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人能拦住想堂食的上海人：站着吃、走着吃，电话亭里摆餐桌（组图）

6月29日开始，上海正式恢复堂食。人们期待着一切恢复正常。妮雅想象店里恢复堂食后的场景——老顾客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推开熟悉的店门，发出一些感叹，“三个月不见，真的三个月了呀。”然后瘫坐在椅子上，把爱吃的菜全部点一遍，接着开始叽哩咕噜抱怨一通，跟老板和朋友们大谈过去的琐碎经历。

“密室逃脱”

6月29日是上海恢复堂食的第一天。过去一个月，人们已经绞尽脑汁想要大吃一顿了。妮雅是上海本地的一名探店博主。解封后，她决定和朋友去下馆子。那是一天下午，他们还没走到餐厅门口，就被人拉住了。“你们是去XXX餐厅吗？”他们回答“是的”。那个人是领餐员，带着他们，穿过高耸林立的商业楼，特意叮嘱：“不是这栋，也不是那栋，我们不走大门进去。”他们七扭八拐地走到一扇侧门，掀开棉布帘子，路过吵闹的后厨，来到一处犄角旮旯的座位，悄悄地坐下。

从外面看过去，一切就像是还没有营业的样子：店面的招牌灯是不开的，一楼的大门和窗帘紧闭，吧台没有服务员，椅子倒扣在桌面上。当你上到二楼，才发现另一个隐秘的场景——原来这里是可以吃饭的。

你需要走外卖系统点单，因为这样就不算堂食，而是自提。做好的菜品用一次性打包盒装好，外面套好了塑料袋，以便随时可以拎着离开。店里只留了几盏昏暗的灯光，妮雅和朋友摸着黑蜷缩在角落里，“在上海生活了二三十年，第一次把一顿饭吃出了密室逃脱的感觉。”

还有一次，她和朋友想吃一次泰国菜，千方百计找到了一家营业的餐厅。但是那个商家却在电话里说，“不可以堂食，但是你们可以在外面吃。”

店家并未直接指明外摆的餐桌在哪里。妮雅和朋友来到商场的天台，这里似乎还没有装修完毕，地上有几滩水渍，四处散落着管道和断裂的泡沫板，墙壁上有一个很小的标志，指示她们向里走。她以为自己找错了地方，因为很多人走两步看不到头就出来了。她们尾随了一只跟主人去宠物店洗澡的小狗，穿过这片布满灰尘和脚手架的工地，来到了餐厅的天台，那摆放着几张白色塑料桌椅。

在商场天台吃一顿泰国菜 妮雅

天气正好，黄昏让夏天傍晚的光线变得柔和，空气还没有那么潮湿闷热，上海恼人的白蚁也还没有来。她们拎着用一次性餐盒打包好的食物：冬阴功汤、芒果糯米饭、河内鲜虾卷，打开来摊在桌上，“天时地利人和，我们就吃上了那样一顿饭。”这个隐蔽的地方很难被发现，她感觉无比幸福。

江若云也遇到过好几次这样的情况，她吃过一场“惊心动魄”的堂食。

六月初上海市颁布的复工指示文件里，没有明确提及不允许堂食，但各街道的要求并不相同。解封后，江若云和朋友们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一家可以堂食的餐厅。打电话过去询问，要么不接待堂食，要么模棱两可，没有人正面回应这件事。

他们遇到的一家，在电话里是这样回复的。店员说，“现在不允许堂食。”接着停顿了一下，冲着旁边人说，“你点这个好吃。”江若云噗嗤笑出了声，“这个明显就是有人在点单嘛。”

她们来到这家餐厅，饭店里的窗帘全部是拉起来的，服务员和食客来来往往，点单、上菜、吃饭，一气呵成，速战速决。但饭吃到一半，巡查人员来了，大家散了桌。江若云打电话跟朋友吐槽，朋友说自己在不远处的另一家饭店，叫她过去接着吃。

但那家店他们也只吃到一半。老板娘突然冲上来，把所有的灯都关闭了，紧张地说，小声一点，下面有人在巡查。江若云和朋友们打着手电筒，低声聊天，“不是复工复产了吗？”大家都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

