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情报监督角度看FBI搜查海湖庄园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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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美国法院8月12日披露的相关法律文件显示，联邦调查局8月8日从特朗普的海湖庄园带走了超过20箱物品，其中包括11套机密文件。法律文件显示，在这11套机密文件中，一套为“绝密/敏感分隔信息”（top secret/SCI）；四套为“绝密”（top Secret ）；三套为“机密”（secret），三套为“秘密”（confidential）。FBI官员将仔细检查收缴的敏感文件，以确定国家安全是否可能受到损害。

国家情报总监艾薇儿•海恩斯（Avril Haines）告诉国会议员，她的办公室将牵头审查联邦调查局特工从海湖庄园拿走的文件，以此调查这位前总统在处理这些文件时是否违法，对此进行定性。但海恩斯在最近的一封信中表示，她的办公室直到庄园被强力突袭后才被通知介入。

FBI提交给法庭的一份解释为什么执行搜查的宣誓书，尽管有被删减，但宣誓书给出了迄今为止对特朗普离开白宫之后仍然保存涉密材料最为详细的描述，并揭示了政府对这些文件被非法保存的严重关切。目前，民主党占优的众议院情报委员会（House Intelligence Committee）主席亚当•希夫（Adam Schiff）和众议院监督委员会（House Oversight Committee）主席卡罗琳•马洛尼（Carolyn Maloney）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表示，“（情报界）迅速采取行动评估并在必要时减轻造成的损害是至关重要的。”

根据这份宣誓书，官员们在那几箱文件中发现了184份带有机密标记的文件，包括25份印有绝密字样的文件。检查这几箱文件的探员所找到的这些带有机密标记的文件，涉及由秘密人力情报来源提供的信息及与《外国情报监视法》（Foreign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Act）有关的信息。按照1978年通过的《总统档案法》的规定，所有总统文件为公众所有，在总统离任之时，这些文件就自动转由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接管。

8月中旬，法院签发的搜查特朗普住所的搜查令被公开，公文显示特朗普正在接受几项潜在犯罪调查，包括妨碍司法公正和可能违反《反间谍法》。该法律规定，获取和发布可能被用来伤害美国、有利美国敌人的国防信息是犯罪。司法部称特朗普离任时带走的机密文件构成了最直接的安全和法律威胁。

但前联邦检察官、现任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的里奇曼（Daniel Richman）称：“政府在决定是否披露这份宣誓书上陷入了两难境地。一方面，如果真的竭尽全力保护所有机密消息来源，并尽可能地让调查悄悄进行，这将成为美国公众的罗夏测验。那些寻找理由相信这是一场政治迫害的人会找到一些理由。那些倾向于认为政府有理由继续这项调查的人会感到满意。”

联邦调查局称特朗普处理机密文件的调查还处于早期阶段，因为可能涉及到对特朗普的行为的定性。而特朗普目前依然是党内的实力派。调查还受到了特朗普拥趸的赤裸裸的威胁。众议院共和党籍少数党领袖凯文•麦卡锡（Kevin McCarthy）誓言，如果共和党人明年年初从民主党人手中夺取众议院控制权，将会开启一项调查。民调显示，在中期选举中，共和党夺得众议院控制权具有明显的政治可能性。他警告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兰德（Merrick Garland）称，“保存好你的文件，空出日历”，以便在调查中作证。众议院情报委员会（House Intelligence Committee）首席共和党人、来自俄亥俄州第十众议院选区的众议员迈克•特纳（Mike Turner）8月28日在福克斯新闻上表示，“司法部决定——当他们没有起诉前联邦调查局局长吉姆•科米时，当他们没有起诉与前总统比尔•克林顿一起在家中存放机密文件的希拉里•克林顿时——却起诉特朗普，这是极不寻常的”。

其实，涉及到这一事态的斗争都不同程度地指向了美国情报监督这一议题。在美国政治文化中，民众天然地存在对政府与权力的不信任，民众怀疑政府的行为，大多数人热衷于相信并津津乐道于政府对大众的欺骗和蒙蔽。在美国人的认知中，权力寡头和情报机构是一些会滥用权力的怪胎，追求“公开性”是民众对政府的基本诉求。此外，民众始终捍卫知情权，追求政府透明度和政府责任，而政治精英以及情报机构在所谓“保密”的旗号下可能进行黑箱操作及滥用权力。作为国家元首及情报活动的实际最高领袖，前总统特朗普当然有权利知悉美国所有的涉密级情报，但在卸任后，所有材料需要交付档案馆，而非由自己留存。联邦调查局是情报部门同时也是反情报机构，当然要严格防止涉密情报为对手获知，但无奈的是，在特朗普任职之际，无人能监督、管控总统可能实施情报泄密的风险。

美国各派政治力量尤其是民主党及媒体等势力热衷于推动这一次情报审查的政治化。在具有批判思维和“掏粪”（muckrake）传统的美国媒体看来，这一事件具有巨大的新闻价值。而国会具有情报监督功能，主要通过查阅卷宗、举办听证会、个别问询等方式实施监督。国会骚乱给拜登政府持续调查特朗普的理由，在司法调查的压力以及政治利益分化下，特朗普身边的亲信反倒可能成为美国反情报部门的线人（比如，库什纳即被媒体怀疑为FBI线人之一），这可能是促成对海湖庄园进行调查的重要原因。

目前FBI认为，特朗普不仅把带有标记的机密文件带回海湖庄园，而且保留了这些文件，并在面对调查质问时拒绝交出这些文件。从理论上讲，FBI可以用“妨害公务罪”指控来追究特朗普的责任。特朗普私自处理涉密文件反映了美国安全部门在反高层情报失误方面的工作疏忽。美国在技术情报领域拥有一流水平，但在反内部情报泄露尤其是针对政府内部的情报风险处置上表现出迟缓，而且这涉及联邦政府与州政府司法部门的冲突。无论这次调查结果如何，这都反映了美国情报管理体制存在巨大的漏洞。总统、司法部以及国会情报监督委员会均存在滥用权力地位而失职渎职的嫌疑。情报界内部也缺少问题沟通机制，各自为政，相互打架。

往后看，作为对漏洞的预防，在政策设计上，一些改革会随之推进。比如，设立针对联邦政府高层的反情报专业机构，安排针对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土安全委员会等机构的监督与定期的保密质询和听证，都是可能的选择，以此发现高层情报传输与存储方面的漏洞。此外，提出情报方面的改革以及侦监的立法，亦是可能的选项。但无论怎样，这一周期都会比较长。

在处理特朗普私带涉密档案的议题上，拜登政府亦要小心谨慎地在维持公众知情权和保守秘密之间寻求平衡。当然，在美国政治极化的背景下，情报监督很难实现“非党派化”这个目标。这一事件如果处理地好，那可能成为美国政府完善情报监督体制的一个有利契机，美国政府可以对现行情报体系进行系统梳理和改进，尤其是限制政府高层滥用权力导致情报外泄的风险。如果处理不好，那其影响不会亚于“水门事件”。目前，民主共和两党正在全力备战11月份的中期选举，尤其是争夺对众议院的控制。海湖庄园位于佛罗里达州，FBI的调查不仅会对现有佛罗里达州激烈的选区争夺和选举产生影响，事件还可能带来共和党在未来四年的政治弱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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