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首位唢呐博士！第一个登悉尼歌剧院唢呐演奏家（组图）

90后刘雯雯有着众多头衔——第一个登上悉尼歌剧院的唢呐演奏家，唢呐的第十三代传人，中国第一个唢呐博士。

唢呐一度被称为“流氓乐器”，因其音色穿透力强，声音尖脆，难以与其他乐器融合。在大众的印象中，其常常出现于红白喜事的场合，象征着“大喜大悲”。

但刘雯雯认为，唢呐的生命力不止在民间地头。她做了许多尝试，希望改变人们对于唢呐的刻板印象，“唢呐不光可以响，还能控制得很柔美，可以很浪漫，可以像小提琴和钢琴一样，有着多样化的呈现。”

“唢呐怎么还有博士？”

2020年，我在上海音乐学院读唢呐博士。不少人质疑：唢呐怎么还有博士？

其实在国外，很多西洋乐器很早就有博士学位，在国内，先有声乐类博士，后有器乐类博士。中央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都设了唢呐的博士点。

之前没有人考取唢呐博士，我想一个是因为考试难度，另一个是要求申请者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

唢呐博士的考试，涉及多种曲风，而且是含金量很高的曲目，要求完整演绎60分钟。唢呐表演5分钟就算长了，吹满60分钟，对于唢呐演奏者来说，是相当大的体力挑战。

我当时备考了一个月，每天12个小时的练习时间，确实是生理和心理上的双重挑战。

很多人会觉得，吹唢呐有什么难的？其实，演奏唢呐时，观众看到的是手指在动，但许多演奏技巧都得在口腔内完成。

嘴唇肌肉很薄，力道不大。唢呐是靠嘴唇控制哨片，在哨片尾部有一个固定的铜丝，嘴唇扣在铜丝上，碰撞哨片，会有些疼感，像口腔溃疡。

吹唢呐也是个体力活，很耗费肺活量。如果没有长期训练，可能吹个三四分钟就上气不接下气。因为长期吹唢呐，我还练出了腹肌。

没有演出时，我每天也至少会保证四五个小时的练习。唢呐的练习不能停下，因为体力和嘴唇的力量消退得很快，基本上两三天不练，就等于要重新积攒力量。

我遇到过很多带有“标签化”的评价，我觉得质疑和负面的声音肯定会有，就像音乐没有一个标准，同样一首曲子，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但我们认为这件事情是对的，那就坚持走下去。

“我们这一代，只有我一个人吹”

我和唢呐的故事，要从我的祖辈讲起。

我母亲是唢呐的第十二代传人，她的祖辈从明末清初就开始传承唢呐，如今已有近400年的历史。

从小我就听母亲讲外祖父的故事。我母亲小时候生活在农村，她的父亲到处去吹唢呐，接红白喜事。那时的生活很艰难，但凭借唢呐这门手艺，我外祖父养活了一大家子人，他的孩子从没挨饿挨冻过。

我父亲是小铜唢呐的第七代传人。他和我母亲在山东济宁市歌舞团工作，因唢呐相识。

他们年轻时，唢呐都吹得不错，但因为没机会向更专业的人学习，只能在乡下演出。

20世纪90年代初，流行音乐、摇滚音乐、电声音乐带来的冲击力特别大，大家都喜欢迪斯科，歌舞团就把我父母送去艺术学院进修。我父亲被派去学萨克斯，我母亲学爵士鼓，来迎合当时社会的需求。

但最后他们决定回来，继续吹唢呐。

我们家的唢呐氛围现在还是很浓郁。我父亲年纪大了，不再演出，但在上海教了很多学生，每天就是在家上课，吹唢呐，比我还忙。

我母亲今年60多岁，还回老家成立了唢呐协会，带着当地的唢呐匠人去乡镇演出。

我每次演出她都要来看，回去都会激动好几天，不断回看我的演出视频，研究我哪里的动作做得不好，哪个音还可以吹得再好些。

唢呐是我们家不同代际间的一根纽带。

我父母那代，他们的兄弟姐妹都学唢呐，靠唢呐为生。但是到我这一代，所有的同辈里，只有我一个人在吹。

这也和社会的变化有关。读博士时，我去农村采风，在东北瓦房店见到了兴盛的唢呐村。葬礼上，人们会请两个唢呐班子，一排站十来个人，打对棚，对着吹，比谁的曲子好，谁能吹得过谁。

他们吹得个顶个地好，我开玩笑，问他们要不要去音乐学院进修，他们都说不去，因为唢呐这门手艺，就能给他们带来很高的收入。

这其实是很少见的情况了。民间地头是唢呐匠人生存的土壤，几百年来，不论是宗祠仪式，还是红白喜事，都要请唢呐班子。有了体面的收入，唢呐匠人才有动力去把唢呐继续发展下去。

