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亿女性抗议！美国社会堕胎战的背后，一位中国孕妇以一己之力对抗美国司法......（视频/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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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美国社会因为一则消息彻底炸开了锅！
今年5月份初，美国最高法院的一份草案遭到泄露，这份草案长达98页，其目的就是试图推翻「罗诉韦德案」。
这也就意味着，美国的22个州会加重女性堕胎权限，如果提案顺利通过，宪法将不再保护女性的堕胎权利，各州自行决定堕胎合法与否。这样一来，美国可能有一半州严格控制或者禁止堕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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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罗诉韦德案」的胜诉，开辟了美国女性合法堕胎的先河。50年后的今天，生活在美国的1亿多女性所面临的，不是女性权益保护的完善，而是人权的倒退。
于是，成千上万的民众手举旗帜走向街头，呼吁女性的身体自己掌控。
洛杉矶
旧金山美国华盛顿特区的最高法院门前，自发的抗议者们高声呐喊：“最高法院背弃了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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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所谓的「文明社会」，当你的子宫不再属于你，会发生什么？
当1亿美国女性踏上反抗美国刑事司法制度的道路，让我联想到一位华裔孕妇的悲惨遭遇。
2010年，一名叫做帅贝贝的中国女性因为感情受挫，服用老鼠药自杀。几天后，她在医院剖腹生产了一名女孩，但孩子在3天后不幸夭折。
美国印第安纳州检察官随后介入调查，指控贝贝犯有“弑胎罪”，这位悲痛欲绝的女性刚刚经历了痛失爱女，转眼就要面临可能长达45年的监禁。
图片来源自纪录片《怀胎不遇》
在一位经验丰富的女律师的帮助下，贝贝决心向这条“荒唐”的法律宣战。
这起案件也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Marion 和 Rose 两位纪录片导演花了整整4年时间跟拍贝贝和律师，制作完成了纪录片《怀胎不遇》，为我们记录了这起案件几经起伏的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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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妇自杀未遂，面临45年监禁
帅贝贝于1976年在上海出生，是家中的独生子女，从小在父母的宠爱下长大。
她毕业于上海大学，是一名会计师，在政府部门工作了一年之后，怀揣着“美国梦”，贝贝作为合法移民来到美国。
婚后，她的丈夫在印第安纳波利斯找到工作，成为了当地的一名机械工程师。此时的贝贝对未来充满希望和热情：“我知道美国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拥有最好的教育体系，人们有更多的自由，我真的很想看看它是什么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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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她来到了印第安纳小镇，和繁华的上海不同，这里质朴安静，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她越来越喜欢这个地方：“我看到了自然的树木和鲜花，呼吸着清新的空气。”
她和朋友一起用心经营着一家叫做 Peking Wok 的中餐馆，一切似乎都朝着一个更好的方向在发展着：“每个人都告诉我他们有美国梦，试图让自己的生活更美好。我也是一样，我就是其中之一。”
但梦想没有那么容易实现，她的婚姻生活也没有一帆风顺，几年之后，贝贝离婚了。
离婚之后的贝贝形影单只，独在异乡的孤独感不可避免地侵蚀了她。在这样的情况下，她和在中餐馆工作的厨师关志良相爱了。
关志良是有妇之夫，贝贝知道他们的关系为人不齿，是违背道德的，但关志良向她承诺会和妻子离婚，和她在一起。在甜蜜谎言的欺骗下，贝贝浑噩度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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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贝贝怀孕了，她希望关志良可以兑现诺言，还满心欢喜地给了他2万美元，让他支付医院的一系列费用。
但那个寒冷的圣诞节前夜，贝贝等来的却是这个男人狠心决绝的抛弃。
婚姻失败，男友始乱终弃，面对人生一次次的不如意，贝贝第一次感到自己无力承受，于是她决定自杀。
在怀孕33周的时候，贝贝一口气吞下了大剂量的老鼠药，企图结束自己的生命，告别这个让她痛苦的世界。但没想到被朋友及时发现，送往医院抢救之后平安活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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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贝贝平安脱险，但这起自杀事件却有着意想不到的后果。大约一个星期之后，她于2010年12月31日通过剖腹产生下了一个女儿，但三天后，婴儿因为严重的脑溢血死亡。
在医院断定孩子死亡之后，贝贝悲痛欲绝，她抱着孩子整整5个小时，用虚弱的声音反复询问身边的医护人员：“他们为什么要把我的孩子带走...... ”因为伤心过度，期间几次昏厥。
