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后，日本社会发生了五大变化（组图）

6月18日，日本全国新确诊新冠病毒感染人数1万4837人，死亡20人。

但是，日本人说：“疫情已经结束了”。

因为，日本政府说了，在室外并不需要戴口罩。

日本的“经济内阁”——经济团体联合会也发出通知，称企业没有必要对办公室、电梯间进行定期消毒，桌子上的透明隔离板可以拿掉。

东京街头已经是人山人海，看来许多日本人已经不把疫情当回事了。

经过2年多疫情的冲击，如今日本社会已经基本恢复正常。那么，疫情之后的日本社会，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

第一，人们已经习惯了居家上班。

疫情期间，日本政府要求企业实施居家上班制度（日文叫“テレワーク”）居家上班的比例要达到70%，以避免交叉感染。

虽然政府的要求没有强制力，但是日本企业依然纷纷实施这一制度，让员工们在一周或10天中安排2、3天到公司轮流上班，其余的时间，均在家里工作。

这一制度实施2年来，日本企业员工中，除了一线人员之外，大多已经习惯了早上起来不需要挤公交地铁的日子，而且还发现工资一分都没有少。

第二，从繁华拥挤的市中心搬到郊区。

由于居家上班都是通过视频或电子邮件、电话处理工作，因此，在东京家里工作与在冲绳沙滩上晒太阳，都变得一模一样——只要有网络信号就行。

但是，东京的生活成本，是冲绳的2倍多。东京市中心的房价是附近地方城市的1倍。因此，在过去2年中，东京都的人口不断流失，人们纷纷远离疫情严重的东京市中心，搬到风景秀丽的地方城市，既降低了生活成本，同时又避免被病毒感染。

日本政府为了鼓励东京人“下乡”，规定每户家庭可申请100万日元（约5万元人民币）的搬家费和安家费补助。

都市人下乡，直接拉动了地方城市，尤其是海滨、温泉观光地的房价上升。

第三，办公楼空置率飙升。

由于大多数公司实施了居家办公，因此，一些公司的办公区域大为减少，每人一桌的传统办公方式被取消，实施了机动式的公共办公区域模式，因此，东京的办公楼在疫情后出现了退租潮。

甚至像日本最大的广告宣传公司电通，直接把总部大楼卖了，然后向房东公司回租几层，满足员工的轮流办公。通过卖大楼，电通是赚了一笔钱，同时还省了一笔钱。

这一场疫情，将使得日本的商业地产公司伤痕累累，而且前景惨淡。

第四，劳动制度开始大改革，家庭成为办公室

日本最大的通讯公司NTT于6月18日宣布一项新的劳动制度：从7月1日开始，半数员工约3万人，原则上居家上班，家庭将成为自己日常的工作场所。如果有必要到公司参加会议、处理业务的话，将按照出差待遇，不管在日本的任何一个角落，均可以搭乘飞机、新干线，并报销住宿费，报销标准不设上限。

NTT同时宣布，取消异地调任和单身赴任的制度，全体员工可以在日本各地自由选择居住地作为自己的工作场所，并可以与家族一起生活，公司将给员工提供住房、水电费、通讯费的补贴。单身赴任的员工如果想回家与家人一起生活，搬家费也将由公司负担。

NTT集团称，3万人只是这一新劳动制度的试行者，今后将进一步扩大居家上班的比例。

日立等一些制造业公司也宣布，除一线技术人员之外，科研、市场、行政、销售等部门人员，原则上可以居家上班。

为了确保居家上班人员的工作与交流，日立在全国各主要城市，开始建立“日立中心”，这个中心有大小会议室，有大面积的公共办公区，还有咖啡吧等，在这座城市和周边城市里生活的日立员工，都可以在这个中心参加会议，会晤客户，与同僚聚会。

第五，家庭与社会生活形态发生变化

居家上班制度的实施，使得家庭生活也得到了改变。原来“996”式的上班模式，变成了一家人24小时的团聚。这种新生活制度，有利于生儿育女，照顾家庭，减轻女性的家庭负担。同时，生活社区也因为日常人员的增多，变得富有生机活力。

但是，家庭矛盾增加，住房紧张问题也随之出现。因为人与人之间的日常交流受到了限制，交际能力也开始下降。过去上班挤地铁轻轨是身累，现在居家上班闲得心累。

企业如何考评居家上班员工的业绩，如何确保企业各种商业与技术秘密不被泄露，如何确保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也成了企业管理的新课题。

消费市场也出现了分裂。城市中心的百货公司、电器量贩店和各种餐饮店、酒吧等生意变得清淡。但是，城市居住区的许多超市因此改成了24小时营业，生活社区附近的快餐店和居酒屋也不断涌现，电商平台的销售量不断见长。沉寂了多年的电视机销售市场，重新点燃了希望。

疫情之后，日本社会的变化才刚刚开始。新生活形态、新劳动制度，到底会对日本社会带来什么样的根本性改变？还需要继续观察。

但是相信，这一种改变，是一种历史性的改变，它还将改变人们的价值观与人生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