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封城中的外国人是去是留？曾集齐500强的上海被打伤了（组图）

本文综编自德国之声中文网、兽楼处，仅代表原出处和原作者观点，仅供参考阅读，不代表本网态度和立场。

上海封城即将满两个月了。在此期间，居住在沪的外国侨民在不断离开，剩下的也大多表示对上海的未来失去了信心，会选择在近期回国，极少数人表示暂时不会离开，将继续观望。

此前，欧盟中国商会主席表示在华外国人数已经从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前的80多万减少到了去年底的40多万，在今年夏天将继续减少一半至20万。此外，有4月的非官方民调也显示在上海的外国人有一半表示计划马上离开中国，另有37%的人将根据未来的发展形势做出决定。以下是八位长期生活在上海的外国侨民，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从事不同的行业，但几乎无一例外的因为这场突如其来的封城而改变了对上海这座城市的看法。 

Matthieu，47岁，法国 

Matthieu已经在中国生活了20多年，过去四年一直在上海从事工业材料回收的工作。他还在上海，但计划今年离开。 

“我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刚回到了欧洲。在四月中旬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能感觉到上海夏天以前都不会恢复正常。我们的两个女儿都不到六岁。她们无法上学，无法出门和朋友们玩，更有可能如果感染成了阳性会被带走。最后一点对我来说是无法接受的红线。虽然很多国家都采取过封城防疫的措施，但这次上海的措施是令人无法接受的。 

对于离开上海，我感到很伤心。我在这个国家度过了差不多半辈子，这里有很多我以后会朝思暮想的朋友们，但是我必须坦率的说，经过这次封城，我不认为上海能够回到从前。首先，封城会一次又一次的出现。其次，很多外国侨民都会离开。最后，我认为之后的经济形势会很糟糕，不光是我从事的工业行业，还有很多直接受到冲击的小微企业。 

2020年时，中国的防疫政策很奏效，我们外国人也觉得在中国很安全，生活也能维持正常，虽然我们无法像以前那样跨境旅游，但是这次的上海封城已经证明了‘零容忍’政策有它的局限性。我觉得我已经遵守了我可以遵守的一切中国特色法律，但这次我无法继续容忍了。 

过去十年里，我们一直看到中国在不断强化对社会的控制，但是之前我们都只是看到了冰山的一角而已，这次的上海封城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的真实面貌和今后可能会发生的更多事情。 

我对中国和中国人民都没有任何的恶感。我非常热爱我的朋友和邻居们。他们在封控期间纷纷向我们伸出援手，让我十分感动。我想说的是，这次受到伤害的不只是我们外国人，本地人也一样。但是他们不像我们那样有说走就走的选择。” 

“2011年我带着我的商业计划雄心勃勃来到上海，立刻被这座充满活力和商机的国际大都市所吸引了。十年后，我拥有了一家食品进出口公司，在这里成了家，并与我的中国妻子生了一儿一女。直到疫情爆发前，我们在中国的生活都非常幸福。而现在，我们每天只是在为生存而活着，每天的最重要的任务是能满足生活最基本的需求，让我们身体和精神都不要垮掉。 

我和妻子决定今年八月就离开上海，移居法国。我们的女儿今年九月就要上小学了。我们认为到时候上海的外籍教师资源将非常稀少，而且目前的中国教育体制的核心价值观变得让人越来越担心。我们同时也担心中国的国门不会打开，使国际旅行变得更不可能。最后很重要的一点是整个疫情过程中，国际贸易变得越来越困难。我们是做食品进出口的，由于各种防疫要求我们的生意很难做，而且将来中国市场的前景也变得越来越不好。  

对于离开，我的感情很复杂，一方面，在上海封城期间所发生的的各种极其不人道的事件，譬如阳性感染者遭到的对待，孩子与家长的被迫分离，宠物的被虐待和独家老人因为得不到救助和物资惨死家中等等，都让我感觉异常的愤怒和失望。但另外一方面，我对能回到欧洲，探望家人和开启新的生活篇章感到很兴奋。 

有一点我很确定，那就是上海再也不会是以前的那个上海了。上海曾经是一座充满活力的国际大都会，连接中国和世界的窗口。现在外国人都离开了，这座窗口还会存在吗？封城后的阴影会笼罩上海很久，让它受损的开放、包容、前卫的形象很难恢复。也许以后我还会来出差，但是我再也不会住在上海了。” 

