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媒：夏宝龙访港六日全方位“考察”力图传递的政治信号（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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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港澳办主任夏宝龙4月13日到18日“考察”香港六天，出席了36场调研活动，无论长度和规模都与之前不同，也出现不少“历史性”场面。

这是中国官方宣布改组港澳办之后，北京官员以“党组织”姿态首度考察香港。

Reuters

BBC中文访问专家学者，整理出五个政治含义。

1. “党中央”领导地位具象化

Getty Images 夏宝龙访问香港六天，大部分行程事前都非常保密，且没有安排传媒采访，参与会面人士甚至不准携带手机进场。

夏宝龙访港六天，香港特首李家超几乎全程陪伴在侧，连原定逢周二举行的行政会议例会也要“让路”。

“对比以前的北京官员访港，这次颇有君临天下的态势，显示了中央牢牢掌握，香港官员不要想打擦边球或阳奉阴违，也是代表了中央垂直领导、中央全面管治权的一个具体体现。”香港时事评论员刘锐绍对BBC中文说。

他指夏宝龙这次访港用“考察”之名，反映了行政隶属安排，“以中国政治文化来说，‘考察’有由上而下的意涵，更高一级就是‘视察’，习近平才会用。”

就在夏宝龙访问香港的一个月前，中共中央及国务院公布《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把原属国务院办事机构的“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改组为直属中共中央办事机构的“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

换言之，以往特区政府的行政对口单位是“中央人民政府”，改组后港澳事务将转移到由“党中央”领导，不再避讳“党”的色彩。

“名实问题，现在不介意给你看，是党来管。”刘锐绍解释，自从2014年国务院发布《“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指中央政府对特区拥有“全面管治权”，并在2019年四中全会写进党的文件，到2020年颁布《港版国安法》，“党牢牢掌握香港，一直都在做，现在只是逐步表面化。”

香港城市大学公共及国际事务学系政治学教授李芝兰也对BBC中文指出，在中国“党政合一”的政治系统，党组织本来就有至高权力，港澳办改组后“更接近权力中央，凸显中央看香港看得更紧”。

她认为，改组后应有一些人事变更，夏宝龙此行“也是跟进理顺内部事务”。

2. 重新定义立法会

HMO 夏宝龙是首位进入香港立法会议事厅会见议员的党中央官员，他访问期间主席台上立法会的"立"字标志消失不见，但原因不详。

夏宝龙站在香港立法会议事厅正中央，与全体香港立法会议员拍下大合照，相片中主席台上象征立法会的“立”字标志消失不见——这一幕充满了象征意味。

他是首位进入立法会议事厅会见议员的党中央官员。

过往，京官以往很避忌到访立法会，以免予人干预之感，例如2016年全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破天荒与泛民主派四名立法会议员直接交流，是以酒会的形式进行，2014年时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王光亚邀请全体立法会议员会面，则选择在上海进行。

据报道，夏宝龙这次在香港立法会逗留约4小时，与80多名议员闭门交流并共进午宴，特首李家超、中联办主任郑雁雄、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刘光源同行。

立法会主席梁君彦事后对传媒表示，如果没有《港区国安法》和“爱国者治港”，任何人都不敢作此“历史性”安排。身兼行政会议召集人的立法会议员叶刘淑仪形容，过往立法会安排与中央官员交流“寸步唯艰”，这次会面是“拨乱反正的里程碑”。

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陈勇引述夏宝龙在会面中多次提及“良性民主”，指全国人大是最高权力机关，而全国政协是民主协商，强调香港立法会要兼具人大政协的双重功能，议员应与政府更多协商，行使监督权时不能“为博眼球而学反对派”。

时事评论员刘锐绍分析指，夏宝龙重新定义了立法会的角色，要向中国大陆的立法机关看齐，此外北京官员也罕有地形容立法会议员为“爱国者”，是管治团队的一员。“北京官员很少这样说的，以前立法会有反对派，不会分权给立法会，现在立法会的职能除了配合政府工作外，执行中央的任务也增加。”

夏宝龙一席话“改变”了立法会性质，但似乎并未激起香港民间太大反应。事实上，市民对现届立法会关注度甚低，香港民意研究所最新调查发现，一半受访者无法说出任何立法会议员的名字，认知率跌破1997年主权移交后最低。

现居英国的香港社会学者锺剑华对BBC中文指，立法会在北京“完善选举制度”后认受性低，已经失去制衡政府的角色，“现在夏宝龙只是用长官意志去提高正当性。”

除了立法会，夏宝龙也接触司法界人士，到终审法院与首席法官张举能会面，其后又到律政中心与律师会及大律师公会代表闭门会晤。

政治学教授李芝兰指出，以往中央与香港的对口单位是行政机关，北京强调行政主导，依赖行政长官去领导一切，现在则“不只对行政长官讲话，也对立法、司法机关直接讲话”，这也符合北京反对“三权分立”丶提倡“三权配合”的论述。

3. 23条立法与台湾大选

Getty Images 夏宝龙唯一公开讲话场合

夏宝龙在香港六天唯一公开讲话，是4月15日在湾仔会展中心“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开幕典礼。

他致辞时表示，“修例风波这场港版‘颜色革命’虽然没有得逞，但这是香港历史上永远抹不去的伤疤，是我们永久的痛。它是悬在我们头上时时敲响的一口警钟”，要时刻警惕街头暴力卷土重来、软对抗暗中作乱、海外乱港活动倒灌香港。

