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被困上海，吃饭成问题，有人把桑树叶全撸光吃了（视频/组图）

除了等待，他们能做的不多。但与此同时，他们中的很多人也是家里的顶梁柱，担忧着自己的“暂停”会给家里带来问题。

4月22日，上海市人社局出台《关于做好当前农民工服务保障工作的通知》，明确人社部门将加强与方舱医院、各类保供企业、复工复产企业的对接，协调各方力量帮助农民工就近就地用工。全力维护农民工工作报酬、职业保护等权益，还将进一步畅通农民工维权投诉渠道，及时发布政策信息。

无事可做，李向伦决定写疫情日志。他喜欢文学，爱写文章，坚持写了好几年，打字不方便，就在智能机上手写。写第一篇时，封控已经进入第19天，他回忆起封控之初的日子。自3月31日起，他所在的嘉定区马陆镇大宏村开始封控。最初李向伦甚至有点窃喜，他不知道自己要被封控多久，只是忙碌半生，这是难得一次能够理所当然休息的日子，除了没有工资。

连续几天，他关掉闹钟，睡到自然醒。然后开始重复的一天：洗漱，做抗原自测，填表单，向公司上报核酸和抗原结果，然后盘算自己剩余的食物，给自己做两餐饭。

今年61岁的他在一家厂里做质检员，在8小时或12小时的班上，他要全程站着对三十几张机床上的零件进行抽检，每个月收入五六千块。早在2004年他就只身来到上海打工，那时小儿子还在读初中，妻子留在老家照顾老人孩子。现在大女儿和小儿子都已成家生子，但李向伦还想在上海继续漂着，他没有医保，想给自己和妻子攒点养老钱，“不想给孩子添麻烦”。

多年来，他一直租住在距工厂不到1公里的大宏村。这里距外滩30多公里，除了为数不多的本地老人，有差不多600位在附近工厂打工的人租住在这儿。除了新建的三层别墅，村里基本上都是八十年代建成的两层老式民房，房顶盖着黑瓦。李向伦住的那栋房子有四间房，改造后，租给了五家。

李向伦的房租每个月600块。10平米的房间内没有卫生间，要出门去村里的公厕。厨房也没有，他在门口的架子上放了一个煤气灶。他想把日子过得讲究点，上一户走后留下了些旧柜子，他添置了电视，还有洗衣机。

封控后的第10天，李向伦的前后邻居和住在二楼的原同事核酸检测呈阳性。他的门口就是楼梯，邻居上楼必须要经过他家。李向伦一直把门关得紧紧的，直到第二天下午6点半，120救护车将邻居接走。李向伦记录下那时的感受，“一夜之间……我真的恐惧了。”

食物不是他最紧要的问题。前半个月，村里发放了两次物资，第一次，一个胡萝卜一根莴笋，笫二次，一个紫卷心菜，两个小土豆，两个小苹果。村子里有个好心人为每戶捐赠了一公斤面条，三个鸡蛋，一斤盐，如果省着吃，可以吃上三天。半月后，他又收到一公斤面粉，一公斤面条，五公斤大米，以及一桶1.8升的油，只是没有蔬菜。

同在上海，在李向伦收到物资的时候，20公里外的吴子良和自己的16名施工队员，正在面临食物紧缺。

这是38岁的吴子良在上海工地上做工的第四年。他的施工队员来自全国各地，最小的二十岁，年龄大的五十几岁。封控前，他们的工作是给嘉定区江桥镇某工地十几栋楼安装消防设施。

今年2月底来上海后，17个人分住在工地上的四间临时宿舍，吃住都在里面。距工地20分钟路程有家农贸市场，平时大家就去那买菜，自己在宿舍做饭。3月底开始，由于疫情封控，施工材料运不进来，工地不得不停工。往日嘈杂的工地，一时大门紧闭。

吃饭成了最大的问题。封控后的前14天里，他们的全部存货是8个发芽的土豆，3颗蔫了的包菜，3根逐渐变黑的莴笋。没什么人能求助。“我们老板也被封控在里面，他也一样没得吃。”吴子良说。有天吴子良发现，工地边上两棵长出嫩叶的桑树，叶子全被撸光了，“不知道被谁摘了吃了”。