但如今，人们对于表演有了新的需求，比如要求加入唱歌跳舞、电子音乐、杂耍，这反而将唢呐的民间市场冲击掉了，生存空间越来越窄，甚至，许多地区都不允许再做这样的形式。

唢呐到了我们这一代的时候，不再能给唢呐匠人带来足够的生存能力和收入，同时被外来音乐冲击太厉害，新鲜事物太多，大家的目光很少再落在唢呐身上。

如果我不吹，在我们家族，这门手艺就断了。

可以像小提琴和钢琴一样，演奏非常多样的音乐

学唢呐，是我一生下来就被安排了的事情，我没有其他路可以选择。我的人生规划是：考音乐学院，读书，往唢呐的学术领域里走。

实话说，我小时候内心很排斥唢呐。我整个童年都生活在唢呐的声音里。

唢呐声音尖而脆，穿透力强，我在家练，吹得也不好，很扰民。后来，母亲每天早晨四五点把我拎到公园，练两三个小时，再把我送去学校。

我小时候就想偷偷对着干，他们不在家，我就不练，他们回来，一摸管壁和哨片是干的，上来就是一顿乱揍。

母亲每次生完气后，还是一定要让我把这个路走下去，她跟我讲过一句话，“你没有资格不吹，你更没有资格吹不好。”

我童年对唢呐的抵触，一部分原因是，那时唢呐给人的印象就是红白喜事。

小学，有一年六一儿童节，老师让我上台表演唢呐，父亲给我吹笙，母亲帮我打鼓。这导致全校同学都知道我是吹唢呐的。

他们知道后并没有觉得我多厉害，反而嘲笑我，说我是吹喇叭的，他们家有人去世，就是找了吹喇叭的。

我挺受挫的，长大后，在上海音乐学院读本科，我都会下意识跟别人说，我是学音乐的，不会提我的专业是唢呐。

读本科时，我都不知道我毕业后能做什么。那时，我特别责怪我的父母，为什么小时候不让我再学点其他乐器，哪怕让我再学个钢琴、古筝也好，至少如果吹唢呐活不下去，我还能有个其他手艺。

但是慢慢地，我摸索着走出了一条路，也发现方向是对的。

我很感激遇上了我的老师刘英，他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唢呐教授，他的每一张专辑我都有收藏。在他的磁带里，我发现原来还可以把唢呐吹得那么美，那么好听。

现在，我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研究唢呐的发展，我的方向很明确——我要让别人知道，唢呐具有非常多的可能性，它不光可以响，还能控制得很柔美，可以很浪漫，可以像小提琴和钢琴一样，演奏非常多样的音乐。

“我后面要走的路，是去发掘唢呐的更多可能性”

唢呐最初从西域传到中原时，是一个很小的木碗，比较扁，没有那么强的振动能力，是比较温柔的乐器。到了中原，这个碗换成了纯金属，像小喇叭，金属声音加重，传播距离更远。

但其实，唢呐不只是响，它也有很多的可能性，也能站在高雅的音乐厅里演奏。

2017年，我第一次登上悉尼歌剧院表演《百鸟朝凤》。《百鸟朝凤》一直是检验唢呐匠人的经典曲目，几乎涵盖了所有唢呐演奏的高难度技巧。

当时我26岁，还在上学，没有什么舞台经验。那个舞台是我演艺之路的开始。

在后台，指挥家谭盾老师看出了我很紧张，他担心我会受影响，就把我叫到一旁说，今天晚上，你是最高雅的，你要走得慢一点，走得优雅一点，缓缓上台，微笑示意。

上台后，中间有一段是我独奏《百鸟朝凤》的华彩段落，全场安静，只剩唢呐的曲调快速变换成不同的鸟鸣，演绎百鸟争鸣的场景。

结束后，很多观众很惊叹，这么小的乐器，竟有这么惊人的表现力。

后来我们又尝试跟其他的音乐风格跨界合作，比如说流行、摇滚、爵士——这也是我后面要走的路，去发掘唢呐的更多可能性。

现在，演出时，我会穿上华美的礼服。因为一提起唢呐，大家会想到穿大袄子扎麻花辫，我希望给人们视觉冲击——一个年轻时尚的演奏者，在吹奏最传统的民间曲调。

前段时间，我开了博士毕业音乐会，我想突出的就是唢呐的多样化呈现。我可以用唢呐演奏非常温柔的流行作品，也可以演奏田间地头的传统民乐，也可以演奏与交响乐团合作的恢宏协奏曲。

我邀请很多朋友来看，大家好奇，用唢呐吹一整场音乐会，得多吵啊，耳朵都受不了。但是他们听完音乐会，都觉得不可思议。唢呐也可以有各种曲风的布局，也能将音乐魅力发挥得淋漓尽致，也有不一样的一面。

唢呐很响很尖，声音穿透力强，很难与其他乐器融合。要把它做成很柔软的音色，就像是把一个事物的属性，往反方向掰，这其实挺有挑战性的，需要做很多的功课和研究。

在演奏时，大家越是觉得简单、柔软的声音，其实我吹的时候就像在走钢丝一样，很怕有失误，有瑕疵。

在那场博士毕业音乐会里，我唱了一首新曲子《一枝花》。它突破了唢呐的传统标签，比较先锋和当代，整体的音乐结构也打破了传统协奏曲的模式，听起来甚至有些“神经质”。

我们给它取名为《一枝花》，其实也是在表达一种传承的精神。过去，唢呐里有一首名曲就叫《一枝花》，它讲述的是，在旧社会，人们的日子贫困潦倒，但是每个人的精神就像一枝花一样，风吹不倒，雨打不倒。

这首《一枝花》也是表达这样的性格。尤其是对唢呐这种小众乐器来说，新的时代，唢呐需要找到一个新的载体。

音乐会上，我把鲁西南鼓吹乐也搬上了舞台，我也希望把传统民乐还原在当代音乐的舞台上，让更多人了解，我们唢呐100年前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