他提到，中央支持完善特区司法制度和法律体系，包括完成《基本法》第23条立法。

行政长官李家超事后向传媒表示，特区政府会尽早就23条立法，期望最快今年内、最迟明年完成。

这个时间表与此前建制派部分声音不同，被视为亲北京权威人士的全国侨联副主席卢文端2月曾在《明报》撰文指，今年下半年台湾将进入领导人大选敏感时刻，香港若此时展开23条立法引发争议，极有可能让民进党又“捡到枪”，藉机抹黑“一国两制”骗取选票继续执政搞“台独”。

“香港立23条可能会影响台湾大选，但台湾大选也可能构成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风险因素，到底哪一个是决策者认为更重要的？”政治学教授李芝兰说，“现在看来，23条今年内势在必行，反映了（北京认为）香港的国家安全比起台湾选情更重要。”

刘锐绍也说，对中国共产党而言，无论何时立23条，民进党都会反对，国民党也一样会反对，“既然都一样，那不如赶快了结这件心事。”

锺剑华认为，这折射出两岸关系现况，“北京也知道一国两制对台湾已经没有任何吸引力，现在（对台湾）是要展示肌肉。”

香港《基本法》第23条规定，香港政府应自行立法禁止七类行为，包括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窃取国家机密、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在港进行政治活动、香港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与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建立联系。

2003年香港政府曾就23条进行本地立法，引发民众担心公民自由受损，50万人上街抗议，港府被迫撤回立法程序。2019年香港爆发反修例运动，2020年北京颁布《港区国安法》，涵盖了23条的其中两类罪名，即分裂国家和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其余留待港府自行立法。

“没有23条是北京的心魔，觉得一天还没立法，一天都有可能出乱子，”刘锐绍说。“夏宝龙这次访港不断强调国家安全、有外部势力，就是在为23条立法制造气氛。”

4. 游行权利再限缩

Getty Images 疫情后香港“挂绳游行"已成为新常态，被指集会自由受损。

夏宝龙公开表示“游行不是表达利益诉求的唯一方式”，指游行“很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和操纵，甚至民生利益诉求被歪曲成为政治问题，进而诱发社会对抗”。

此言一出，亲北京的劳工团体“港九劳工社团联会”（劳联）随即宣布，撤回举行五一劳动节游行的申请，称担心游行被骑劫。

政治学教授李芝兰认为，夏宝龙只是重申北京对游行的态度，“确认会继续紧，但他没有说需要进一步收紧”，不过从部分团体取消游行申请的反应看来，“客观上已经构成（收紧的）效果”。

中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谭耀宗接受电视台访问时解读，夏宝龙的讲话或显示日后游行“可免则免”。而特首李家超也对传媒说，认同夏宝龙言论，指公众活动组织者须考虑会否影响他人，若担心被骑劫而取消游行“是负责任做法”。

过去一个月，香港警方时隔近三年后重新批准游行集会活动，但加入多项新规则和“国安条款”，包括要求参加者配戴挂颈编号卡牌丶手持指定物品等以作识别，并要求大会纠察沿路拉起封锁线。

社会学者锺剑华指出，相关做法毫无法理依据，剥夺市民的集会权利，但新常态已形成，“北京就是不断重新定义，扭曲民主丶游行的概念，为香港人画了新的圈圈。”

刘锐绍也说，《基本法》保障集会自由，料日后仍可游行，“但是执行时会因人、个案、政治气候而异，权力完全在官方。”

5. 经济软、政治硬

Getty Images 夏宝龙不断强调国家安全风险，被指为《基本法》23条立法铺垫。

4月15日“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开幕典礼上，夏宝龙除了强调国家安全和23条立法，还说了这一句：“希望香港天天办会展、搞创科、拼经济、跑马、跳舞、炒股揾（赚）大钱。”

两天后，香港中联办主任郑雁雄在一个论坛上致辞时说，香港可能是全国最具引领作用的区域，是世界各国和各地共享中国式现代化机遇的“超级联系人”、“超级导入口”，文化方面“马照跑、舞照跳、股照炒、外语照讲、洋名照叫、走好国际化道路”。

时事评论员刘锐绍说，北京认定香港从“由乱入治”步入“由治及兴”的阶段，目前定位是制度、理念、行动上要“大陆化”，经济、民生和生活模式可保留某程度的自由与活跃度，“引导香港人去正轨，鼓励大家专心赚钱，但实际上没意思，只是例行公事地讲，不是由治及兴就可以政治上放松。”

目前政治气氛有多紧张，从夏宝龙访港细节可见一斑，其行程绝多数都非常保密，没有安排传媒拍摄。在唯一一场在湾仔会展的公开活动中，拟到场采访的传媒须事先填妥由政府新闻处派发的申请表，由处方筛选，记者协会指多家传媒机构在活动当天才接获政府通知申请被拒，不准到场采访。

夏宝龙到访立法会当天，记者也只能在大楼外采访，即使是立法会议员进入会议厅参加交流会，也被禁止携带手机，要暂存在门外的储物柜。

“非常不透明，北京以前还会做戏演一下，现在根本不在乎，也不介意香港人怎么想，这放映了当下的政治气氛。”刘锐绍说。

他续指，夏宝龙没有像过去的领导人展现亲民一面，例如主权移交前港澳办时任主任鲁平访港时广发英雄帖举行公开听证会，1998年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访港时突击到马鞍山商场与市民接触，2003年温家宝到淘大花园探访“沙士（SARS）家庭”，2011年李克强到蓝田丽港城探访中产家庭，多名京官也曾会见民主派议员等。“夏宝龙接触面虽广，但深度足够吗？”

夏宝龙历史性访港期间，香港主流媒体都广泛报道，但民间几乎没有讨论。社会学者锺剑华说：“香港人对这次访问没有感觉，大家都已经习惯了冷处理，用冷漠来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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