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地缘政治当前，中国如何维护金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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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安全来自于金融融合，只要中国市场及投资资金能成为世界上任何国家皆不能缺的核心支柱，中国金融系统应当大致能维持安全。

俄乌战争引发的一连串地缘政治涟漪，乃是对国际资金全球化与金融市场贯通，非常严重的重大打击。在此，先撇除谁是谁非的价值观及审判问题，聚焦于欧美等国对俄罗斯实施的经济与金融封锁。单从金融市场的角度而言，在美国及欧盟所带领的反噬中，俄罗斯先后经历接近全面性的海外资产冻结、被踢出SWIFT，以及从部分天然气及其他能源供应链中被剔除，这些演变令俄罗斯部分政商权贵，以及普通市民（当中又以后者为甚），陷入空前的物资短缺困境之中。

曾几何时，在全球化的狂热下，地缘政治与金融市场，整体而言仍算是能画上一个勉强的分割，让金融市场在政治风波中经营如常。只要法律体系完善，金融边界维持开放，国与国之间在股票及基金等层面上的互动，基本上是约定俗成地与政治无关的。甚至中美交恶，于2017至2020年间，也并没有导致双方出现金融层面上的撕裂或割裂，更只见中资企业与美国市场越走越近，在美国市场上持续融资上市——直至近年由美方所提出的“国家安全顾虑”及“审查标准”等崭新阻力为止。即便是饱受西方社会批评的俄罗斯政府，在2022年前于海外所间接或直接拥有的资产，也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制裁或牵连；伦敦更一度被誉为“伦敦堡”（Londongrad），为不少俄罗斯富豪，包括普京最为信任的权力核心圈子，提供休闲及理财之所。

这一切皆在俄乌战争之下发生彻底改变。2022年，地缘政治与金融安全的关系渐趋紧密——两者之间不能再轻描淡写地尝试切割开来。若俄乌战争是一场前奏的话，主乐则肯定是俄罗斯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全方位脱钩，伴奏的则是国与国之间的金融脱钩旋律。英美等国多番向北京阐述立场，并语带威胁地强调中国绝不可援助俄罗斯，否则其必定在金融（融资、上市、资产管理及存款）方面对中国采取严厉行动。而在此前提下，中国有关当局明显有所警惕，日前就地缘政治所带来的冲击以及对金融体制可能构成的威胁，召开了包含绝大部分在华外国银行高管及监管机构高级干部在内的紧急内部会议——这也反映出中国对被美国制裁的敏感度与担忧。

中美金融建交，乃是中国现代改革开放的核心支柱之一，也为国内经济发展带来了庞大的燃料及对外市场。有必要认清历史，才能洞悉到国际化与金融开放，对中国曾带来的宝贵益处。

上世纪80年代初期，是中国改革开放萌芽之时，也是中国内地走出动荡阴霾而迈向现代及国际化的转折点。金融改革创新，也正在此时此刻，正式展开。

1981年，国务院通过《国库券条例》，开始发行国库券。

1984年，中国第一家股份有限公司，正式设立。

1992年，中国股市在“股票认购证”所引发的“8•10事件”下暴涨之后暴跌，间接促成及落实国务院证券委员会成立。

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中国引入一连串的基础性法律，尝试理清楚金融市场中众多持份者的相对关系及责任。与此同时，作为从英国殖民地投向中国怀抱的“东方之珠”，香港继续担当着关键的招商引资作用，将外资及国际资本引进内地。完善监管及法律体制，持续对国际投资者开放国内市场，积极将中国调整至准备进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状态，这些都是上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金融监管机构及官僚体系的首要任务。

加入WTO之后的20年，中国金融市场发展迅速，在产品、融资、人才培育、与外资及外国联系等方面，都有各种各样的横竖巩固，也奠定了如今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金融市场的基础。在此过程中，中国发展离不开来自世界各地各国的投资，其中又以美国、日本、欧洲等为甚。固然近年以来，地缘政治及意识形态层面上的矛盾导致中美之间出现一定的冲突，但直至今年年初，美国及欧洲企业仍在中国占有相当大比重的外商直接投资；同时，中国也对美国经济及金融健康有着根本性的依赖。