下半场堂食陷入黑暗 江若云

后来，江若云和朋友们出门都随身携带着露营的桌椅，她们拉了露营车，在大马路上寻找可以落脚的地方，点单后直接支在门口吃。江若云说，她不要求环境多么优雅，不要求餐具多么精致，摆盘什么的也不需要。“我们甚至不需要空调，在路上也可以吃。”

江若云从小在上海长大，她从未见过这样的景象：“韩国街”人山人海，一群妆容精致、穿着得体的女生，她们可能是高级写字楼里面的白领，穿着高跟鞋和很漂亮的小裙子，画了精致的妆容，背着香奈儿，拿着苹果笔记本电脑。在街中心寻找一块空地，席地而坐，在纸箱子上抱着塑料袋吃外卖。

这里算是上海的一个小地标，类似于北京的望京地带。道路两边挂满了韩文招牌，到了夜晚霓虹灯也很好看，“有一种很洋气的感觉，现在像澡堂子似的。”

“韩国街” 妮雅

吃客们在缝隙中寻找一些浪漫。他们在防疫规定允许的范围内探索出一些新招式——不让在店内吃，那就在店门口的台阶上吃；不让坐着吃，那就站着吃、走着吃；不让坐商家的椅子，那就自己随身携带小板凳；花坛、台阶、厕所门口的休息区、天台……一切曾经不会跟“吃饭”二字产生联系的地方，都变成了饮食场所。

一天晚上，妮雅散步路过一家商场，里面冷冷清清，外面却热闹非凡。年轻人和老人们坐在门口的台阶上，有人拎了一箱啤酒和炸鸡，有人放着音乐，有人带着花和狗狗来，对来往的行人说，“你们可以买我的玫瑰花，也可以摸我的狗。”

解封后第一次出门吃饭，宜君和朋友们约在了电话亭里。

六月正值上海的梅雨季，时不时落一点小雨，空气里是道路两旁法式梧桐树叶的味道。雨水打湿了草地和长椅，宜君和朋友没有地方去，转身看到路口有一个红色的公共电话亭。

解封后第一次吃饭是在电话亭 宜君

电话亭不大，是半封闭式的，公用电话已经废弃不用，据说这里之前会有外卖小哥和过往的行人歇脚。亭内有两排对列的座椅，中间是一块小桌板，刚好可以容纳他们三个人坐下。宜君用随身携带的酒精湿巾仔仔细细地将电话亭擦拭了一遍，打开两盏手机手电筒的闪光灯，灯光透过灰棕色的酒瓶映射在桌子上，泛起一圈红黄色的光晕。坐在电话亭里，外面的雨声沙沙作响，她们感到惊喜。

不一会儿，有人注意到她们，给他们拍照，搭讪聊天，甚至还有人开始在旁边排队等位。她突然觉得，只要能和亲近的人见面，其实在哪里都可以堂食。

撤店了

妮雅的父母在上海开了一家本地菜小饭馆，已经有三十多个年头了，比她的年纪还要大。在经历了近一百天的封闭后，他们准备重新营业，报备街道，消杀完毕，备好各种菜品（但也不敢准备太多）。

但是，妮雅幻想中的“报复性消费”并没有到来。员工们“手机都要刷烂了”，也没能刷到一个订单。终于遇到很久未见面的老顾客出现在店里，她也差点没认出来。他们全副武装，戴着口罩帽子手套，随身携带酒精，点了菜就打包带走。

妮雅和父母在门口摆了几张塑料餐桌椅，陆续有客人坐下来吃饭。没过十分钟，巡查人员来制止了，他们站在旁边，一直等到顾客们吃完才离开。

疫情留下的印记在很多地方显现。妮雅家的饭馆位于黄埔、静安和徐汇的三区交界点，她观察到一些封控时期留下来的“遗迹”。黄埔区封控用的是比人还要高的木板；对面徐汇区是一排稍矮些的绿色隔离网；再往北走，可以看到静安区，封控区围着白色的铁栏。

就在前一阵，妮雅家的餐馆又被通知暂时封闭了九天。这几个月里，店内的流水砍掉百分之九十，一个炒菜的师傅转去做美团线上，如果不是因为没有租金的压力，她们也快要顶不住了。

