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核工程师将核艇机密藏进三明治卖给巴西，被重判的却是他妻子（组图）

去年（2021年），美国军方内部曾上演一出反间谍大戏：一名海军核潜艇动力工程师伙同妻子，利用职务之便将核艇机密信息藏进三明治、口香糖试图卖给巴西，最终双双被伪装成“巴西官员”的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卧底特工“钓鱼执法”抓获。

综合纽约时报、美国广播公司（ABC）等美媒当地时间10日报道，近日法官就这起案件进行宣判，但令人意外的是，本被视为从犯的工程师妻子反倒获刑更长，被判监禁近22年，丈夫则被判19年。

报道称，妻子最初被检方建议判刑3年，但法官随后发现她在狱中曾写信给丈夫，要求他作伪证谎称她对此事一无所知，让他一力承担本案责任，因此指控其“妨碍司法公正”。法官还认为，虽然盗取机密文件的是丈夫，但事实上妻子才是“幕后主使”。

乔纳森·托比和戴安娜·托比

去年10月，美国司法部曾披露了一起特殊的案件：美国海军核工程师乔纳森·托比（Jonathan Toebbe）在妻子黛安娜·托比（Diana Toebbe）的协助下，将装有美国核潜艇机密信息的SD卡塞进半块花生酱三明治、口香糖包装盒中，偷偷卖给了“巴西政府代表”。

据华盛顿邮报消息，乔纳森试图出售的机密信息包括美国弗吉尼亚级核潜艇反应堆的设计、操作和性能的细节。

不过，这位“政府代表”实际上是FBI卧底特工假扮的。双方多次“交易”后，托比夫妇二人于10月9日因涉嫌“试图向外国出售军事机密”等罪名，在西弗吉尼亚州被逮捕。

今年2月，托比夫妇认罪，丈夫乔纳森可能将面临17.5年的监禁，戴安娜则面临最高3年的监禁。

但法官吉娜·格罗（Gina Groh）在半年后（8月）否决了这份认罪协议，她认为政府和辩护团队达成的这份量刑指导不充分，没有反映出其所犯罪行的严重性。随后托比夫妇立即撤回了最初的认罪答辩，不到一个月后（9月）又再次认罪。

在前两天刚刚结束（11月9日）的量刑听证会上，乔纳森被判处19年零4个月的监禁，但意想不到的是，戴安娜的刑期直接翻了7倍之多，被判了21年零10个月，两人的刑期都超出了政府的量刑指导。

美国弗吉尼亚级攻击核潜艇 图源：seaforce-online

格罗法官对此表示，之所以延长戴安娜的刑期，是因为他们发现她在羁押期间，2021年12月和2022年1月，偷偷给乔纳森写过两封信，试图逼迫她的丈夫作伪证，谎称她对“出卖军事机密”的事一无所知，将罪责完全推到丈夫的头上，以免自己遭受牢狱之灾。

报道称，两封信都是戴安娜通过监狱洗衣房发出的，在乔纳森收到之前就被监狱截获了。

格罗法官在听证会上宣读了这些信的内容：“（戴安娜说），你看完了就把信冲走。我现在的感觉很复杂，像是被背叛、被欺骗、被抛弃。但你不能轻易放弃我们18年的婚姻，我依然爱你。除此之外，我不知道该怎么想。”

信中，戴安娜要求丈夫自己一人顶罪，让法官撤回对她的指控，这样她就能回到孩子身边。夫妻两有两个孩子，一个16岁，另一个12岁。

“你把我置于极大的危险之中。我有可能被间接证据定罪，我可能会因为我没做过的事被判终身监禁。我的律师认为，他们不会给你一个不包括我也认罪的认罪协议。”

戴安娜在听证会上也宣读了一份声明，表示整个计划都是她丈夫策划的，“我做了一个灾难性的决定，一开始我就应该听从本心，更努力地说服我丈夫放弃他的计划。但后来我们家的困难还在继续，我的抑郁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我觉得这个国家的政治形势很糟糕。我不仅没能说服他放弃，我还帮助了他，我希望他能成功。当时，我荒谬地认为这是摆脱这些挣扎的唯一方法。”

她的辩护律师也不断强调，乔纳森才是本案的主犯，戴安娜若不是“太过痛苦”也不至于做出这种决定，他还称戴安娜“患有精神疾病”。

不过格罗法官不为所动，还指出戴安娜应该被加重刑罚，因为她的所作所为都是“妨碍司法公正”，从她的言行中看不出有任何真正的悔改之意，“这是在鼓励一个共同被告说谎，给另一个共同被告留后路。”

法官还表示，尽管握有安全许可并从海军盗走敏感文件的是丈夫乔纳森，戴安娜好像只是在“交易过程”中帮忙望风，但实际上她才是“幕后主使”，在制定计划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纽约时报早前还报道称，在两人商量应该将机密信息出售给哪个国家时，乔纳森曾有所迟疑，但戴安娜劝说他作出了决定。

而对于乔纳森，格罗法官则斥责他将“整个国家的公民们都置于危险脆弱的境地”。她在宣判时说：“被告滥用职权，威胁国家安全，（他的犯罪行径）听起来就像犯罪小说或电影剧本。”

不过法官还表示，乔纳森与他的妻子不同，他在监狱里高效地利用了自己的时间，还帮忙教导囚犯，因此她认为乔纳森向法庭表达的悔恨是“真诚”的。

乔纳森在听证会上宣读的一份声明中称，他对自己的行为“深感羞愧”，并将其归因于工作、疫情和家庭压力造成的“精神崩溃”。

而且，他当时认为美国的民主受到了威胁，他需要采取行动拯救他的家人，离开这个国家。华盛顿邮报称，他们之所以寻求离开美国，是因为反对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我现在意识到，我当时正处于精神崩溃之中。”托比说，“我为我的所作所为感到痛苦，我知道我永远都无法弥补。我没有尽到对美国人民的责任，没有保守托付给我的秘密。我应该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