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疫情防控到经济发展背后的普遍逻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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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志刚：今天经济发展，与昨天的疫情防控一样，我们的政府也许不是尝试去积极做什么，而是努力承诺，并严格兑现不做什么。

三年的疫情相信留给每个人的思考很多很多。作为一名经济学者，在过去的三年中我一直在关注和思考政府和市场在抗疫过程中扮演的可能角色问题。

理论上，防疫问题涉及外部性很强的公共品提供问题，例如病毒传播链条的及时阻断和被感染小区的封控等。即使在崇尚放任自由，把政府仅仅理解为“守夜人”的新古典经济学，也鉴于外部性和公共品提供的独特性（由于公共品的非竞争性与非竞争性容易使每一方期待免费搭另一方的便车，最终无人提供公共品），赋予政府作为以税收集中提供公共品的职能。而以林毅夫老师为代表的为数众多的经济学者则持续不断地鼓吹有为政府理论。该理论认为，有为政府通过积极产业政策制定，利用后发优势，实现弯道超车。因此，无论从新古典经济学还是有为政府理论都为政府在防疫过程扮演积极角色提供了理论支撑。因而，这次抗疫反过来也为检验有为政府理论提供了十分难得和重要的研究场景。

然而，相信令很多人感到失望的是，在这次抗疫中，原本被寄予厚望的有为政府却显得进退失据，仓皇应战。例如，在疫情爆发之初应该使信息充分曝光，让每个民众做好必要的准备的时候，我们却选择了封锁消息；由于一些地区简单粗暴的防控，很多基础性疾病的患者因为得不到及时救治而丧命，成为极端防疫次生灾害的牺牲品；仅仅为了一个或两个病例，让整个小区成千上百的居民陪着她一块静默，而对于其中的很多人，不能工作就意味着没有饭吃；即使在决定放开之际，面对三年以来多国管控防疫放开后的医疗资源挤兑的经验，我们几乎没有做任何准备。以至于有学者用“封得粗暴，放得随意”来形容。

一个不容质疑的事实是，我们的政府一直很努力，我们的各级政府官员也一直很尽职。据我所知，我们大量的政府工作人员停下了手头的正常工作，以志愿者的身份奋战在抗疫第一线；很多一线抗疫的政府官员长期吃住在办公室，几个月无法回家。那么，究竟由于什么原因导致防疫过程中虽然我们的政府和各级政府官员如此努力的付出，但却收效甚微呢？

对于这些问题，事实上经济学家已经给出了成熟的答案。其一是亚当•斯密论证的如何调动社会每个个体的积极性的问题。像北京市的很多居民一样，我们全家经历了新冠疫情管控放开后的第一波冲击。由于事发仓促，补货不及时，我们在网上预定的抗原试剂迟迟无法发货。我们所用的抗原试剂后来居然是在小区附近提前备货的一家房地产中介线下买到的。这一时期新鲜的水果是从我们经常光顾的一家小店买的。这家店的老板和老板娘前一段阳后被隔离封控，现在则精神焕发地招呼顾客，虽然客户只有寥寥几个。买抗原试剂和水果的经历使我想到亚当•斯密曾经讲过的一段话，“我们每天能够吃到新鲜的面包，不是由于面包师的仁慈，而是由于他的贪婪”。其实，市场经济的核心就是调动每个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贪婪）的同时通过市场参与社会分工（提供面包）。前者成为后者的动力，而后者是前者目的实现的凭借。市场经济以一种符合人性且十分自然的方式实现了资源的有效配置。

其二是哈耶克论证的谁有能力做出科学决策的问题。哈耶克认为，与中央计划者相比，市场的存在有利于当地信息的收集和有效利用，因而市场机制有助于解决对于决策而言至关重要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相应地，我们应该把决策的权力交给那些拥有更多当地信息的个体。

这次防疫政策从封控到放开的调整表面看是由于病毒的性质发生变化，但在社会救济机制上则同时完成了以下两方面的转化。其一是由原来政府是市民防疫的第一责任人变为现在每个人是自己防疫的第一责任人，把每个市民的内在热情调动起来。其二是每个市民可以根据自己掌握的信息灵活地做出自身的防疫决策，有效避免以往简单粗暴的防疫政策带来的扭曲和伤害。如果说我们以往封控防疫我们走的是政府主导的路径，而现在放开防疫我们走的则是市场主导的路径。虽然一个同样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突然的放开在短期内确实给市场主导的抗疫模式提出严峻挑战。由于很多快递小哥阳了，运力不足，北京的快递业一度陷入瘫痪。但市场的力量在于，它能以相对轻松的方式（不需要像政府一样动辄“不惜一切代价”）有效调动社会资源。京东立即调配1000名外地的快递小哥驰援北京。相信京东之所以愿意这样做，也许并没有政府下达的命令，甚至提供的津贴，而是由于京东希望以此维护已经和客户建立的稳定商业联系。时至今日，北京市的运力已经逐步恢复。

换句话说，不是我们的初衷和出发点不够理想和美好，也不是我们的政府和各级政府官员工作不够努力，而是由于我们忽视了如何调动人的积极性的问题和如何有效利用当地信息的问题，没有办法把每个个体内在的激情调动起来，也没有办法有效利用每个个体的当地信息形成科学决策，虽然我们付出了很多，但结果却事倍功半，甚至适得其反。这就是其中的自然规律。经典导师告诉我们，谁违背了自然规律，就必将受到自然规律的惩罚。这个教训应该是深刻的。

原来我们希望至少在抗疫上探索出一条新路来，然后可以冠以各种名义，但十分遗憾是，在科学面前，我们不得不回到曾经明确反对的别人走过的老路，甚至邪路。值得庆幸的是，至少在防疫政策选择上，我们逐渐回归到正确的道路上，尽管看起来似乎少一些中国特色，多一些普遍主义。

因而，对于有为政府理论在这次抗疫中是否经受住实践的检验的答案自然不言而喻。我们看到，有为政府很大程度只是存在一些学者一厢情愿的想象中。这次防疫政策的调整再次证明，亚当.斯密和哈耶克是对的，政府也许只适合做守夜人。

那么，这次抗疫是否会成为人类社会有为政府理论的最后一次实验呢？

疫后如何实现经济重启成为当下中国社会各界热烈讨论的问题。新的一系列政策既包括了对平台企业发展的鼓励，又包括了允许教培行业重启，并强调赋予民企与国企平等的经济发展地位。除了鼓励民营资本扩大投资规模，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新”经济政策再次强调（有为）政府通过积极产业政策制定对产业发展的引领作用。

这些政策的背后无疑是鼓励民营资本扩大投资规模，创新创业，像曾经那样，继续在中国经济生活中扮演“56789”的角色，尤其在经济下行和失业问题日趋严重的当下。我的一个担心是，这样的政策反复又有多少企业家会相信吗？即使这些企业家有所行动，在行动上会豪无保留吗？

在连防疫这种公共品属性最强的活动也不得不交给公民每个人自己负责的今天，对于经济发展和生活富裕这些事，我们还需要通过政府主导的模式来发展吗？

如何才能让这些企业家有恒心，其实在我看来，关键取决于我们政策在多大程度上让这些企业家相信是稳定不变的。因此，今天经济发展，与昨天的疫情防控一样，我们的政府也许不是尝试去积极做什么，而是努力承诺，并严格兑现不做什么。市场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法治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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