他开始尝试在网上向社会求助。有志愿者联系上他，给每个人送去一箱方便面。他跟志愿者讲，其实也可以去工地的大食堂买饭，但“一顿饭要20多元，一直在涨价，快一个月没活干了，没有工资，大家吃不上几顿就没钱了。”

不得不向外界求助的还有梁向琴。3月1日，她从老家江西来上海找工作，一直和丈夫住在浦东新区张江镇的工地宿舍里。多年来丈夫一直在外务工，她在家里陪读，兼职做营业员，每个月能收入一千来块钱。今年小女儿也考上了大学，梁向琴决定来上海找个工作，陪着丈夫。

年轻时，她曾在上海的电子厂里工作。可是这次再来，一直碰壁，她年龄超过了很多工厂要求的45岁上限。丈夫和工友正在建的路桥项目，再有一个月就完工了，疫情的暴发终止了进度。梁向琴和丈夫以及60个工友被封控在工地的工棚里，两人一个房间。工友里没有年轻人，大部分人都在60岁以上。

处在疫情较重的区域，工地周边村镇的阳性病例每天都在增长。刚开始他们要到最近的韩荡村跟村民一起做核酸，后来村里确诊人数越来越多，为了避免交叉感染，梁向琴和工友多次跟负责核酸采集的人争取，希望让工作人员进入工地给农民工测核酸。争取有了成果，工友不用再去村里排队。

梁向琴成了这些农民工的临时“管家”。有人防护意识不强，她就每天多次叮嘱大家要勤洗手，带好口罩。很多农民工用的都是老年机，只能接打电话，发短信。每次抗原检测完成，她得一个个帮他们上传抗原结果。

韩荡村是距离工地最近的村庄，这轮疫情开始前，大家的快递都会寄到村里。做核酸时，梁向琴和工友了解到村里已经发了好几批物资，有牛奶、面包、盐，但工友们一直没有收到这些物资。工头曾代表工友联系上村里的负责人，但是几次沟通下来，被对方拉黑了。

距离稍远一点的钱堂村，在为村民分发完物资后，曾给工地送来过一些蔬菜。但工地究竟属于哪个村管辖，又该去哪里领取物资，他们自己也不清楚。

很快，没吃的了。4月14号，梁向琴在短视频平台上向外求助。第二天，志愿者给每人送来一箱方便面。那天早上，他们已经断了粮，没吃早饭。工地旁的河边，野草发了嫩芽。有工友说，去挖野菜来吃吧，梁向琴拦下，“万一有毒可怎么办，我们也分辨不了”。

接到志愿者的电话时，梁向琴想，起码不用挨饿了。她把消息告诉工友，“他们都不相信，说哪有这么好的人”。但是方便面运到，分到每个人手上时， “一个个看起来就像过年了一样”，梁向琴一阵心酸。

向外求助的决定是她一个人做的，她知道这些农民工不想麻烦任何人，“他们虽说挣的是辛苦钱，但是他们也是很要面子的，不愿找别人要”。

李向伦讲起，同住在村里那些独居的打工人，“平时就不做饭，家里肯定也没啥吃的”。但大家都不轻易求助，他很少在群里看到有人说缺什么。有天群里有人憋不住了，说想喝酒。他家里存了家乡自酿的高粱酒，就装了一矿泉水瓶，放在外面的围栏边让工友自取。他自己很久没吃青菜，有邻居想给他送点自己存的莴笋，他拒绝了。

3月28号，浦东地区进入封控状态，早在24号，工地因为周边疫情严重，已经开始严格管控。梁向琴所在工地在封控前采购时，只简单采买了几天的食材，“以为最早4月1号就会解封”。封控迟迟没有结束，买来的物资都尽量节省着吃，但最后的10个萝卜全烂了。食堂师傅把烂的部分削掉，用盐腌起来，早上给大家配米汤吃。

4月5号开始，米已经快见底，米饭慢慢变成粥，再变成稀饭米汤，一天两餐也变成了一天一顿稀饭。“每天中午12点半吃一顿”，大家这么坚持了四天。梁向琴觉得自己喝水还能坚持，但那些年龄大的工友，“已经饿得没有什么力气了，情绪也不高”。

