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顶流男团MIRROR的一镜两面（组图）

7月28日晚，正值香港当红男团MIRROR第四场红馆（即红磡体育馆）演唱会开唱期间，一面重达600公斤的显示屏突然坠落，击中两名闪避不及的伴舞，造成近十年来最严重的舞台事故。 

这一事件发生后震动香港各界，上至特首李家超，下至古天乐等演艺同僚，纷纷发文祈祷平安。 

直至7月29日官方消息显示，初步调查涉事屏幕坠落是由于两条连接钢索中有一条发生断裂所致。两名伤者中，一名伴舞轻伤无碍已出院；另一位遭遇正面击中的香港知名舞者阿Mo则头部及颈部伤势严重，恐将导致颈部以下永久瘫痪。这对于舞者来说，无疑是致命打击。 

实际上，早在前几场演唱会，MIRROR及伴舞团便已经遭受过不同程度的安全意外。首场彩排期间，一名伴舞人员因机关受伤；而在首场正式演出时，不仅钢琴设备哑声，成员江烨生也因升降台卡顿险些坠落；第二场期间，则是成员陈瑞辉踩空跌落升降台，造成胳膊擦伤。 

值得注意的是，伴舞人员早已在首场演唱会期间纷纷于社交平台公开表达过对设施方面含有安全隐患的不满，而首场观众也早在演唱会结束之后，于现场、社交平台提醒MIRROR方注意现场安全。

据港媒了解，MIRROR由于行程紧凑，演唱会彩排也并未做到走完完整流程，加之其背后依托财力雄厚的电讯盈科集团，却恐因预算删减、压缩成本，与合作方在使用“老化”40多年的红馆上，并未真正做到对安全的重视。对于酿成的悲剧，不少粉丝也怒斥为“草菅人命”。 

目前，针对各种喧嚣而上的言论，MIRROR成员尚未表态。仅由其所属公司ViuTV总经理、演唱会主办方MakerVille行政总裁鲁庭晖公开露面，奔赴医院与媒体之间。而在香港政府介入下，MIRROR演唱会剩余场次将取消退款，改为线上直播。

不过，对于MIRROR而言，这一次的演出事故不单单引起了香港社会关注，也将其真正带到了内地观众视野之中。 在此之前，这一香港顶流男团在内地提及程度甚少，甚至可以说是“查无此人”。 而MIRROR能够进入红馆开唱，同样也令内地观众感到百思不得其解。 

事实上，MIRROR的认知度和出圈度，在香港与内地之间算得上是具有两极化的存在。那么，以MIRROR为代表的香港新生代，为何走不进内地市场，又离不开本土？ 

MIRROR的一镜两面

此次舆论漩涡中心的男团MIRROR，出身自ViuTV在2018年操办的选秀节目《全民造星》，说来也是通过“101系”选秀淘汰后再成团的。 

比起内地，MIRROR的组成更多由经纪人花姐（黄慧君）一手挑选。在MIRROR出道后，于2016年才成立的ViuTV可谓是倾尽全力，除开设真人秀节目，还在保有团体活动的基础上支持12位成员陆续单飞活动，实行团体、小分队、个人无限组合的“歌海战术”，其中，还出现过陈卓贤与姜涛仅相隔3天就先后发布单曲、宣告个人出道的“接力”曝光。 

而在这一玩法之下，MIRROR也接连打入综艺、电台、港剧等主流市场，直至包圆全港。而“歌海战术”最直接的结果，便展现在2020年、2021年香港叱咤乐坛流行颁奖礼，姜涛连续两年蝉联“最喜爱男歌手”与“最喜爱歌曲大奖”双奖项。 

如今， MIRROR在香港的地位，属于绝对的顶流。 更多时候，香港本地认为最恰当的比方，理应是类比韩国的防弹少年团，称其为“香港BTS”。 

当然某种程度上，这也不算夸大其词。早在MIRROR演唱会进行预售时，便因一票难求出现了票价炒至近44万港元一张；而在购票实名制推行后，更有为了第一排位置炒至460万港元一张的天价，这相当于香港元朗区一套两居室的房价。 

