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死亡率仅为美国1/10，澳大利亚做对了哪些事？（组图）

对许多美国人来说，想象这种可能将是十分痛苦的。但特别是在美国新冠死亡人数达到100万大关的当下，那些挽救民众生命比美国更多的国家向美国人展示了他们本可以采取哪些不同的做法，以及还有哪些地方可能仍需要改变。

许多地方的措施都值得借鉴。日本。肯尼亚。挪威。但与美国经验对比最为鲜明的当属澳大利亚。这两国都是说英语的民主国家，人口结构也较为相似。澳大利亚和美国的人口年龄中位数都是38岁。约86%的澳大利亚人生活在市区，而美国人的这一比例为83%。

但澳大利亚的新冠死亡率仅为美国的十分之一，这个有2500万人口（新冠死亡人数约为7500人）的国家在保护民众生命方面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地处遥远的太平洋之中，通常被认为是澳大利亚防疫相对成功的原因。然而，这并不能完全解释两国防疫成果的差异，因为长期以来，澳大利亚与美国一样，通过贸易、旅游和移民与世界建立了密不可分的联系。2019年，澳大利亚接待国际游客950万人次。悉尼与墨尔本完全可能像纽约或其他美国城市一样，很容易就被新冠病毒淹没。

那么，澳大利亚做对了什么，而美国又做错了什么呢？

从最直观的角度看，差别是相当明显的：澳大利亚限制了旅行与人际交往，直至疫苗广泛可用。那之后，最大限度地推广疫苗，优先考虑最脆弱的群体，随后再逐步重新开放。

在一次又一次的疫情暴发中，澳大利亚也犯了一些错误：养老院的不规范防疫导致了许多死亡；疫苗推广因采购缓慢而受阻。随着奥密克戎的出现和管制的放松，死亡人数也在增多。

但澳大利亚的新冠策略之所以能取得成功，靠得是一些比新闻发布会上的分析更能产生共鸣的东西。数十次采访以及世界各地的调查数据和科学研究都表明，从政府高层到医院各科室，澳大利亚人都以救人性命为指导方向；而美国人则暴露了他们缺乏的东西：对科学与机构的信任，尤其是对彼此的信任。

疫情之初，76%的澳大利亚人表示他们信任医疗系统（相比之下美国人的这一比例约为34%）；93%的澳大利亚人报告称，在发生危机时他们能获得来自家庭以外的支持。

全球调查显示，比起美国人，澳大利亚人更可能认同“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研究人员发现，这是让民众为抗击疫情改变行为模式，减少活动、佩戴口罩和接种疫苗的一个关键因素。澳大利亚在疫情期间的经济增速超过美国，部分原因就是因为民众遵守规定，从而更有效地控制了病毒传播。

但更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即相信他人会做正确的事，不仅为了个人，也是为了社区——能够挽救生命。最近发表在《柳叶刀》上的一项针对177个国家的研究发现，信任比吸烟率、医疗支出或政府形式更为重要。在澳大利亚，化信任为行动的过程很早就开始了。

政府：在幕后迅速行动

当他的电话在2020年1月20日响起时，曾做过律师和投资人的格雷格·亨特已担任澳大利亚卫生部长很多年。来电者是澳大利亚首席医学官布兰登·墨菲博士，他想跟亨特谈谈中国出现的一种新型冠状病毒。

墨菲是一名低调的医生，曾做过医院高管。他说，这种病毒出现了令人担忧的人传人迹象。

“实话实说，你在考虑的建议是什么？”亨特回忆自己这样问对方。

“我认为这有可能比我们这辈子见过的所有疫情都要严重，”墨菲说。“我们必须迅速行动起来。”

次日，澳大利亚就将这种新冠病毒列入了生物安全名单，称之为“可能暴发为大流行”的威胁，正式启动了紧急应对措施。亨特向莫里森总理做了简报，视察了澳大利亚的个人防护装备储备，并开始致电独立专家寻求指导。

亨特的咨询对象之一就是澳大利亚顶级医学研究机构彼得·多尔蒂传染病与免疫研究所所长莎朗·莱温博士。在澳大利亚各个公共卫生实验室的科学家与官员开始召集的会议上，她传达了亨特的问题。

“就在1月的疫情早期阶段，政界人士与科学家的交流是非常深入的，”莱温说。

1月25日，澳大利亚出现了首例阳性。五天后，当美国疾控中心确认国内首次出现该病毒的人际传播后，特朗普总统淡化了风险。“我们相信，我们会有一个非常好的结果，”他说。