Gorkem, 35岁，土耳其 

Gorkem在上海从事国际物流行业已经十年。 

“封城和坐牢没有差别。整件事情中没有任何逻辑可言。看到上海人民因为物资匮乏所遭受的苦痛，我感到很可怕。这次的事件不公正，不合理，侵犯基本人权到了难以置信的地步。 

让我尤其无法理解的是，中国是一个科技大国，在防疫方面也充满成功经验，本该更有能力更好的应对疫情，但为什么在这次封城中可以如此不讲科学，对经济和人权产生那么大的破坏？ 

虽然我也担心我自己的基本生活供应，但我更担心的是那些没有固定工作，没有基本社会保障的人群。他们没有了工作，没有了收入，如何继续生活？我想很多人会因为饥饿而死，而不是病毒。 

我目前还没有离开的计划，但是我觉得我会尽早离开。对于上海的未来，我认为她将永远是中国最国际化的城市，也将永远吸引外资、出口和物流。她的地位不会一夜间就消失，但是国际资本需要看到的是稳定和良好的投资环境，他们在中国投资建厂建仓库不是为了时时刻刻都要被关停的。所以外资的撤离是必然的。” 

Matina， 34岁，希腊 

Matina是个工程师，曾在中国多地服务当地的船舶制造企业。她在五月初临时决定离开上海，回到了希腊。 

“在封城一个月后，我意识到解封遥遥无期，每天想到一旦感染成阳性就会被带去隔离，我就觉得如梦魇一般。做出决定是一个痛苦和充满压力的过程。虽然我感觉很失望，但是我提醒自己回国后能够享受到的自由和安全，能看到已经两年半没看到的家人和朋友，我就会感觉好起来。 

我从没想到过我会以这种方式离开中国，连对朋友道别的机会也没有。对我来说，这将永远是一个遗憾。 

整个回国的准备工作中最难的就是决定哪些东西带走，哪些东西留下。我当时就知道我有可能再也回不来了，所以选择过程尤其谨慎费时又充满痛苦。 

在去机场前几个小时等车的时候，我整个人都非常的沮丧。当我在机场的时候，我还难以相信这一切都是真实的。但当我最终坐上飞机的那一刻，我的一切疑虑都烟消云散。 

刚回到希腊，我有些不太适应。希腊人早已把新冠病毒当做不存在了，所有的地方都是挤满了人。 

我现在充满了困惑。我不知道我下一步的打算是什么。一方面，我很想念上海，我的朋友们和我在那里的美好生活。另一方面，我计划在希腊找到工作，留在国内。因为我觉得上海的管控措施近期内都不会改变。 

对上海的未来，我充满了悲观。我不相信上海还能回到从前。即使某天防疫政策取消了，所有在上海的外国人都已经走光了。我在上海几乎所有的朋友都马上要离开了。也许有一天，如果我在希腊找不到工作，中国又开放了，我还会考虑回到上海。 ”

Milad，41岁，伊朗 

Milad是从事工业原材料进出口的，在上海已经生活了15年，妻子是上海人，有两个读中学的女儿。 

“前两年疫情刚爆发的时候，全世界都因为疫情深受影响，而中国很快让社会秩序恢复了正常，我们的日子也过得挺滋润的。这一次封城我们的生活的确很难过，但是不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们也并没有什么别的选择。 

对我来说，最大的影响是我没法出去见朋友，我的生意也变得很难做，每天也还有很多日常需要的物资我们得不到。但总而言之，我觉得我们都应该去适应新的情况，让自己变得更强大。我觉得不管身处何地，总是有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生活也总是要继续的。我个人不会仅仅因为我们目前面临的困难选择离开上海。 

如果哪一天因为大灾大难，生意也做不成了，那时候我才会考虑离开上海。就目前来讲，上海是我的家。上海是一座充满活动的大城市，不管发生了什么，她都能恢复过来，因为一切都是靠人。我相信上海永远不会丧失她独特的魅力。” 

Maxim，29岁，乌克兰 

Maxim大学一毕业就来到了上海，一呆就是六年，从事过各种行业，现在是一家北欧电气机械部件公司在上海的经销代表。

“对我来讲，封城最难忘的经历是让我尝到了监狱的滋味。我觉得政府非常成功的复制了监狱生活所具备的所有元素：每天早上例行核酸测试，穿着白色制服的政府工作人员拿着扩音喇叭，一边指着人群一边嘶吼，所有物资必须政府统一集中分配和时不时传出有人被拉去隔离中心的可怕消息。就这样，我们被关了已经两个月了。 

