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必要不出市”背后的民意分歧（组图）

本文转载自FT中文网，仅代表原出处和原作者观点，仅供参考阅读，不代表本网态度和立场。

如果各地社会不能找到重构互信的方法，“非必要不出市、不出省”恐怕会成为大多数省份的常态。

又过去了一个端午节假期。这个端午节假期的其中一个新闻，是某省份重申“非必要不入省，入省即黄码”的防控政策。这个新闻一如既往所有的防疫新闻一样，再度引起了国内网民的大讨论：而在这些讨论之中，又以该省网民和外省网民的观点分歧最具代表性。该省网民中，支持政策，主张应该严防死守的声音不低；而外省网民中，认为政策一刀切，有悖国家精神的也不少。姑且不讨论两者的立场本身，但这种立场的对立显然有其在社会和经济环境上的原因。如果不理解这些原因的话，我们就无法理解中国网民在防疫政策这件事情上的民意对立。

中国人的人口流动分布范围如何？

我们在探讨中国网民对越南的焦虑情绪那篇文章中提到，中国有约八亿人的人均GDP不到7万元人民币，近三亿人不到4万人民币（约5000美元）。为了研究他们对人口流动的态度，我们必须先了解他们对人口流动的需求。交通运输部每年会公布上一年的《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统计公报》，其中包含了两个关键数据——各种公共交通方式的使用人次和旅行总路程。

我们以2019年的数据为例。民航在2019年运输了6.6亿人次（11705亿人公里），平均每位旅客1774公里。按每次出行一往一返计算，相当于3.3亿次往返。考虑到那些一年多次乘机出行的“空中飞人”，“中国每年有10亿人没有坐过飞机”应非虚言。同理，2019年铁路运输了36.6亿人次（14707亿人公里），平均每位旅客402公里，相当于18.3亿次往返，每个中国人每年1.3个往返。1.3个往返是什么概念呢？学生寒暑假就有两个往返了，再考虑那些把火车当地铁坐的城际旅客，说“中国大多数人一年坐火车一个往返左右”应该没有问题。最后，公路巴士在2019年运输了130.1亿人次（8857亿人公里），平均每位旅客68公里，相当于65.1次往返，每个中国人每年坐5个往返。

按照这样的情况来看，大部分中国人每年的活动半径平均在100到150公里左右——每年三次左右的巴士往返（70公里）加上一次铁路往返（400公里）左右。换言之，假如这个人住在北京，大部分情况下他是不出市的（北京市方圆约70公里），偶尔去一次省内或者临近省份玩一圈，不会有长途的，跨越多个省份的人口流动。

我们再换一个角度来看——春运作为中国最大的人口迁徙，可以作为一个观察中国人口活动范围的角度。2019年春运铁路共发送了4.1亿人次、民航7300万人次，公路24.6亿人次。从铁路和民航的口径来看，中国约有1.5到2亿人需要坐铁路或民航返乡——换言之，大部分中国人即使是春运都在短途出行。

因此，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断，对于大部分中国人而言，旅行等人口流动的半径不大——乘坐火车或飞机进行长途旅行，不是他们的直接需求。

内循环经济和外循环经济

另一方面来看，人口流动有来也有往——即使长途旅行不是多数人的直接需求，但如果外地来访旅客会为社会带来收入，社会也不会介意放开人口流动的限制，以便发展旅游行业，便利经济发展。例如，泰国作为一个7000万人口的国家，在2019年接纳了4000万外国游客，旅游收入500多亿美元——考虑到旅游业对泰国经济的重要性，更早放开旅游限制实在是意料之中。

但是，大部分中国人的生计，显然不依靠入境旅游业。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的新闻稿，2019年全国边检机关检查出入境人员6.7亿人次——其中内地居民3.5亿人次，港澳台居民分1.6亿、5358.7万、1227.8万人次、外国人9767.5万人次。考虑到“入出境”是一进一出和部分多次往返香港等地的外国人，每年中国的外国访客应该在2500万人次左右。

那么外贸呢？中国海关发布的《2021年1至12月进出口商品境内目的地／货源地总值表》统计了出口额比较大的120个城市（涵盖7.6亿人口，17.7万亿元出口额（81.6%），15.2万亿元进口额（87.4%））的数据。如果我们将其和人口数据结合来看的话，可以看到：1.2%人口（深圳1市）出口了10.9%的商品，进口了9.4%的商品；4.9%人口（深苏莞沪等6市）出口了29.4%的商品，进口了36.2%的商品；9.8%人口（计15市）出口了44.7%的商品，进口了53.3%的商品；19.7%人口（30余市）出口了65.9%的商品，进口了72.3%的商品。