求助志愿者之前她给政府热线打电话，有人给送来了一些面粉和几个蔬菜包，里面有青辣椒、茄子，还有黄瓜。但对60个人来说，这些物资坚持不了几顿。那天中午，食堂师傅炒了茄子，但“谁也不敢多夹”。方便面大家也舍不得吃，梁向琴和丈夫饿了就煮一包半，两个人吃，一天最多吃两顿。

帮助吴子良和梁向琴的志愿者团队也同样被封困在上海。他们的团队从最初的3人，增加到现在的40人。在4月23日和24日两天的总结中，他们从快手、微博、公众号留言、合作伙伴介绍等途径导入358个求助信息，为335人送去390箱方便面。

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副教授李凌云撰文谈到，在沪农民工作为特殊群体，因散落在城市各处，面临着防疫难、物资少、住宿难、收入少等问题。为了保障他们的权益，需要政府部门和基层组织做好重点群体困难状况的摸排，动员整合各方资源，加强防控和医疗救治，落实生活物资保障以及加强收入保障和社会救助。

闲下来，每个人都开始担忧。停工切断了收入，这是他们最大的心病。不同于厂里月结工资，很多工地上的农民工都是工程结束才结款。梁向琴丈夫的工程因为这次疫情暂停，现在两人花着从家里带来的钱。

梁向琴的丈夫是家里的顶梁柱，供两个孩子读书。去年过年前，丈夫还没回家，梁向琴发现婆婆日渐消瘦，多次检查后，确诊了肺癌。现在，婆婆每个月的靶向药加上营养费要五千块钱。丈夫的弟弟也帮着承担药费，但是“他还年轻，婚还没有结”，梁向琴也心疼嫁过来后看着长大的弟弟。

丈夫的忧愁她一眼就能看出来。封控之初，大家都把前几天当成了难得的假期，几个人坐一块打小牌，赌几支烟。梁向琴也跟着手机跳跳广场舞，听听歌。她还把手机放在桌子上，播放视频，大家围成一圈一起看。后来解封迟迟没有动静，牌也没人打了，都安静地躺着，有的给家里打电话，还有闹脾气说晚上要偷偷溜走的。

一向开朗的丈夫也不爱说话了，人也变得愈发暴躁。提起母亲的病，梁向琴都会多说几句宽慰他的话，但说多了丈夫语气就变得凶。多年来，丈夫少有时间陪伴家人，原本孩子都上了大学，生活应该是翻到下一页了，可“老人苦了一辈子，还没过上一天安生日子，就得了这个病，我老公心里愧疚”。两人给老人打去电话，不敢说工地上的情况，只报喜不报忧，“婆婆还叫我们暂时不要回家，老家都是老人小孩，让我们要对他们负责，等疫情平复了再回去”。

这段时间丈夫吃不下、睡不着，“只要疫情早点过去，我们能够正常工作，我觉得这个也是能负担得过来的。我们心里的压力非常大，很迷茫，现在家也是回不去的。”

在封控期间还能保证收入，是难得而幸运的。3月31号，李向伦的前同事刘胜收到公司的消息，厂里需要安排一部分人赶几天工。疫情前，厂里有意识地储备了一部分生产材料，他这一去，就被封控在了厂里，原本以为只要几天，“但现在一封就快一个月了”。

刘胜已经来上海超过20年了，原本妻子跟他一起在上海工作。去年，妻子回老家照顾老人。两个孩子都读了大学，正是需要钱的时候。他跟李向伦租住在同一个村里，一间带卫生间的屋子，每个月八百多块钱。

眼下，在厂里的工作从早上七点半到晚上七点半。厂里没有宿舍，刘胜住在临时腾空的办公室里，地上铺上纸板，上面放着睡袋。租的房子没住，但是房租还要交。好在三餐能在厂里解决，不过食堂储备的菜也都是萝卜、洋葱、土豆这些易储存的菜，他已经很久没吃过绿叶菜了。

刘胜说，村里工友的微信群里，疫情后总有陌生人进来，声称能帮大家低价团购到蔬菜。但收了钱，人就不见了，后来被证明是骗子。能上班，刘胜的心里负担小了很多，跟家人提起上海疫情，还安慰家人，“我在上班，没事”。