现在看来，中国在可预见的未来都不会放弃‘清零’政策，也就意味着为了获取他们眼中的‘胜利’，他们可以牺牲从经济到公众利益的所有东西。 

我很难说我能马上离开中国，但是我真的很想今年圣诞节时能和我的家人团聚。如果说以前因为回国再回中国会有隔离和各种既繁琐又昂贵的手续，现在我觉得我出去了就可能再也回不来了。 

老实说，我觉得离开中国的时候到了。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我2016年刚来那时候的中国了。当时的中国感觉有更多的自由，也可以随时出入国境，我感觉最近两年中国的新常态我很难适应。2020年前上海有很多外国人走，但也有很多新的外国人到来。这两年只有走的，没有来的。我想以后这个趋势会继续。 

上海对我来说是一座很特殊的城市。这里有我的朋友们，也充满了各种变化。我当然希望我以后还能经常来上海看看。“

Sveta，30岁，来自东欧某国 

“我是2019年搬来中国的，为一家欧洲的娱乐业公司工作。一来就碰到了2020年。当时我们生活在一个安全的气泡里，与世界隔绝，然后慢慢的气泡变成了龙卷风，现在我们甚至与现实隔绝，因为所有的政策都和我们所知的科学知识背道而驰。 

每一天我都会觉得，今天我听到和看到了最愚蠢的政策和规定，然而第二天我竟然能听到和看到更愚蠢的政策和规定。自从封城开始以来，每天都有更不逻辑，更不科学的事情在发生。 

我曾经以为上海是一座国际化堡垒，各种文化在里面碰撞，激发出各种自由的表达，创造出各种机遇。现在，我意识到从上至下的政策每时每刻都可以让这座城市顷刻间变成一座令人极度不适的监狱。 

我选择离开，我感到既伤感又开心，既兴奋又害怕。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相信经过时间，上海作为一座国际都市的地位还是可以恢复。也许接下去三年，五年还是十年上海将不再那么国际化，但终有一天她还会开放。中国是一个吸引人的地方。我以前总是一次又一次被吸引回来。我有99%的把握我以后还会回来的。 ”

Alexander在上海生活了七年，一直从事金融服务行业。 

“自2020年疫情爆发，在中国生活对外国人来说一直是个挑战，主要是因为取得签证变得更困难和出入境非常不便。但至少外国人在中国生活还是觉得很安全和稳定。这一切随着这次封城都彻底改变了。不管是从个人还是生意的角度，中国都显得越来越难以预测，并且机会也在迅速减少。 

在发生了父母与孩子被强迫分离的事件之后，我把我的妻子和儿子送回了国。据我了解，对很多外国家庭来说，他们和我们想的一样，都因为这件事情把孩子先送回了国。 现在我一个人在中国，我还会待多久，要看生意上的形势。我有预感，我有50%的可能今年也会离开中国。过去几年的发展形势一直不太好，但这次封城是雪上加霜。 

从商业角度来说，我已经失去了对中国预测的能力。没有信任度的市场是很难有前途的。虽然上海依然会是中国的金融中心，但是她想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梦想很难实现。” 

曾集齐500强的上海被打伤了

据兽楼处微信公众号报道，1988年5月12日晚上，上海市计委、经委、建委、外经贸委的四位副主任，被召集到朱镕基市长位于康平路的办公室，朱镕基告诉他们，将以他们几人为班底，组建：

上海市外资委。

后来有人说过，上海外资委的成立，让上海历史从此要分成两部分。但如此重要的一个部门的预备会议，其实就那样匆匆开完了。

会上，朱镕基说，上海靠一年14亿美元外资，解决不了大问题。不采取大动作把上百亿美元吸引过来，上海的面貌改变不了。

那时，外资想进上海很麻烦，一个100万美金的项目，审批要经过五个委办、20个局，最多的要盖126个章。

外资委的成立，就是为了将这126个图章，变成“一个图章”。外资委的主任，由朱镕基亲自担任。

一个月后的6月10日，上海外资委正式宣告成立。在锦江饭店的记者发布会上，市长承诺外资委将24小时待命，还当场公布了副主任的电话号码。

成立四天后，外资委就盖了第一个章。来自澳门的制罐厂项目，外资委对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讨论，只花了两个小时就通过了。