若美国确实对中国发动制裁，这所带来的风险会是全方位的，不止会对中国企业及经济带来巨大冲击，更将会对全球经济构成毁灭性打击。以下两点，首先将会带出中美金融交往，对中国经济核心利益的重要性，然后再相应地提出，在如今剑拔弩张的政治形势之下，中国应当如何捍卫自身金融安全。

第一，中国购买的美国国债，让中美金融及经济利益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双生性——当中又以中方较为“暴露”于对方的风险之下。固然美国不同机构及个体，包括私人和政府基金在内，普遍购买中国公司债券并获得了丰厚的经济回报，但相对于中国所持有的美债（超过1万亿美元），美方所持有的中国债券其实谈不上具备何等规模。万一中方确实面对美国单方面毁约，拒绝就债券利润履行承诺，这将会对中国中长期经济规划及政府财政构成一定压力。

在此问题当前，建议在国债领域，中国可以实行多元化手段，包括把外汇以直接投资的形式参与到美国的基础设施建设，这样既符合美方本土的利益，具备一定程度化解当地对中国的猜疑反感之作用，也拓展了中国外汇使用空间，减免中国所持有的美国资产被冻结的可能性，间接构造新的中美合作空间。从一个结构性角度来说，中国也有必要推动更为分散的策略性投资，避免将一切投资过度浓缩地押注在美资市场之中，比如东南亚的新兴市场，“淡化”中国在债券及外汇层面上对美国的单边依赖。当然，要实现这一点，绝对需要时间：短期之内，无论是外汇还是具体国债部分，中国都不能轻易地跟美国“割席分坐”，否则只会将自身安全系数大幅降低，导致金融系统出现局部性崩塌的风险。相信深谙国际形势的资深技术官僚及干部，必定也知悉这一点。

第二点，则是中国公司在美国市场进行的融资及上市。在特朗普时期，中美在金融领域的脱钩呼声高涨，美国政治精英认为中国企业在美国上市，美国人用美元去资助中国企业而这些钱会被用于发展军事力量，并最终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由于中美在政治制度、审计审查制度等方面的差异，这种政商关系差异使美国政府视中国企业为“另类”。由于审计涉及中国政府对企业的管理方式，长期以来这会成为中美在间接投资市场冲突的根源。

目前，美国代表团已经来到中国，希望就中美之间的这一龃龉达成解决方案。由于美国资本市场发达，其对中国跨国公司的吸引力都是很强的。在这种环境下，如果美方执意要对中国在美上市公司进行清退和脱钩，这带来的将是中美两国的共同损失，以及中国市场的动荡。要维护中国金融安全，中国还需处理好与美国利益体各方的关系，尊重美国政府对规则和规范的坚持，广泛宣传中美在金融领域的合作以及互惠互利成果，尤其重点做好在合法合理前提下游说美国金融界精英以及特定国会议员的工作。有个别声音认为，中方不应在任何监管及审计层面上向美方让步，因为后者只会“得寸进尺”，但这一说法有点盖棺定论，未免过于武断。尽管美国体制内存有一股对中方确实根深蒂固地反感和排斥的力量，但这股力量、此类声音一直未能在金融层面上及华尔街里占有太大的推进动力及支持。华尔街本质上对中国并没有意识形态或价值观层面上的排斥，更多的是从在商言商的角度，根据中国的可投资性及稳定增长空间，来决定是否应当与中国继续加深关系。若中美双方确实有意让他们之间的关系——至少在金融领域中——恢复正常，则有必要在金融联谊及相通层面上增加动态合作，拓展有机双赢的空间。

依我所见，金融安全来自于金融融合，只要中国市场及投资资金能成为世界上任何国家皆不能缺乏的核心支柱，中国金融系统应当大致能维持安全，为政府及企业带来稳定的资金来源。反之，若中国市场持续地与外部脱钩，反而更有可能导致不明朗因素的加剧及放大，威胁到的不只是金融安全，而是整体的金融可持续性。当然，中方也没可能无条件地将金融市场开放 ——这一点并不符合当前中国的政治及体制特色；因此，必须在全面开放与全面脱离国际市场之间，拿捏到精准而持续演变的平衡点，这样对中国好，对世界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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