换言之，中国大部分人日常不做国际生意这个结论是不难得出的。那省际生意呢？这显然和经济结构有关——任何企业或者商业活动都有其客户的范围和交易方式。

2018年进行的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具体见第二号公报表2-2《按行业门类分组的法人单位与个体经营户》、2-4《按行业门类分组的法人单位与个体经营户从业人员》）告诉我们，中国有约2200万家法人单位，安排就业3.8亿人；有6300万家个体经营户，安排就业1.5亿人——平均每家法人单位安排17.6人，每家个体经营户安排2.4人。

按行业来算，全国经济普查将中国的第二、第三产业分为十八类。按人数规模计算，中国最大的两大就业门类是制造业和批发和零售业——两者总从业人数各超过一亿人。

我们之前在《世界工厂在疫情面前的脆弱性》中提到，中国制造业工厂的周围，往往会因围绕工人“住处—厂区—食堂—附近”四点一线的生活，出现一圈以小商店（批发和零售业）、小餐馆（住宿和餐饮业）、手机店理发店（居民服务、修理和其它服务）的个体户为绝对主力的小本服务业。这种小本服务业加起来的总和，也有一亿人之谱——但是，这种简单服务业的绝大多数客户显然都是附近的居民邻居——很难想象他们有能力做游客生意。

因此，中国有两亿多人口在靠着制造业和为制造业服务的小本服务业谋生——如果加上他们的孩子和老人，则有约四到五亿人。这不是一个小数目——考虑到这个人群的智能手机普及率，可以说他们构成了中国网民生态中希望清零的绝大多数，也是中国社会不可忽略的理性民意。

被贫富差距议题绑定的人口流动议题

我们回到“千里投毒”这个标志性的词语上。刚刚我们考虑到不同的行业对人口流动的需要不同；而如果再考虑到所属行业和收入的关系的话，其实质相当于不同收入水平的人士，对人口流动的需要和进行人口流动的能力不同。

《中国统计年鉴》按年计有各行业的薪资水平和就业人数。我们根据该年数据将中国非私营企业和私营企业的就业规模和平均工资整理如下：

可以看到，在右上角薪水相对较高的区域有三个行业：最右上角的行业是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其次是金融业和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这三个行业也是相对较为依靠人员流动的行业；而左下角薪水相对较低的大片区域，则是包括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住宿和餐饮业等从业人员多、平均工资少的本地服务业。

从这一角度可以看到，是否放开、是否收紧人口流动，显然会对不同收入层次群体的工作情况造成不一的影响，以至于在一部分中国人的认知中与贫富差距不可避免地绑定在了一起。对于做本地生意的人（例如那些在街边商铺开餐馆的个体经营户）而言，最理想的情况是自身所在的城市能够维持“世外桃源”一般的清零环境，免受任何波动的影响——以这种群体为多数的城市，制定“非必要不出省、不出市”和“来访就黄码”本身并非不可理解；但对于那些做全国、乃至全球生意的人而言，最理想的情况则是保持人口流动的自由度，从而方便来往外地洽谈生意——以这种群体为多数的城市，考虑精准防控和常态化核酸也是顺势之举。因此，两种看法都是基于本省本市的实际情况做出的理性决策。

但是，这种做法必然会影响另外一方的生活：来访就黄码自然影响人口流动，但是为了保证人口流动的自由而实施常态化全员核酸，某种程度上也会引起“一人生病全村吃药”、劳民伤财的争议。目前中国互联网上非常危险的一种做法是将其意识形态化——无论是指责实行“来访黄码”政策的省份一刀切，还是指责实行精准防疫政策的省份输出病毒，都是将事情简单化而无视客观情况的做法。

本质而言，这种做法反映出了各个省份民众之间的互信缺失——如果各方无法就对方的担忧和苦恼达成妥协的话，考虑到中国的经济现实，很可能“非必要”派会占上风而维持常态。显然这对双方都不是好事。

本文转载自FT中文网，仅代表原出处和原作者观点，仅供参考阅读，不代表本网态度和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