而在同一天，亨特选择了更加务实的语调。“澳大利亚已经部署好边境、隔离、监测与病理追踪的防疫机制，”他说。

在不到24小时后的2月1日，澳大利亚关闭了与最大贸易伙伴中国的边境。2月3日，241名澳大利亚人从中国撤离，并被政府隔离14天。当美国人仍在大批聚集、好像一切都没问题之时，澳大利亚的新冠防御系统已经启动并运行起来了。

随后，澳大利亚彻底关闭了过境。酒店签订了合约，为获准入境的国际旅客提供隔离服务。政府开始进行免费检测和密接追踪，同时还推出了一项联邦计划，为受新冠影响的员工支付工资，以便他们居家隔离。

对于一个重商的保守派政府来说，同意采取遏制新冠的措施需要放弃心理学家所谓的“顽固性先验”，即长期以来与身份认同有关的信念，它们往往会阻碍人们做出理性决策。

莫里森信任他的密友亨特。亨特则表示，他信任莱温与墨菲博士的冷静评估和资历。

在一次漫长的采访中，亨特还说，他也想到了一个缺乏信任的历史先例：澳大利亚在1918年流感大流行期间的失败，当时前后矛盾的建议与信息共享的缺乏导致“蛇油”贩子猖獗，以及死亡率上的巨大差异。

亨特表示，在2月和3月的会议上，他反复重申这个故事作为警示。在这个自1924年以来就通过强制性投票来限制政治极化的国家，澳大利亚的领导人选择避免党派纷争。莫里森政府、反对党工党以及两党在各州的领导人一致支持“一种声音”的办法，以医务人员马首是瞻。

尽管如此，面对这种高传染性的病毒，在讲台上发言的科学家能尽到的努力也是有限的。

“只有当民众真正信任政府采取的行动，信任左邻右里的时候，专家们的所谓‘共识’才有意义，”康奈尔大学流行病预防与应对中心主任杰伊·瓦玛博士表示，他曾是纽约市长白思豪的新冠防疫顾问。

“与美国其他地区相比，纽约市的这种信任程度相对较高，”曾在中国和东南亚许多地区开展广泛工作的瓦玛说。“但我怀疑，与大洋洲相比，这种信任程度仍相当低。”

卫生保健：分担

许多澳大利亚人认为新冠疫情中该国面临最大的考验始于2020年6月下旬，当时墨尔本的酒店隔离系统出了问题。一项政府调查后来发现，病毒通过与旅客互动的警卫传播到该市及郊区，几周内，每天的病例人数攀升至数百人。

在为穷人服务的庞大公立医院皇家墨尔本，易感的患者和工作人员中出现了聚集感染。病例数和密切接触者急剧上升。疫苗仍然遥遥无期。

“我们马上意识到，这是一场我们没有任何准备的灾难，因为这是一场马拉松，而不是短跑，”皇家墨尔本重症监护室主任克里斯·麦萨克说。

几周后，系统开始出现问题。7月中旬，数十名新冠患者从疗养院转移到老年护理和康复的卫星设施皇家公园。很快，工作人员中超过40%的病例都被证明与那个小园区有关。

该医院的传染病顾问克斯蒂·布辛在科学家能够证明之前就开始怀疑，新冠病毒可以通过空气传播。7月中旬，在她的建议下，皇家墨尔本开始向接触过新冠患者的工作人员发放防护性更强的N95口罩。

在美国，医院的管理人员正在物色第三方个人防护装备供应商，他们在遥远的停车场秘密会面，进行达尔文式弱肉强食的竞争。皇家墨尔本的物资则来自联邦和州的储备，并且有关于分配优先级别的指导方针。

在有800万密集人口的纽约，截至9月底，300多名医护人员死于新冠，不同医院的患者和工作人员的情况存在巨大差异，主要取决于财富不同。

墨尔本有500万人口，人口密集的市中心被郊区包围着，口罩、对病人更大力度的隔离以及111天的严格封锁降低了对医院服务的需求，让病毒受到了控制。皇家墨尔本的疫情是澳大利亚迄今为止最严重的机构聚集感染，然而没有一名工作人员死亡。

在美国，医疗保健系统内部的协调杂乱无章。澳大利亚有全国性的健康保险计划，还有包括公立和私立的医院系统，有分担负荷的协议和转移病人的运输服务。各个医院通力合作，相信付款问题会得到解决。

“我们有选择，”麦克艾萨克说。

社会：服从和关爱

“我只是不想让大家失望。”

