,大部分都买了吃的给了我们。
“而且,他给了我们希望。”
“可是他在骗你们!”我强调。
丽贝卡拿走了第二根烟,认真地对我说:“那不叫骗,他只是还没有能力做到而已。”
几天后,我来上班的时候,看见医院门口聚集了很多穿正装的人。我的护士玛丽告诉我说,是瘘中心有个老人走了,没人送别,他们医护自发组织送行。
玛丽还说,之前经常来我们诊室的罗塞夫似乎很伤心,走在队伍的最后边,一直哭个不停,她问我要不要去安慰安慰他。
我很不耐烦地摆了摆手,告诉玛丽不可能。
玛丽犹豫了一会说,其实她觉得,罗塞夫不是个坏孩子。
早在罗塞夫来治鼻子的第二天,她就打听过罗塞夫的身世,怕我被人骗了。结果她发现罗塞夫竟然是个正经高中生。他没有撒谎。
玛丽说,罗塞夫本来是家里的老三,母亲生老四的时候,和老四一起死在了手术台上,而且就在我们医院。
母亲死后,他父亲开始迷恋老虎机,卖房卖地,罗塞夫的高中学业也就没钱继续了。
再后来,他的父亲因诈骗入狱,他的两个姐姐接济了他一段时间,渐渐也顾不上了,他就开始流浪街头讨生活。
我忍不住抱怨了一句,老虎机这么丧良心的东西,谁引进这里的?
玛丽脸上露出戏谑的笑容,看着我说:“就是中国人开的啊。”
我愣了一下,想起罗塞夫第一次见到我那充满敌意的眼神,会不会是因为这个?
罗塞夫只是个孩子。我因为对瘘中心的病人们心存不忍,鲁莽地改变了他的生活,又因为他没满足我的期待而发火。
但其实,从来没有人教过他什么是对错。
丽贝卡说过,他只是还做不到而已。
我连夜查询、整理了几份常用的申请书模板,又找出了一本法语版的《妇产科学》。走到瘘中心门口,又有点不好意思。
就在我抱着书在墨色玻璃覆盖的三层小楼外徘徊的时候,罗塞夫突然出现了。
罗塞夫一上来就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像许久未见的亲人。
接着他就在我怀里哭了起来,嘴里说着“都怪我”。
原来,前两天去世的那位,就是最开始托罗塞夫写家书的老人。
罗塞夫觉得,老人最终无人送终、甚至遗骸都不能回乡,是因为他没有写好那五份告别信。
当时他偷懒,只抄了开头和结尾,告诉了收信人老人快死了,但是却没有抄下老人那些感人的遗言。
他一遍遍地说,他知道错了,没想到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
我不知道怎么安慰罗塞夫,只是又抱了抱他。
其实,老人快死之前院方肯定是知过家属的,要不然谁来支付葬礼和墓地的钱?他们只是真的不愿意来而已。
我拍了拍罗塞夫的肩膀,把手中的稿纸和那本书递给他。
我说,我知道你上过高中,所以这些申请书模板你可以一点一点啃,再用上这本《妇产科学》,很快就能写出对的申请书了。
那一个月里,罗塞夫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白天黑夜,我都会随时收到罗塞夫的电话,问我某个字怎么写、某个语法怎么用。那个月的话费我快赶上国内了。
护士玛丽告诉我,小罗塞夫现在写申请书不要钱了,只需要申请人自己买邮票。
一个月后,护士们都在传,瘘中心的小罗塞夫给他们申请到了第一笔援助,来自一个叫“妈妈联盟”的民间基金会。
虽然只是几包成人纸尿裤和少量的奶粉,但已经足够在瘘中心引起轩然大波了。
我去了一趟瘘中心,想给罗塞夫道贺,但没有找到他,只有丽贝卡守在那里问我要烟。
抽着烟,她笑吟吟地对我说:“我就说他只是‘还’不能做到吧。”
我很想问丽贝卡,真的觉得这笔援助有用吗?
这么好脾气的基金会不知道有几个,而且这些病人们缺的根本不是钱或者纸尿裤,而是她们就不该生这个病,就不该被划开一个口子,扔在这栋楼里。
正是因为有瘘中心的存在,那些医生们才会有恃无恐,任由并发症的出现。
我问过很多本地医护对这个瘘中心的看法,他们大部分是充满敬意,说这是政府的福利,让这些可怜人有地方去。
只有一个朋友趁着四下没人,小心翼翼地跟我说,这就像大坝决堤前在一旁挖的小泄洪池,看起来解决了问题,可早晚会完蛋的。
我们医疗队自己聊这个话题时,甚至有人说,既然政府只补助瘘中心,那么瘘中心是不是一直得有病人?如果没有怎么办?
用最坏的心思想,为什么瘘中心里没有一个“不小心”留下并发症的达官贵人?