上海外资委成立当年，就引进了129个外商投资项目，是以往几年平均数的两倍。外商的任何困难，包括一罐煤气，外资委都能帮着解决。

甚至连市长也是随叫随到。卢湾区有德商直接写信给朱镕基，反映公司旁边垃圾成堆。朱镕基马上批示，卢湾区区长亲自到现场动手，组织清扫。

1

外资委的成立，只是解决了外商进门的盖章难题。但进门后的问题还多得很，而且很多问题，都是意识形态的。

一个全新的商业体系，要重头开始艰难建立。

上海外资委成立20个月后，上海市委研究室发表了一篇调查报告，说外商项目获批后却迟迟不能开工，在上海遭遇了：

投资黑箱。

从土地到工商、税务，一个个障碍拦在外商面前。朱镕基看完后，提笔批示：

此文可称“官僚主义大全”，呜呼上海，不改革，要完蛋。

他很巧妙地绕过了意识形态的争论，将引入外资的主要矛盾，转嫁到官僚主义身上。

他提议由市政府出钱，把这份报告印一万份，给所有有关人员看看。简直不敢想象，这些“有关人员”会是如何战战兢兢。

外资面对的系统性问题，就这样打开了缺口。没多久，外资委宣布，将500万美元以下的外商投资项目审批权，下放给各区县。

那一年，日本拉链巨头YKK提出在上海独资建厂，遭到了市经委反对，认为会冲击民族工业，甚至有人写信投诉：

日本帝国主义夹着尾巴又来了。

在此之前，上海人已经把可口可乐工厂骂出了上海。但在外资委和朱镕基的争取下，YKK进入了上海。

1992年，YKK在上海投资建立了拉链生产基地。长三角服装企业再也不用飞到日本买拉链了。

更重要的是，上海向全世界发出了信号：限制性项目也能来上海，外商独资企业也欢迎。

此前，为了让外资在上海拿地，朱镕基请来香港的梁振英做顾问，将虹桥的一块地的使用权，破天荒地卖给了日本孙氏企业。

日本孙氏企业这块地上建起了太阳广场，把中国开放的信号传回了日本。这幢楼成了第一批日资企业的大本营。

只有经历过那代人的艰难，才能理解为什么上海会给予外资超国民待遇。

1982年，国家计委副局长蔡宁林公开预警，欧洲美元市场自由外汇的利率高达20%；中国人想借进出口信贷，需付10-15%的现汇予付款。

世界银行的贷款政策，也一直在变，硬贷款利率为8.75%，1981年内提高了三次，涨到了11.6%，而且想借钱，还要额外付0.75%的承诺费以及1.7%的启用费。资深网贷债务人包叔说：

这比网贷还黑。

别说当时的经营管理水平，就是放到现在，有几家企业的盈利率能承受得起如此高息贷款？

相比之下，外商直接投资就划算太多了。不用安排配合投资，不用冒还不起的风险，还能增加外汇和就业。

外资的意义，远远不止商业联系。在外国直接投资进来后，中国和世界的沟通才开始真正破冰。毕竟所有的关系，都不如金钱来得紧密。

1989年，南浦大桥的钱没有落实，西方金融机构又实施了封锁。朱镕基竟然把借钱的任务，交给了外资委。

没有比外资委更了解外国人的了。他们以“浦江轮渡渡口的落水踩踏事件”为理由，竟然去找亚行的人权项目借钱。外资委常务副主任叶龙蜚直飞亚行总部马尼拉，最终争取到了8亿人民币贷款。

为此，叶龙蜚还被央行通报批评。

我们今天遭遇外部困难，应该不会比那一年更艰难了。但掌握了游戏规则，还是可以找到腾挪的空间。

2

这轮上海疫情的前期，不少人把上海叫做买办城市。但稍微翻翻历史就知道，上海一直都不是单纯以市场换资本。

对外开放刚开始搞的时候，外资喜欢来上海搞大楼，修宾馆。但上海很快意识到，要把外资引导到自己需要的产业上去。

比如桑塔纳的国产化。中德合资的上海大众生产的第一辆桑塔纳，是工人们用葫芦吊和长板凳组装起来的，国产的只有五个部件——轮胎、收音机、喇叭、天线和标牌。

刚开始，德国人被原始的生产方式震惊了，《明镜》周刊的记者说：

大众好像来到了一个孤岛。

1990年，清华大学电机系毕业的市长朱镕基发起了“桑塔纳国产化生产共同体”，全国130多个零部件厂家、科研机构和高校加入其中。全国的汽车人突破条块分割，集结在一起，攻克一个个零件的国产化。