当澳大利亚人被问及为什么接受该国的多次封锁、一度关闭的国际和州边境、隔离规定，以及针对某些职业或餐馆及大型活动的疫苗规定时，他们往往会给出同样的回答：这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事。

一个人的行为会影响他人的想法并不是澳大利亚独有的，有时，关于新冠的规定也会引发愤怒。

“这是一种有点专制的做法，”悉尼新南威尔士大学传染病专家格雷格·多尔说。“有很多规定，对违反限制的行为有很多罚款，有的控制非常严厉，包括一些非常无用的措施，比如监管人们户外戴口罩。”

但他还说，因为大多数人坚持下来了，所以这一系列方案最终是有效的。

“在2020年、甚至到2021年的艰难时期，社区加入进来、保持团结，这真的、真的很重要，”多尔说。“人们普遍认为，面对重大威胁时必须团结起来。”

研究表明，收入不平等与较低的人际信任水平密切相关。在澳大利亚，贫富差距虽然在扩大，但没有那么美国严重。

在新冠疫情最艰难的时期，澳大利亚人展示了他们被称为“伙伴关系”——意思是平等伙伴或亲密朋友之间的纽带——的民族特征仍然存在，而且很坚实。看到美国和英国的新冠疫情失控，他们选择了不同的道路。

根据悉尼大学的模型，在疫情最严重的早期，对社交距离准则的遵守率以及新冠病毒检测、接触者追踪和隔离的比例稳定在90%左右。在美国，流动性的减少——保持社交距离的一个关键措施——不那么明显，时间更短，也更不稳定，部分是地理位置、政治身份或财富的不同所带来的。

在澳大利亚，遵守规则是一种社会规范。冲浪巨星米克·范宁去加州旅行后需要与美国妻子和婴儿在一个小酒店房间里隔离14天，他完全没有质疑该措施的必要性。边境官员取消了世界顶级男性网球运动员诺瓦克·德约科维奇的签证，原因是他没有遵守关于新冠疫苗的规定，导致他最终被驱逐出境。

还有那些澳大利亚人，他们排队接受检测，毫无疑虑地戴上口罩，把自己的手机变成带有签到应用程序的病毒追踪器，为被封锁的老弱病残或穷人提供食品服务，为被丈夫虐待却被困在家中的女性提供住处。

最近在墨尔本举行的颁奖午宴上，那些在疫情期间做出了贡献的人都受到了赞扬。多尔蒂研究所的流行病学主任朱迪·麦克弗农是唯一一位在此次活动中受到赞美的科学家。

“关爱的价值被低估了，”她说。“这一切都与关爱的力量有关。”

也许还有适应能力。

去年，当德尔塔变种由于疫苗供应不足而泛滥成灾时，澳大利亚的保护和遵守规则的思路发生了变化。

亨特慌忙采购疫苗——批评人士表示为时已晚，此前发现澳大利亚制造的阿斯利康疫苗带来心脏问题的风险似乎高于预期——而社区领导人在努力去除人们对疫苗产生的些许恐惧和怀疑。

教堂和清真寺变成了临时新冠疫苗接种诊所。奎因·安是西悉尼工人阶级郊区的一名药剂师，为了让更多人接种疫苗，他自费聘请了更多员工。悉尼的南苏丹社区的篮球教练梅耶尔·查盖主持了与难民家庭的Zoom电话会议，以回答有关封锁和疫苗的问题。

许多澳大利亚原住民有充分理由不信任当局，但也尽其所能让人们接种疫苗。64岁的韦恩·韦伯是西澳大利亚瓦丹迪的一名长者，他是众多优先考虑集体呼吁的人之一。

他说，他告诉社区里的年轻人：“这一切都与保护我们的老年人是相辅相成的。”

去年，在疫苗供应到位后，澳大利亚的接种率即刻飙升，16岁以上的澳大利亚人的接种率在六周内从大约10%飙升至80%。接种率的上升速度在当时达到了世界之最。一旦达到80%，澳大利亚就放宽了其国家和州边界。

现在，超过95%的澳大利亚成年人完全接种了疫苗，其中85%的总人口接种了两剂。在美国，这个数字仅为66%。

更具传染性的奥密克戎变种的到来使澳大利亚的病例数飙升，但由于大多数人口接种了疫苗，死亡人数的上升速度较慢。澳大利亚周六将举行联邦选举。在选民关注的问题列表中，新冠远远排在后面。

“我们了解到我们可以快速团结在一起，”皇家墨尔本护理执行董事丹尼斯·海因朱斯说，她在2020年的头衔是新冠指挥官。“我们的人民之间有高度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