这些话,我不能跟已经病了的丽贝卡说,我也不能跟罗塞夫说。
这孩子已经“知错就改”了,难道我要告诉他,他以为对的事情,恰恰是更大的一个错误?
但最终,这份平静被罗塞夫自己打破了。
那天,罗塞夫找到我,希望能通过我拜托医疗队的周大夫给他的朋友做分娩手术。这位朋友预产期已经临近了,现在就在医院住院。
第二天一早我就带着周老师去看了他的那位朋友。
查过体、看过B超单子后,周老师告诉我,患者是典型的头盆不称而且是头胎,得要剖腹产。
我连忙提出,这位孕妇是我一个朋友的朋友,能不能请周老师亲自操刀手术?
一旁的本地妇产科医生不高兴了,直接打断我们说,为什么这么简单的手术要中国医生来做?为什么要搞特殊化?
我被她噎住了。作为援非医生,我们可以要求给送进医院的中国人做手术,但是帮一个“朋友的朋友”确实过分了。
我只能回绝了罗塞夫。但我也跟他说,周大夫说了,虽然是剖腹产,可是难度不大,只是个常规手术,非洲医生也能做好,不用担心。
一个月后,我看见罗塞夫搀扶着那个“孕妇”,在瘘中心遛弯。
女人的肚子已经瘪下去了,看来孩子顺利娩出了。但她身上,有一股不祥的气味。
罗塞夫淡淡地肯定了我的猜测:“是的,子宫膀胱瘘。”
他说:“因为她夹不住尿,他的丈夫嫌弃她臭得像个厕所。”
我亲眼见过那个孕妇,我很清楚她的情况,不该是这个结局。
罗塞夫没有在他朋友的面前跟我多说什么,但临近下班的时候,他再一次推开了我诊室的门。
我第一次看到罗塞夫这个样子。他穿着板正的西装,表情很平静,手里拿着我送给他的那本《妇产科学》。
书翻到了剖妇产的那一页,从那一页的褶皱程度来看,他翻了很多遍了。
我以为他要问责那个手术,但他问了我另一个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瘘的患者?是不是这个瘘本就不该出现?”
我硬着头皮回答:“对于你朋友的事情我很抱歉,但这个瘘它是个并发症,即使是中国医生来做,也有可能会出现。”
他好像没有听进去,而是按照自己的思路走下去,继续问:
“是不是这个瘘中心就不该出现?”
我只能打太极:“存在……就有它的道理,起码那些瘘的病人有专门治疗的地方了。”
“在中国也会这样吗?出现问题不去找那个颗划破的裤子的钉子,就会补丁摞补丁吗?就当病人是流水线上的产品吗?”
我又看见了最开始罗塞夫拦住我时,那种恶狠狠的眼神。
我没法再撒谎了,我只回答了他一个词:“不会的。”
但罗塞夫甚至没有听到这个词,就摔门离开了。他心中早就有自己的回答了。
几天后,护士玛丽告诉我说,罗塞夫要走了。她问我要不要去送送他。
我问怎么就要走了?
玛丽说,因为瘘中心的修葺已经完成,不需要有人来维护了。
我不相信这个回答,再三追问,玛丽才无奈地告诉我说,他们都听说,院长那里拦下了一封建议取缔瘘中心的举报信。
那是罗塞夫写的。那是罗塞夫用我教他的英语和法语写的。
我脱了白大褂就想去找罗塞夫,犹豫了一下,带上了几个面包和几支笔。
罗塞夫正在宿舍里收拾着行李。他的宿舍就在瘘中心后面,但此时这里一个人都没有。
除了我,竟然没有一个人来送他。
我递上面包和笔,问罗塞夫需要我的帮助吗?
其实我也不知道我能帮他什么。来到瘘中心前,罗塞夫一无所有,只能睡在菜市场,离开瘘中心之后,他该去哪里呢?
罗塞夫给了我一个深深的拥抱,没有收我的东西。他说:“我并不需要你的帮助,但我的国家和人民,需要我的帮助。”
他告诉我,他会继续坚持现在做的事情,会让这个地方变得更好一些。
他穿上了笔挺的西装,独自一人走出了医院的大门。
我没有再听到他的消息。
我一直觉得,罗瑟夫可能会去从政,高中学历不低,学写申请的时候,他还问过我很多政策相关的问题,有些我一知半解的,他也能慢慢搞懂。
更重要的是,他会因为一个老人的死、因为一个孕妇的伤,完全改变自己。他能听见那些声音。
我想等着他成功,我觉得他会成功,会有那一天的。
就像丽贝卡说的,他只是还没有能力,可是他很快就会学会的。
这是一个蚍蜉撼树的故事。
但谢无界想记录下它,一只“蚍蜉”是如何长大、学习,犯错、改错,为了其他“蚍蜉”,向着大树,发出他的第一击。
他还会继续长大。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