在香港本土，MIRROR的商业价值也体现在铺设全港的广告代言上，其一度被戏称为“广告从业员”。 

根据《2021年香港本地广告开支报告》显示，去年香港本地广告总开支高达294亿港元，这其中本地KOL的内容广告占开支份额高达45%，其销售额也高达8.7亿港元，按年飙升57%。 而带来最高广告销售额的KOL前十排名中，MIRROR成员便占据五个席位，其中队长姜涛位居榜首。 报告还提到，借由握有近百支广告代言的MIRROR所带来的可观利润，被疫情影响到的广告业实则也已经明显复苏。 

MIRROR所带来的商业影响，也更为直接地显现在其背后的东家ViuTV和母公司电讯盈科集团。据电讯盈科2021年业绩报告显示，去年ViuTV全年盈利达到9400万港元，一转2020年亏损1.65亿港元的局面，实现了首度盈利。而扭亏为盈的关键，也是由于MIRROR遍布全港的高频曝光活动。去年，MIRROR仅在广告方面就给东家带来了6.15亿港元的进账。

细究下来，MIRROR在香港的爆红，离不开因疫情带来的市场空缺红利。 

放在疫情以前，作为国际化都市，香港往往是日韩、欧美娱乐市场必选的宣传重地，吸引着年轻一代追逐着新潮流，也一定程度上挤压着本土娱乐产业的消费。2019年之后，疫情以及立法变动使得香港社会问题敏感加剧，不同立场上纷纷开始需要新生的“符号代表”；也使得香港年轻一代不得不接受异地偶像无法赴港的现实，转而开始在本土寻找新一代偶像。 

两相结合影响之下，也给予了恰逢疫情初期出道的MIRROR成为“精神寄托”的机会。

随着MIRROR逐渐占据本土大半江山，ViuTV与TVB这一老牌电视台的派系斗争也更为分明。TVB也于去年举办歌唱选秀节目《声梦传奇》，推出了姚焯菲、炎明熹等年轻偶像。其中，年仅14岁的姚焯菲还因不识姜涛曾被“镜粉”痛批。 

“镜粉”则为MIRROR粉丝，其如今的饭圈文化，倒有脱身自2018年之际内地“秀粉”的影子，集资打投、挂黑出征等行为于一身，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今年4月MIRROR队长姜涛23岁生日之际，其生日应援活动铺设全港，粉丝更是聚众于交通地带造成交通堵塞，引起群众不满后也未停止。不仅如此，“镜粉”还会主动向品牌推销MIRROR，以强有力的声量占据舆论高地，这也助力MIRROR在疫情后广告不断，逆市成为宠儿。 

但即便如此，红遍全港的MIRROR在内地则是几乎无人识的状态，知名度甚至可能远不及抖音、小红书上的香港网红，比如百万博主“香港姑娘Cherry”。 这种在内地和香港大相径庭的市场认知情况，恰似团名的“一镜两面”。 相比之下，MIRROR则更像是出道四年难相识，却因为一场演出事故始方知。 

历数MIRROR在内地引发过的关注，除这次的红馆事故外，便是此前姜涛被比作“香港蔡徐坤”争议，以及近期的2022年香港电影金像奖“舞台车祸”事件。 作为本届金像奖主题曲演唱者的MIRROR，其在金像奖上所展现出来的走音严重、舞蹈不齐的的唱跳水平，让不少网友认为他们远远不及内地偶像团体，甚至对其顶流地位充满疑惑。 

这其实反映了当下香港娱乐圈充满割裂感的尴尬现状。 

时至今日，香港艺人走红已经不再是四大天王、陈奕迅、容祖儿等那般，只需在港爆红这一步就可以顺势打入内地的走红模式。对于内地而言，实则早已从接收流行文化的一方，成为了主导流行文化输出的一方，与此带来的，也是对香港乐坛“停滞”的认知。 

一面镜，照两路

不仅是MIRROR，对新生代香港艺人而言，走不进的内地与离不开的香港市场，皆是当下最真实的写照。 

一方面，内地受众对香港乐坛一直抱有基于怀旧滤镜堆积出来的认同感。主流平台上，不管是综艺或是大型晚会，涉及香港乐坛方面，艺人选择均会与过去二三十年所谓香港乐坛的黄金时代挂钩，如四大天王、林子祥、谭咏麟、Twins等，都有情怀红利和时代象征意义。 