妮雅看到了一条新闻：专家称，疫情下餐饮业必须要主动自救，而不是等、靠、要。“我们真的已经很努力在救自己了。”妮雅说。解封后，她和年迈的父母开始学习如何上线店内的外卖系统。平台会抽取商家佣金，他们还需要补贴一些配送费，再搭上一些红包和优惠券，才能勉强接到一些订单。

餐厅经营者们想尽了各种办法，有的开始露天摆摊，有的悄悄提供一些外摆位。网上流传着一些方法——如果顾客实在想正常堂食，可以考虑办个健康证，去餐厅当兼职人员，这样在检查来临的时候，可以说自己是店员，等吃完之后再离职。有痛下血本的老板，甚至在餐厅隔壁的酒店，专门开了房给客人就餐。另外一些高端餐厅也放下身段，做上门私厨生意，能回一点本是一点。

妮雅发现，自己所在的上海探店博主群名历经了几次变化，从最早的“魔都新鲜热点”变成“魔都哪里喝奶茶”，现在又变成“魔都哪里可以堂食”。她统计过自己发布的帖子，只要带上“上海堂食”几个字眼，哪怕只是标题党，浏览量都不会低，因为大家“都在找哪里可以堂食”。

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安利和分享一家能够堂食的餐厅可不那么容易。因为一旦说出去，他们可能就吃不成了。博主们在帖子里写道：“偷偷来问我，悄悄告诉你。”

有人在评论区留言对暗号：你说的是“xxxx”吧？

另有人回复，“我竟然猜出你说的是哪家了。”

阿莫发现自己喜欢吃的一些餐厅撤店或倒闭了，最早听到坏消息的是查餐厅。那是一家港式茶餐厅，在上海开了很多年，无论从装修、桌椅、餐具，到透明玻璃桌板底下的繁体菜单，以及各款经典美味，完全就是香港街边的模样。

“尤其两家店，思南路店和天钥桥路都挨着常去的戏院。每每看完戏，可以信步走过去，喝杯咸柠七，吃块菠萝油，才算完美地收尾。”

但是，经历了这几个月，老板悄无声息地结业了所有的餐厅，回了香港。得知查餐厅停业，阿莫有些感伤，朋友第一时间给他发了消息：“那不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吃饭的餐厅吗？”

人们尝试恢复疫情前的生活，阿莫认识一些私人餐厅的老板，他觉得自己作为食客，在和商家互助，“这段时间以来，我们早就非常有默契，每一家餐厅都变成了speakeasy。”如果遇到店门头黑灯瞎火，也不以为怪，自信地走进去，进门时再跟领位员小心谨慎地确认。

生日那天，阿莫去相熟的私房菜老板那边吃了碗三虾面，他和朋友全程压低了声音，不敢肆意说笑，吃完抹嘴匆匆离去，很怕给老板招惹麻烦。那位很有名的师傅满脸倦态，身上也有了压力过大的迹象，一面来欢迎他们，一面还不忘嘱咐“不要发朋友圈不要写点评。”

阿莫听老板说，现在很多餐厅的菜品和食材都是短缺的，餐厅不敢备菜太多，还不敢恢复到之前的状态。有人原本为开业准备了不少新鲜食材，但门店又突然被关闭，只能等着放过期。对于这次放开，他们开心中有一点焦虑不安。如果疫情再次卷土重来，店铺关停怎么办？

生日当天吃到的三虾面 阿莫

恢复的“锅气”

经历了长达两个多月的封控，食客们对于堂食这件事，有一种执念在。江若云说，“我憋的太久了，一定要吃到这个东西。后果我可以承担。”“堂食对人们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它不能被外卖取代。”妮雅从小就听开饭店的父母讲，吃饭看重“锅气”——炒菜最讲究的是火候，菜品的口感只有在出锅时的第一时间品尝，才能吃出食物的本味。