医院察觉到她神志不清，于是把她转移到了印第安纳波利斯卫理公会医院的精神卫生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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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一名负责调查凶杀案的侦探已经到达产科病房，开始针对相关人士提问审查。
2011年3月14日，警方正式逮捕了贝贝，她被指控杀害她的胎儿和企图堕胎，随后被关押在高度安全的马里恩县监狱。如果罪名成立，她将会面临45年的牢狱之灾，并且永远不得保释。
“我对父母感到无比歉疚。我以前从未戴过手铐，当他们把手铐放在我身上时，它让我感到精疲力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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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想认罪，我想战斗
贝贝坚信自己是无辜的，她拒绝认罪，选择打官司。
律师 Linda Pence 经验丰富，曾在华盛顿的美国司法部做了整整9年的律师，被同级律师评为“美国最好的律师”之一。她在得知贝贝的事情之后，敏锐地发现了这其中的复杂性，于是决定无偿帮助她保释出狱。
她回忆起第一次看到贝贝时的场景：“我个人观察到的是一个非常沮丧的女人，一个悲伤的人。” 而这已经是贝贝被监禁的第435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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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检察官显然并不这么看。在印第安纳州196年的历史上，该州首次对一名女性提出重罪指控，他们坚定地认为贝贝应该对其腹中胎儿的死亡负有刑事责任。
其实，自1979年印第安纳州设立弑胎罪时，考虑的是第三方的暴力行为导致孕妇流产丧生的情况，比如丈夫对伴侣施加暴力行为，导致胎儿丧生等情况。
但贝贝的案件显然有别于此，她腹中胎儿的死亡并不是来自自己或者第三方的恶意伤害，而是偶然和自杀未遂联系在一起的一场意外。因此，这样直接定性为“弑胎罪”并不符合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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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起案件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因为它涉及到至少两个高度情绪化和复杂的法律问题，即妇女的权利和未出生孩子的权利，以及美国社会对“模范族裔”亚洲女性移民生存困境的长期忽视。
贝贝的辩护律师和印第安纳州的女性倡导者都对检方的强硬态度感到震惊。更多人担心的是这起案件一旦定性，会开创一个先例，之后将有更多的女性遭受迫害。比如，在怀孕期间吸烟、饮酒或意外导致流产的妇女都可能被起诉；或因感染艾滋病病毒在子宫内传染给她们的孩子，也可能会被起诉吗？
“没有人从孕妇的刑事定罪中获胜，所有的一切都在说服妇女逃离该州，避免堕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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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护律师 Linda Pence 知道这起官司并不好打，但想要“虎口脱险”，还有一条漫长的道路要走。
贝贝被保释后，Linda 找到贝贝，和她说道：“你现在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承认犯‘杀害胎儿罪’，以此为交换，州检察院会取消对你的指控，你也不会因此而坐牢，但这样做的弊端有二：第一，你会留下重罪的犯罪记录，并且以我对移民法的粗浅了解，以后你会有被驱逐出境的风险；你的第二个选择是不认罪，我们奋战到底，我会一直陪伴你、帮你辩护，但风险是，一旦我们输掉这场官司，你会面临45年的监禁。”
经历过一次绝望的贝贝决定鼓起勇气和世界一博，她坚定地回答：“我还是想要拒绝这份认罪协议，我不想认罪，因为我想战斗，不光是为了我自己，还为了其他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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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贝贝入狱期间，她努力提高自己的英语口语能力，现在没有翻译都可以说得很流利。经过了那段充满黑暗、焦虑和绝望的时期，她迫使自己一步步变得坚强。
“这是一次非常糟糕的经历。我以为没有人会关心我了，我是一个没有前途的、无价值的人，但事实上不是。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了解到我的生活并不像我想象中那样糟糕，所发生的一切都让我觉得自己很幸运。这些帮助过我的人给我带来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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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警方的陈述，检察院给贝贝定罪的直接原因是一份来自医院聘请的第三方机构的检测报告，负责调查的验尸官提供的检测报告显示：老鼠药导致了孩子的死亡。
但随后Linda 在调查中发现，这份言之凿凿的检测报告其实漏洞百出。其中，这名负责调查的验尸官本身资历就有问题，没有接受过任何培训，不具备出具诊断性结果的资格。
