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点评中国抗议：升级的政治诉求与女性力量（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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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几天里，中国各地和各大校园里爆发了多起抗议活动。和之前因为疫情不满而在网络上发声不同的是，许多人走出了家门，走上了街头。

有人把这次抗疫活动和2019年香港爆发的长时间抗议和游行相类比，也有人把这件事与1989年的“六四事件“相比较。他们的政治诉求是什么？为什么很多女性站在抗争第一线？这场运动又会给中国未来带来怎样的影响？为此，记者采访了 几位专家，倾听他们的见解。

在北京亮马桥展示白纸的抗议民众

政治诉求：审查高压下的自由表达

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家杨大利教授（Dali Yang）认为最近这一波涉及多个城市的抗议活动“规模非常可观，令人印象深刻”，“大多数的抗议都是非常和平的，有合理的诉求的。”

他表示，在过去三年里，因为严格的清零政策，也有一些地方性的小规模的抗议活动，比如卡车司机的抗议活动。“你对类似事件的发生是有准备的，当然没有想到这次的规模如此大”。而令人印象深刻的则是，2022年十月，四通桥上的标语，被一些海外学生张贴在海外的校园里，现在这些标语又回到了中国，被作为口号在抗议场合喊出。他认为乌鲁木齐火灾是这些抗议活动的催化剂，遭受火灾的楼宇处于封控之中，许多同样被防疫措施封在家里的人对这样的灾难感同身受。

但线下活动的形成，一方面是过去三年里，许多人都处在相似的处境中，他们能体会彼此的感受，也都累计了许多不满；另一方面是人们对于病毒的恐惧越来越小，也愿意走出家门，而社交软件的发达也让这样的抗议变得更容易。

许多人在社交网络上看到消息之后就出门加入，优点是这样让警察更加难以掌握游行动向，但缺点则是缺乏领导者和组织者。“但很多时候，人们不想被视为组织者或者领导者，因为这样的政治风险更大，而没有组织者的话，风险更加分散，”杨大利补充道。

研究中国政治的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史宗瀚教授（Victor Shih）认为这次抗议与近年来中国大陆的其他抗议有很大不同。过去几年里，比如2020年李文亮医生去世的当晚，愤怒主要是在网络上表达，但现在，甚至在北京这样的城市，也出现了多起抗议活动，这是当局自 1989 年以来一直努力阻止的情况。

在这一轮抗议中，对高层政治家和体制的愤怒情绪似乎也更加强烈。他认为在中国大陆，许多人已经默认了自己让渡一些自由，来获得发展的机会和有能力的政府。今天抗议的部分动机可能是人们认为政府违背了这一默认的协议，给人民带来了如此多的困难。

《背叛老大哥：女权觉醒在中国》（Betraying Big Brother: The Feminist Awakening in China）一书的作者洪理达博士（Dr. Leta Hong Fincher）则认为这样的愤怒情绪一直存在于年轻人中间，“但是我们平时看不见，因为审查制度，也因为没有自由的媒体。但如果你和年轻人谈话，你会意识到他们想要更多的自由，他们之前只是没有出来发声。”她认为从目前的抗议活动来看，这样的抗议已经是政治化的了。许多在中国接受了高等教育的人，他们接受了来自国外的思想和意识形态的熏陶，他们想要更多的自由，现在他们愿意把这些想法说出来。她说，“从1989年以来，我们第一次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好多年来，我们第一次看到这么多人，横跨这么多城市，同时走上街头，并且做出政治诉求，针对中央政府而不仅仅是当地政府的诉求。”

明镜集团创办人何频在采访中也提到了中国过去几年里的言论审查带来的问题。他说：“中国宣传系统已经具有反社会人格，不但掩盖事实，而且扭曲信息、人们的认知，也可能让决策者失去判断力。民众抗议是合理的，这种对抗在新闻控制的情况下，有利于警醒中南海、地方政府。”他对抗议活动保持着积极的态度，认为：“抗议给了政府纠正错误的机会，顺从民意，调整政策，可以避免大乱。”但他认为抗议变成向六四事件这样的政治事件的可能性仍然很低，因为这些年世界局势的演变让“人们对通过街头运动更迭政权的希望在降低”。

许多中国女性出现在抗议第一线

女性力量：在绝望中站出来

专注研究中国女权运动的洪理达注意到一个现象：在许多线下的抗争与游行中，都是女性第一个站出来。“你知道，第一个站出来的人面对的危险是最大的，“她对记者说道，并举了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在清华大学的抗议，第一位举着白纸站在校园中的是一名女生，接下来又有几名女生加她进行声援，之后才有许多人加入。另一个例子则是在乌镇，一位进行抗议的女生手举白纸，用黑色胶布封住嘴巴，并用铁链缠住手臂。

洪理达认为，即使在中国，许多人的权利和自由都受到打压，但女性仍然处于一个不利的地位。从2015年五名女权主义者被拘留开始，中国的女权运动受到了持续很多年的打压，在过去的一两年里，这种打压变得更严重了。她对记者说：”许多女权主义者的社交媒体账号都被封，或者受到辱骂”，“中国的性别不平等愈发加剧，在过去的十年里，女性的权利并没有得到更多的保障，许多受到教育的女性被称为‘剩女‘，和男性相比，女性更难获得工作机会。”她认为，经历过这些打压，包括徐州铁连女，唐山打人等事件之后，越来越多的年轻的中国女性意识到了社会对女性的系统性歧视。这些女性不光忍受不了严格的”清零“政策，她们也受够了这种厌女的风气。

“许多在抗疫活动中站出来成为领导者的女性，她们非常非常绝望，并且认为此时此刻是一个正确的时刻，应该站出来表达自己的声音，”洪理达总结道，“过去几年的经历累积下来，让这些女生觉得不得不站出来，这对她们来说是一种情感宣泄，尽管她们知道可能会承认后果。”

未来走向：形势难料

从中国时间周一开始，各地传来的视频里能看到警力相较于周末增加了很多。《纽约时报》核查的视频显示，在北京，上海一些网络预告有集会的地点，周一出现了很多警察把守。因此，许多人都关心这次抗议活动能否持续下去，能否取得当局在疫情管控措施和言论审查等方面的让步。

杨大利认为，到目前为止，除了上海有较多抗议人士被带上警车之外，绝大多数的抗议者和警方都比较克制，抗议者也很小心，举着白纸。但事态有可能进一步升级。他认为，和2019年香港的反送中运动不同，因为严格的审查与监控制度，在中国大陆的抗议更难进行有效的组织，选出领导者，所以为未来的走向带来了不确定性。随着事态的进展，对于抗议的网络审查也会越来越严格。

史宗瀚认为，政府会部署大量的力量镇压和防止进一步的动乱。但是在1989年之后，中国经济飞速发展，而这一次，创造就业机会的快速经济复苏遥遥无期，因此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镇压水平必须处于较高水平。至于疫情防控措施，近期国务院颁布的二十条优化措施本身就是在清零政策上的调整，可惜政策制定方没有考虑到地方层面的资源紧张。但是当局可能进一步调整政策，但应该是小幅调整。“但是在上海，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针对那些受过教育的特权阶级，可能会有一些措施上的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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