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从香港新加坡到上海，死亡率如何影响防疫策略（组图）

死亡率的地区差别

统计标准

图像来源，EPA 一名妇女站在上海的医院大门前。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香港的新冠死亡情况真的比新西兰严重十倍，比韩国严重六倍。张文宏也指出这一现象背后的问题，“在不同的地区，即使是医疗资源比较相似的地区，例如香港、新加坡和上海，病例死亡率也都存在很大的差异。”他表示，这就需要更加深入地去理解，如何计算在奥密克戎大流行期间的病死率问题。

香港中文大学流行病学荣休教授唐金陵认为，香港疫情高峰时，检测能力有限，导致实际感染人数，要远远高于现在报告的确诊数字。也就是说，病死率的分母被低估了，从而导致了病死率的高估。香港的抗原检测申报平台直至3月7日才开通，导致此前很多经抗原检测阳性确诊的感染者，大部分已康复。此外还存在一些人即使抗原检测结果阳性也不愿申报的情况。

目前香港官方统计第五波疫情感染数为118万例左右。唐金陵认为，估计香港的感染总数约是报告的4倍，应该是400万以上。香港大学微生物学教授袁国勇就表示，香港感染新冠病毒数字在150万至400万人之间，估计可能有约250万人已受感染。无论出于上述哪种估算，香港计算病死率的分母都可能存在低估。

此外，分子的计算也有不同。就香港而言，香港是死者只要首次阳性样本收集日期的28日內死亡，就计入新冠死亡病例，而不会区分究竟是死于新冠，还是死亡时伴随新冠感染。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因高处坠下离世的死者，由于验出新冠病毒阳性，也会计算到新冠死亡病例中。

然而，上海在计算新冠死亡病例时定义的标准很严。香港大学医学院教授、病毒学家金冬雁金冬雁向BBC中文表示，按照中国惯常的做法，如果病人不是因为新冠病毒直接致死，这名病人的个案就不会被视为与新冠病毒有关。他认为，目前公布的数字反应的“可能只是冰山一角”。

混乱与调整

不过，中国似乎也在调整对于新冠死亡病例的定义。两年前，武汉的死亡病例的描述中多伴有“严重呼吸困难”的描述，最近公布的吉林和上海的死亡病例中则大多描述为由基础病致死。

图像来源，REUTERS 封城对市民生活造成严重影响。新加坡卫生部长王乙康表示，要挽救生命，也要保住民生，很多国家都在做出艰难的平衡。

张文宏本周则向中国媒体透露，一些死亡病人患有较为严重的多脏器功能不全，他们虽然感染新冠，但肺炎症状不重，现在会被计算到新冠死亡病例中。这一说法尚未得到更多来自中国官方的印证，但如果此言不虚，那就意味着中国新冠死亡病例的认定标准正在调整——以前计入的前提是必须新冠引起严重肺炎，现在一些由基础病致死的新冠感染者也被算入。

尽管如此，中国内地仍然比香港的认定范围更窄。安邦智库创始人陈功向BBC中文表示，死亡率当然关系很大，中国政策的合理性，就建立在死亡率的数字之上。问题是，这是一个非常混乱的问题，它不是有着统一口径、有着标准条件的数字，世界各国包括中国，死亡率计算体制都存在着问题。“对于中国的政策选择，一方面要看到中国的死亡率的确受到了控制，死人少，不是坏事，是好事。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政策选择的成本非常高昂，代价很大。如何评估才客观，恐怕今后很长时间才会在这些问题上形成共识。”陈功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