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么医生律师 要么令我失望

选自Jess Ho的回忆录Raised by Wolves一书，由Affirm Press出版。这是个很极端和非常戏剧化的描述，太典型符合出书的要求，但是看看无妨，写都是父母。所谓家长，不用分的很细致，比如上一代父母，下一代父母。这样，很多行为模式都有相通之处，也谈不上这代就比上代高明或者高级，事实是，最后子女就长成了他／她自己父母的那个样子。然后我觉得这里学生的burnt－out很普遍的，精英中学／顶级私校／各种重度兴趣爱好学习者们。难怪有人说，高中12年纪和上了大学之后，是孩子对父母之间陌生感重新出现的时刻，也是父母开始重新认识子女的开始，欢迎大家留言。

我从小就没有自己的雄心壮志。相反，母国的文化要求我履行我的义务。这是我父母对我这个在尘土飞扬的异国他乡定居下来的移民孩子的期望。我的父母和其他成千上万的人一样，在香港回归前离开了香港，去了一个他们以前从未去过的国家。他们去寻找更好的生活，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他们唯一知道的事情上：英联邦。

他们的雄心在香港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密集的金融中心之一无法实现，因为它进入了一个不确定的时期。20世纪80年代，他们放弃了工作，收拾行装，移居到墨尔本的一个远郊区。他们有两个孩子，妹妹和我。在我们出生之前，他们就为我们规划好了。我们的选择是：医生、律师、工程师，或者失望。

当你是一个亚裔孩子的时候，成为失望的孩子（Disappointment Child）一直是一个经久不衰的笑话，这是我们大多数人最后的结局。这不仅是因为我们没能爬上社会和经济的阶梯，没能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弥合最低工资的移民和受过高等教育的白领、受人尊敬的社会阶层之间的差距，还因为我们浪费了实现这一目标所花费的所有时间、金钱和牺牲。

Jess Ho as a child: “I had no hobbies, no personality, and no friends.″⁣CREDIT:COURTESY JESS HO

我没有童年。当我能够独立坐直的时候，就开始学弹钢琴。每周只要我没有在学校里上学的时间，每天都在练习音阶，阅读一页页的乐谱，学习如何视读和背诵小节。

星期六，我去中文学校学习普通话的听说读写。之后，我和妹妹会赶着去补习。这并不是为了补习我们不懂的科目而进行的额外学习，而是一种进阶的校外辅导，学习超出标准教学大纲数年的课程，以帮助我们获得私立学校的奖学金，考上州排名最高的精英学校，或者确保我们在每一门课程中成绩顶尖。

星期天，我们去教堂。然后我的时间就被家庭作业、考试准备和钢琴练习淹没了。我讨厌这样的生活。我没有爱好，没有个性，也没有朋友。社交能力也很差，因为我无法与同龄人相处。在课堂上，我经常感到沮丧，因为其他孩子不会跟不上我的进度。老师把我送到图书馆，让我可以“单独学习”，这是另一种方式告诉我说“不要干扰其他学生的正常学习进度”。

当我开始VCE（维州的高考）的时候，我已经精疲力尽了。我很沮丧。我厌倦了学校的学习，我不在乎我的TER分数。我知道我会成为一名糟糕的医生、律师或工程师，因为我过去（现在仍然）是一个反社会的社交恐惧症患者，对数学也是不太在行。对我妹妹来说已经太迟了，她在大学里学的是物理治疗（physiotherapy），但后来放弃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因为直到毕业她才意识到自己并不喜欢治疗病人。

Jess Ho: “By the time I did my VCE, I was burnt out.”

我意识到，对父母的梦想心存感激，和没有实现一样，是一条死路。我必须意识到我想从生活中得到什么。

我把自己藏在一门创意艺术课程中，这样我就可以剖析思维过程、人的状况和创意联系。我沉浸在人群中互动，练习人际交往。我慢慢地找到了自我。我着迷于观察个体，试图理解他们，他们的动机和行为。

我看到人们痴迷于细微的细节，对难以察觉的不完美感到崩溃。我看到以最奇怪的形式出现的骄傲、自负和贪婪。我努力模仿我在别人身上看到的善良、伟大和力量，同时在各种职业中跌跌撞撞。

我当过学生、服务员、生意伙伴、小生意业主、编辑和评论员。我也很擅长这些。但擅长的工作并没有给我成就感。因为尽管我的父母试图强加给我这些头衔和野心，我并没有在追逐外在的认可中找到乐趣。我的愿望在不断变化，因为我在追求内在的满足。

这听起来很简单，但我只想做一个快乐的好人。毕竟，当我的父母为了更好的生活而抛弃他们所熟知的一切时，幸福难道不应该是最基本的东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