拿炸物来说，最好吃的时候一定是刚盛出来的那一刻，酥酥脆脆。经过打包盒盖子一捂，水汽蒸腾出来，当然味道尽失。又比如一道简单的上海家常菜，酒香草头。其实做法很简单，买来新鲜的草头（也叫苜蓿，有的地方叫金花菜），摘洗沥干，烧热滚油，下入草头翻炒几下，烹入调料和少许白酒就可以出锅。但妮雅觉得，确实是馆子里面的炉灶炒出来的更好吃一些，师傅对于火候的把握也更精准。

她怀念店里之前那样热闹的情形。如果你是外地新来的顾客，看着琳琅满目的菜单不知所措，可以伸长脖子看隔壁桌点什么菜，那才是“吃饭的氛围”。 菜一盘一盘从你面前端过去，只有堂食才能体会到这种快乐。

他们的小店开了三十多年，周边的邻居熟悉如同亲人，她遇到过失恋的女孩在店里大哭，见证了很多小孩子从上学到工作，很多顾客也和自己开店的父亲一样，从小伙子变成老头子。

妮雅的解封心愿清单之一，是出去吃一次寿喜锅，她如愿实现了，觉得很开心。“哪怕很多菜品不全，小鲍鱼呀什么都没有，但有的吃就不错了。”父亲不这样觉得，他说，这一顿饭吃得没滋没味，“很着急，总感觉会有人突击检查。”

堂食的社交属性，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产生连接的场所，承载着人们的情绪价值。吃饭是社交活动里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在此之前，阿莫和朋友去商场的一个重要活动就是吃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堂食是他社交活动中很大的一部分。他从早上起来就开始期待，朋友们从四面八方相聚在一起，吃完饭再接着喝一点酒，结束愉快的一天。但现在失去堂食，一部分社交也随之失去了。

商场里席地而坐的人们 阿莫

人们期待着堂食的到来，但是一些细微的东西似乎发生了改变。

起初是身体上的变化。“上海人热衷喝咖啡，就像喝水一样。”在以前，喝咖啡对宜君来说稀松平常，她需要咖啡来唤醒自己的一天。解封后，宜君第一次喝咖啡，兴奋到凌晨都没睡着觉，好像已经完全对咖啡因不耐受了。

疫情前，吃饭是宜君每个月最大的一笔开销。“之前出去吃饭点菜，我喜欢尝鲜，我会点很多。”但现在不这样了，她会克制点菜的数量，吃不完打包带回家。也没有那么追求环境了。在以前，她会为了饭店的精致环境和良好服务买单。

她还开始计算成本，以前自己从未有过这个习惯。她叫了一份乌冬面，48元。宜君研究了一下，这就是一点菜炒了炒，煮一些乌冬面，滴一些酱油，“这成本不会超过10块，她卖给我48。”

更重要的是，就连生活习惯也改变了。阿莫开始很少出门就餐。外面的很多娱乐活动都停了，出去也没什么不一样，而且还有点麻烦，他需要全副武装戴好口罩，选择一趟不停站的地铁，或者打车，只有这样，才能保护好自己的绿色二维码。所以没有重要的事，阿莫一般不出门。

6月29日，根据最新发布的《本市餐饮服务业复商复市疫情防控指引》（第三版）要求，上海辖区内无中风险地区，且近一周内无社会面疫情的街镇，可陆续开始恢复堂食。餐饮企业堂食应实行限流管理，提倡预约、分时、错位就餐等。另外，上海市餐饮烹饪行业协会鼓励实行餐饮桌长制，就餐时长一般需控制在1.5个小时左右。

经历过上次的合围封控后，妮雅抱有一种谨慎的乐观。她认为，人们或许还没办法马上回到正常的生活，那上面附加了不少条件——七日内无新增，无风险地区、分时错位等等。但现在明确可以恢复堂食了。

阿莫不知道“桌长制”具体要如何操作？江若云马上举出一个应对办法：我快到时间的时候去结一次账，然后我进来再续1.5小时，是不是也可以？

人们期待着一切恢复正常。妮雅说，她能想象到店里恢复堂食后的场景——老顾客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推开熟悉的店门，发出一些感叹，“三个月不见，真的三个月了呀。”然后瘫坐在椅子上，把爱吃的菜全部点一遍，接着开始叽哩咕噜抱怨一通，跟老板和朋友们大谈过去的琐碎经历。

“舒服，太舒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