虽庆幸还能保住收入，但刘胜厂里备的材料也支撑不了几天了，“差不多也就到月底”。这也意味着，如果生产材料用完还没等到复工，刘胜的工作和收入也要暂停。

丁勇的遭遇跟他们都不同。今年2月从河南来到上海，这是他第一次来上海。在这之前他都在老家务农、在工地打零工。

3月以来，他在嘉定的一处工地上工作。具体位置，他也说不清。这座城市对丁勇来说是完全陌生的，疫情里的遭遇也一样，很多时候他的回应都是，“俺也不清楚”。对他来说，工作地点在哪儿、在哪儿住都不是紧要的事。他没上过学，只想着不要停工，保住收入，能够按时给家里寄钱。

用丁勇的话说，到上海“只干了10多天活，歇了20多天了”。丁勇说，随着疫情封控，平时一两块钱的泡面，涨到了八块，几毛钱一枚的变蛋，涨到两块五……他来上海时，身上带的两千多块钱早已经花光了。后来，工友们一起跟老板争取到了一顿饭10块钱的餐补。

工地停工20多天后，工友里有人核酸阳性，丁勇和工友在一天夜里被旅游大巴车转运到宾馆隔离。他不知道这个宾馆在哪儿，唯一能确定的是，一栋楼有六层，里面住满了工地上的人。因为手机流量不够用，他只在早上打开网络，看一下消息，然后断网。

丁勇妻子的外甥在自己的公众号上，讲述了姨夫丁勇来上海前的生活。

前几年，丁勇和妻子一直在浙江宁波的工厂工作。两人经常加班，他一个人干两三个人的活。直到妻子病倒，无法继续工作。去年，他在老家的工地上干活，到年底结算工资时，包工头扣着钱不给，大年二十九丁勇还在包工头家要钱。后来，钱要回来，但比当初商定的少了将近一半。今年，他一人来到大城市，想着在这里挣钱能比老家容易些、多些。

家里人还不知道丁勇被隔离了，怕家里担心，他不敢交代太多。隔离宾馆供应一日三餐，不需要自费，丁勇说，这很好了。前些天，丁勇和外甥通了电话，挂电话前丁勇说，“不知道老家收麦子的时候，能不能解封，等解封了，我可能不会再来了……”

“其实，我们最担心的并不是转为阳性，而是生活上是否能坚持到那一天。” 李向伦说。时间久了，他忽然觉得，与其这样提心吊胆地捱日子，倒不如转阳算了，进了方舱医院，起码就不会为生存而发愁了。想了想，他又觉得羞愧。

吴子良的方便面也支持不了几天了。大多数时候队里的人都坐着一言不发，坐不住了就睡觉。怕家人担心，工友们也都不太跟家里联系。“大家都看电视，其实也知道现在的情况。”吴子良说。

每天都会有工友问他：什么时候复工？吴子良总答“快了”。他只能敷衍，“我也不知道，我也搞不清楚，我比他们更着急。”

在4月24日上午的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上海市卫健委副主任赵丹丹表示，从近阶段的疫情数据情况来看，新增阳性感染者数量还是比较多，处于高位波动状态，主要是在部分建设工地、企业等聚集性疫情有所抬头。

针对建设工地、企业等聚集性情况，市、区两级防控部门将进一步强化“四方责任”，加强健康监测和人员筛查，做好有关区域内的环境消毒，严格落实个人防护措施。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封控近一个月，4月27日，李向伦所在的村庄已经从封控区转为管控区了。他说，沉寂了许久的村庄，恢复了一些生气。早上能看见村庄里有三三两两的人在一起聊天说笑，河边也有人垂钓。他在日志中写下，“我感觉离解封的日子，应该不远了。这种心情，仿佛是在漫长的黑暗中，看见了一线曙光。”

前一天，梁向琴和丈夫打工的工地也由封控区转为管控区。虽然还不能走远，但工友可以走出房门在工地大门口转悠了。她也终于联系上一个供货商，帮大家买了些胡萝卜、土豆和卷心菜。

（文中除李向伦、吴子良，其他人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