一辆桑塔纳，成了中国汽车国产化的启蒙运动，也让上海成为了汽车工业重镇。

那几年，强势的领导凭借权威，推动了好几家重要制造业落地上海。

1992年，中国和比利时合资的上海贝尔建设浦东新厂，土地是吴邦国协调批的。副市长蒋以任四次到工地，水和煤气都是他协调解决的。

后来上海贝尔每年交的税，相当于广东全省的六分之一，被朱镕基亲切地称为“my baby”。更重要的是，上海贝尔成了中国电信业的黄埔军校。

1993年，汽车系统巨头德尔福进入浦东，连办公用房都是和当地企业借的。浦东对德尔福几乎有求必应。三年内，德尔福旗下的动力推进系统、汽车门系统、排放系统公司等六大系统，都来到上海。

更重要的是，它们为上海引来了数十家汽车零配件制造商，几乎是一整条汽车零配件产业链。如今，全球汽车零部件top10中，9家的中国总部都在上海。

那些以个人眼光和权威推动的项目，到今天仍然在润泽上海。

特斯拉进入上海时，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就摆在眼前。这一切的背后，是四十年招商引资，几代人的艰难付出。

在桑塔纳国产化运动中，上海车灯厂与车灯巨头日本小糸合资，为桑坦纳配套生产车灯。后来，上海小糸变成了“华域汽车”，成为了中国车灯巨头。

华域汽车的三家子公司，成了特斯拉的供应商；2021年，特斯拉给华域汽车贡献了4%的营业额，而且还在扩大。

被浦东宠爱的德尔福汽车，后来完成了分拆，变身成安波福。安波福的汽车线束公司，几乎为全国所有的车企供货，包括特斯拉。

5月9日晚间，上海市嘉定区泰波路的安波福A6工厂出现阳性病例，当天晚上，有数百位密接的员工被隔离，工厂面临停产。

5月10日，由于安波福的供应问题，特斯拉暂停了上海超级工厂的生产。

3

2001年，上海外资委正式宣告落幕，其职能被划到了上海商务委员会。强势领导和政府主导吸引外资的模式，终究是要让位于制度的建设。

20年来，因为在全球的良好口碑，跨国企业不断将亚太区总部和中国区总部从新加坡和香港，搬到上海。

它成为了全球跨国公司亚太区总部的汇聚地。2021年底，上海拥有了831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506家外资研发中心，集齐了全部500强企业。

最近十七年，上海外商直接投资额的增长从未间断。但放长到40年的维度来看，外商投资额出现过至少四五次下降。

每一次下降都有迹可循。外资是很敏感的。

2021年，浦东商务委的领导信心满满地告诉媒体：

浦东的营商环境已经好于香港、新加坡等地。

但现在，这个势头，似乎要被疫情打断了。

按照上海的官方消息，目前复工白名单出到了第三批，有3000多家企业在名单纸上。而上海光外资企业，就有70000多家。

距离首批白名单发布将近一个月了，新闻里说，首批666家企业的复工率为：

95%。

前两天，汽车供应链上的重点公司博世对媒体说，产能已恢复至30%-75%。这话说得很婉转。

面对媒体的镜头时，外商不太会说有损团结的话，但他们有自己的表达方式。

4月18日，美国半导体公司安森美宣布，随着上海加强封控，将关闭其位于上海的中国全球配送中心。关闭后，上海配送将转至新加坡和菲律宾。

安森美在四川乐山、苏州与深圳有三家工厂，产品由上海全球配送中心转运到全球。明眼人都能看出来，新加坡的配送中心，显然无法代替上海的配送中心。

或许是巧合，安森美发出通知的那天，正是上海首批666家重点复工白名单曝光的那天，而安森美并不在白名单中。

几天后，安森美的名字出现在了上海第二批重点企业复工复产白名单中，很快，安森美接受采访时澄清，并没有要迁移的打算。

进入中国这么多年，外商也学会了中国人含蓄的表达方式。

前几天，在香港已经二次上市的蔚来汽车，宣布计划在新加坡交易所三次上市。

上个月，证监会副主席在博鳌论坛上说，外资看中国也有一个熟悉的过程：

我觉得一时的离开也没关系，过段时间还会回来的。

著名情感专家包叔每次失恋，也是这么和自己说的。

按照上海前两年的节奏，过去的四月，上海应该至少新增5家跨国企业地区总部。但外资方面的好消息，似乎只有“特斯拉承认将扩大上海工厂两倍”。

长三角的供应链和物流成本优势，是全球范围内绝无仅有的存在，但它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上海对于外资的尊重，是这座国际化城市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做好这个工作的关键，还是上海外资委成立前夜，朱镕基和手下们说的那句话：

外国人是很敏感的，他要看什么人下决心、怎么样的人马、什么方式来办这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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