找到这个突破口之后，Linda 迅速找到其他多家医院的医生对孩子的死亡重新进行病理检测。结果显示，医生们一直认为：老鼠药的药性不一定就会通过胎盘传给胎儿，简单来说就是，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这个孩子的死亡是由老鼠药导致的。所谓的“铁证”，不攻自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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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Linda 和她的律师团队还发现，检方提供的贝贝自杀前写的遗书，同样存在诸多疑点。
贝贝当时是用中文书写的遗书，检方找到了翻译公司，将全文翻译成英文作为证据，但其中却掺杂了私自篡改的部分，将“想带走孩子”修改为“想要杀死自己的孩子”。而这是检方认定贝贝有意杀害胎儿的重要证据之一。
在 Linda 的据理力争下，检方终于放弃了对贝贝“谋杀胎儿”的指控，至此，这场看似“荒唐”的官司，才终于轰轰烈烈地落下了帷幕。
在辩护中担任联合律师的林恩·帕特罗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对中国侵犯人权的行为如此密切关注，与此同时印第安纳州却完全剥夺了人权，并且剥夺的对象是一位从中国获得宪法人权的、合法移民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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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的身体，由自己主宰
这起不寻常的刑事案件在巴特勒大学引发了很多讨论，性别研究专业的凯特·齐格弗里德通过帮助组织抗议活动和小组讨论来宣传这起法律案件，他表示：“校园里熟悉案件的每个人都支持贝贝。”
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印第安纳大学罗伯特·麦金尼法学院，法学院学生露西·弗里克说，在学校参加关于贝贝法律情况小组讨论的同学，每个人都认为她不是罪犯。
虽然贝贝收到了很多法学院学生和社会人士的支持，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法律领域，女性的部分权利仍被忽视，更准确地来说，女性对于生育依旧没有足够的掌控权。
美国法律和中国有很大不同。在美国，人们倾向于认为胎儿6周大之后，母亲和孩子便是独立的个体，两者都拥有人权。
这种观念本身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并没有考虑到具体的情况。如果你读完下面这个故事，就可以感受到法律在实施时的偏颇。
2018年12月底，在美国阿拉巴马州，一位27岁的孕妇Marshae Jones 和另一名女性产生肢体冲突，不幸被对方用枪击中腹部，虽然本人幸免于难，但未出生的孩子却胎死腹中。
检方认为，Marshae 不该和他人发生口角，导致孩子流产，腹中5个月大的孩子是本案中唯一的受害者，需要由母亲来承担这个责任，于是检方指控 Marshae 过失杀“人”罪。一旦指控成立，Marshae 将面临20年的监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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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枪杀人者平安无事，饱受丧女之痛和身体损伤的 Marshae 却要为这场意外买单，这其中的逻辑实在令人费解。如果孩子的生命权得到了尊重，那么作为一个母亲的人权又该放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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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贝贝与 Marshae 的遭遇都只是女性权益地位失衡的一个缩影和表现。女性从固守的法规中出走，做法律的叛逆者，实际上是一种被迫的反击和抉择，而这条追求女性合法权益的道路，从来都充满着艰难、曲折和痛苦。
当美国各州相继通过反堕胎法案，比如阿拉巴马州，在所谓的人性关怀的光环之下，我们更应该思考——究竟是女性的选择权更高，还是胎儿的生命权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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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法律后果，赋予胎儿生命权，这可能会让怀孕女性因为一些突发情况导致的意外流产而受到严重的惩罚，尽管她们本意上并没有选择伤害孩子，并且自己的身心也因此受到了巨大伤害。但法律无视这种伤害，对怀孕女性定刑，这是过分严重的惩罚，甚至是毫无理由的。
在尊重胎儿生命权之前，更多人认为女性应该对自己的生殖系统拥有自主权，也就是说，在胎儿有脱离母体的生存能力之前，政府没有权利可以干涉女性终止妊娠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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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起案件中，贝贝花了几年时间为自己“正名”，这不仅仅是一位女性的反抗，更是全体女性的坚持。她说：“今天站在这里的贝贝是一个自由的人。我希望用我的个人经验告诉所有女性，永不放弃。”
当今女性所面对的，有时不仅仅是法律条文，更是强大的道德束缚，根深蒂固的社会习俗，以及沉寂死静的社会环境，这些抗议被压至无声，她们无时无刻不承受着强大的外界压力。
追求平等是条漫长的道路，我们从不畏惧“错误”的法律，只害怕整个世界闭耳塞听，在压迫和践踏中宣扬令人感到讽刺的民主与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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