据音乐先声统计，在音综《声生不息》中，近80%左右的选曲发行于千禧年之前，90年以前的粤语老歌更是占据50%以上。 

这些诉不尽的怀旧情怀，也与这些年香港乐坛的强势与式微有关。 上世纪70年代末，伴随着经济的腾飞，处于爆发期的香港流行文化开始传入内地，在80年代以后迎来黄金时期，风靡亚洲。 当时的香港，娱乐产业均走在前列，所带来的音乐、影视等方面的文化输出，对内地产生深刻的影响。 这一时期成长起来的受众，自然也是最容易接受情怀导向的。 

然而，行至90年代末尤其是千禧年时期，亚洲金融风暴、房价上涨等接连出现的社会问题造就香港本地经济低迷不振，娱乐产业的发展也大受打击，无法重现昔日文化影响力；同时，内地、台湾及周边地区经济发展逐渐向好，其本地娱乐产业也开始走向崛起，逐渐取代香港流行文化在本地的地位。 

在一时期成长的Z世代，更多接触的是内娱、台娱、韩娱等新兴娱乐产业的冲击，也就难以再对昔日辉煌过的香港流行文化拥有兴趣。 

这也导致大众对香港娱乐圈的认知基本处于“被停滞”状态。内地市场难以给予新生代的香港乐坛一杯羹，更多是流连在过去的人事物里。

不过，这门由内地主导的怀旧生意，在香港年轻一代看来充满了古早意味，与当下的香港娱乐圈大相径庭。如在香港网友看来，张学友唱功不如MIRROR的柳应廷，陈冠希以及金城武的颜值被MIRROR的C位姜涛“碾压”等等，这也就不免加深两地的认知分裂。 

但相对也从侧面说明，香港乐坛的式微，反衬出的是内地音乐市场在华语乐坛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拥有了一定话语权，也无需追随香港乐坛。像是《全民造星》便受到内地“101系”选秀造星模式和抖音等短视频平台的影响，赛时选曲多为国语歌曲，Rap也多为普通话。 

那么，新生代活跃中的香港乐坛，又是否真的无需走进内地市场呢？从MIRROR来看，新生代们其实也对此有着一定的暧昧心理。 

追溯回《全民造星》第一季，MIRROR经纪人花姐便有意识地在靠拢内地市场，除了选曲翻唱大量抖音热门歌曲，还主动玩梗内地网友弹幕并开通节目微博，甚至提前向微博粉丝公布决赛消息邀请观看，这也引发了香港本地粉丝不满。花姐也曾明确表示，希望MIRROR可以前往内地发展。 

不过对MIRROR来说，倒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最根本的原因，便是没有决心彻底离开香港市场。

正如上文所言，MIRROR是基于香港特殊时期由本地粉丝追捧、创造出的精神代表，并掺杂一定的立场导向，也就无法忽视本地粉丝诉求。比如，此前因粉丝极力向成员反对一支内地广告拍摄工作，副队长卢瀚霆便在社交平台发文向公司及合作方暗示退团，最终使得全员未参与拍摄。 

在香港媒体人看来，这是“香港自己的艺人”，是完全隔绝在内地市场语境之外的产物。这个现象，也同时反映在男团ERROR、女团COLLAR等新生代香港偶像身上。

去年，因综艺《调教你MIRROR》在豆瓣收获8.6分时，MIRROR也再度传出试图北上发展的消息。但粉丝“镜粉”对此公开反对表示，如果MIRROR北上则会像杨千嬅、薛凯琪等人一样，在审美、妆造等方面丢掉本身特质和优势去刻意迎合内地市场，沦为内地偶像组合中的同类项。 

更有“镜粉”认为，MIRROR北上会像邓紫棋一样，从此“忽略”本地粉丝，这是最无法接受的。而MIRROR最终也只表示，暂以本地为主，但希望进修才艺后可令香港以外的观众也喜欢MIRROR。 

在香港媒体人李照兴看来，MIRROR相较于TFBOYS、时代少年团、R1SE等内地偶像组合，在颜值、辨识度、独特性、时尚感等方面也略胜一筹，而内地偶像更加千篇一律。 因此，也就无需北上发展。 

不过，此前队长姜涛曾两度表示，MIRROR要带领香港娱乐圈重返亚洲第一。而内地作为东亚最为炙手可热的偶像掘金市场之一，必然也是绕不开的选项。有趣的是，随着防弹少年团等韩国偶像接连打入欧美市场， 时任ViuTV总经理的鲁庭晖也为MIRROR设置了更宏大的市场目标。据花姐所言，“鲁先生告诉我，他很希望MIRROR的歌今年（2022年）可以打入美国的Billboard排行榜。” 

而MIRROR一团独大以及粉丝大包大揽的情况，也使得香港其他新生代偶像想要在本地出头冒尖，难度堪比上青天。

2021年，ViuTV被传为促成MIRROR成员获奖，将MC张天赋位于各榜前列的作品《记忆棉》运作至强行落榜，不少香港网友表示，本在商业电台一周播放了9次的《记忆棉》，足够跻身商业电台的903专业推介榜，但最终公布时却被仅播放5次左右的MIRROR成员歌曲挤占。而MIRROR的“歌海战术”，更是在粉丝应援下，达到了“每周一曲”的频率，不论质量如何，均能依靠粉丝经济占据排行榜前列。 

在此畸形的市场环境下，属于非MIRROR宇宙的新生代偶像的机会，也就越来越少。像是曾比特、炎明熹等便采取了北上迂回战术，以内地主流平台的曝光来获取本地市场的关注度，这也不枉是明智之举。尤其在TVB与内地建立深度合作之后，即使曾比特同样出身自ViuTV的《全民造星》，依然能够获得小试牛刀的机会。 

在生存空间无法合理分配的情况下，不少从业者也改变了想法，从原本认为MIRROR带动市场繁荣后促使乐坛人均受益的想法，逐渐明白此路不通。 归根结底，这块蛋糕并未做大，市场总收益没有增加，反倒仅惠及MIRROR及其相关的资方，比如ViuTV、电讯盈科集团等。 

在香港著名广告人曾锦强看来，“MIRROR的出现并没有创造新的需求，市场总收益没有因他们的代言之类的内容增加，是他们代言的品牌扩大了占有率。” 

本就不甚之大的香港市场，生存空间也被挤压得越来越小，留在本地的新生代也只能继续加速“内卷”。 据香港演艺人协会数据显示，目前香港记录在册的艺人就有上千组，在MIRROR之下的本地发展，便是只能依附TVB，或是抢夺MIRROR舍弃的资源。 

比如MIRROR的兄弟团ERROR，便被指出道三年所获邀约越来越少，逐渐出现被ViuTV放弃的迹象。去年，ERROR成员何启华受访时坦言，早在2018年，就与MIRROR成员杨乐文、王智德参与过内地综艺《这！就是街舞》海选，时至今日仍为因两位友人淘汰而放弃晋级名额感到后悔，为未能打入内地市场而遗憾。 

这也不难看出，真正代表当下香港乐坛的新生代们实则也是在为生存进行市场博弈。通关内地市场是否代表能够在本地成功，固守本地是否会被挤压至毫无生存空间，这都是留给他们面临的两难问题。 

结语

回到开头本身，MIRROR出道四年就能在红馆（即香港红磡体育馆）连开12场，无疑是在重新复述着香港乐坛兴盛期时“红馆”作为唯一艺人地位认证的意义。 

从许冠杰、谭咏麟、徐小凤到梅艳芳、张国荣、林子祥，曾经的红馆因为开唱非易事成为莫大荣耀。随着千禧年之际亚博、国际会展中心建立，加之香港音乐市场也迎来了疲软期，即便是红馆，也迎来了演出减少的命运。随之而来的，便是只要付费租用便可开唱，红馆也逐渐失去了行业加冕的认证意义，成为了“蚀住唱”。 

香港媒体ReNews曾发文表示，MIRROR让香港乐坛乃至整个娱乐圈重见生机，是“功不可没的先行者”。但在粉丝经济的糖衣包裹下，MIRROR以香港为活动重心和爆红地点，带来的“圈地自萌”、与外部市场割裂的情况，实则未能给香港娱乐圈带来良性循环，仅仅是在吃尽本土市场。换言之，是靠掠夺新生代同僚们的生存空间得来的“现象级爆红”。 

说到底，香港音乐市场并不会因为单一团体和艺人的爆红而做到真正复兴，反而需要更广阔的市场消费和影响力一同促成。而内地市场或许也可以适当与怀旧情绪割舍，不再成为所谓的港台过气艺人“养老胜地”。 

理所当然地，无论是北上还是留港，都将会有要面临粉丝流动、底牌抽尽的时刻。但树挪死人挪活，机遇与风险也是对等的，在这种现状之下，总归还是要去闯出一条新生道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