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下,中国如何扭转消费下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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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经验表明,当前形势下不宜再低估消费券的作用。减税降费并非万能,基建投资也面临困境,消费券可更加直接快速地作用于需求侧。
3月以来,新一轮新冠疫情爆发并迅速蔓延,对中国工业生产、进出口贸易、物流快递等造成冲击,使以“三重压力”为特征的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其中,需求收缩、消费下滑首当其冲。4月13日国常会以来,国务院办公厅、发改委、商务部等多部门密集发文部署促消费。如何迅速扭转消费下滑态势,已成为中国政策层应对本轮经济下行的核心课题。
但最新部署中仍少提及消费券政策。在笔者看来,国内外消费券的广泛实践已经表明,相关政策在扭转短期消费下滑方面效果十分显著,当前理应引起决策层足够重视。
消费下滑:扭转颓势已刻不容缓
疫情冲击之下居民消费下滑已成经济主要风险。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3月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工业增加值增速均低于1-2月,但名义社零总额的增速跌幅最大,当月同比大幅降至-3.5%、创2020年5月以来新低。分品类看,除食品、饮料、药品外,多数品类同步下挫,金银珠宝、服装、家电、石油制品、化妆品、日用品、汽车零售增速较1-2月下滑均超10个百分点;此外,餐饮收入同比降至-16.4%,反映接触性聚集性消费面临巨大冲击。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受疫情防控措施影响。新一轮疫情爆发以来,封城封路等措施迅速扩大,大规模阻断了交通运输和商品配送通道。另一方面则是就业压力加剧。疫情叠加行业整治之下中国结构性失业压力加剧,3月中国城镇调查失业率跳升至5.8%;其中16-24岁青年人口失业率达到16.0%、处于2018年以来同期新高,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升至6.0%、创有数据记录以来的新高。
消费下滑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拖累将进一步显现。值得注意的是,在社零增速下行的同时,一季度GDP当季增速(4.8%)反而较去年四季度(4%)有所回升,其中最终消费支出的贡献率仍然接近70%。这或许意味着消费下滑对于经济增长的拖累并未完全体现,二季度GDP增速可能进一步下滑。
国内外政策实践:消费券始终是刺激消费核心选项
上述情况下,要稳住宏观经济大盘、扭转市场预期,尽快发力提振消费已刻不容缓。笔者观察到,国内外不乏刺激消费政策的成功案例,其中多将消费券作为核心政策选项。
海外方面,“食物券”计划在美国已成常规政策。早期消费券运用实例可追溯至大萧条时期的美国,其首创的“食物券”计划始于1939年5月,该计划共实施4年,受益人累计达到2000万人次,覆盖了美国近一半的县(郡),总计耗资2.62亿美元,最高峰时该计划同时资助400万人。由于在帮助穷人、避免饥荒等方面曾取得良好效果,“食物券”计划在1961年5月重启,并于1964年由时任美国总统约翰逊提请国会通过了对“食物券”计划的永久性立法。延续至今,美国农业部已将“食物券”计划发展成一项常规的贫穷救济制度,即“营养补充援助计划(SNAP)”。
疫后英国的“半价就餐优惠计划”效果也较好。疫情爆发后的2020年8月,英国财政部曾推出为期一个月的“半价就餐优惠计划”,也可看作是消费券的一种。该计划在8月份的每周一至周三为居民餐饮消费提供半价折扣补贴、上限为每人10英镑。从效果来看,该计划在实施期间带来了商业街和购物中心的客流激增,对当时受到疫情沉重打击的英国零售业带来了直接提振作用。
国内方面,疫后实践已证明了中国消费券政策的有效性。根据笔者不完全统计,2020年3月至2021年11月,全国有上百个地(市、县)先后实施了超500轮消费券计划,其中多数取得了较为显著的短期局部效果;林毅夫、沈艳等对截至2020年4月18日之前实施消费券计划的36个城市进行了统计,结果显示乘数效应(关联消费金额/消费券核销金额)多分布在3.5—17倍之间。2021年香港消费券计划在短期内也对本地消费带来明显提振,数据显示自去年8月开始分批次发放消费券以来,香港零售当月同比增速迅速扭转了此前的下行趋势。
变相消费券:“汽车家电下乡”效果显著
2008年次贷危机之后中国推出的“家电、汽车下乡”政策,以财政资金作为支持,直接针对特定人群、特定商品进行补贴,实质上与发放消费券无异。
政策的补贴力度空前。官方统计的数据显示,从2007年开始实施“家电下乡”政策,截至2012年9月,中央和地方财政累计投入补贴资金765亿元,平均向每个农村家庭发放补贴近400元,实现销售额6597.6亿元;在“汽车下乡”政策实施的22个月(2009.3-2010.12)中,全国补贴下乡汽车、摩托车1791.47万辆,累计兑付资金265.67亿元。
效果也十分显著。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2009年中国大宗家电出口同比下降7%;而家电下乡政策的实施带动家电行业销售产值从2009年6月开始由负转正,最终实现2009年全年增长3%;据统计,2009年全国“家电下乡”中标生产企业累计出货量近9000万台,全年销售额1500多亿元。截至2009年12月,商务部监测的千家重点零售企业家电销量同比增长18%,2009年全年汽车销量达到1364万辆,比2008年增长46%。
政策有效撬动了农村消费市场。在家电、汽车下乡政策的推动下,2009年农村消费增速自1987年以来首次快于城市,全年农村消费超4万亿元,同比增长约15.5%;而根据商务部数据,2011年家电下乡产品销售额占乡村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10%;政策实施期间,平均每户农村家庭购置了1台以上家电下乡产品。
政策建议:发行特别国债,全面发力消费券
面对需求收缩、消费下滑的严峻形势,中国决策层已在加紧应对。4月13日国常会重点部署疫情纾困(物流供应链、稳价保供、消费服务业)、促进新型消费(智慧+)、扩大重点领域消费(服务消费、汽车家电大宗消费)、挖掘县乡消费潜力等方面,随后商务部新闻发布会、国办《关于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促进消费持续恢复的意见》均围绕上述部署展开。但现有措施来看,仍鲜有提及消费券。
国内外刺激消费政策的实践经验表明,当前形势下不宜再低估消费券的作用。在笔者看来,减税降费并非万能、尤其面临“幸存者偏差”,基建投资也面临项目效率下滑的困境。相较而言,消费券可更加直接快速地作用于需求侧,在经济下行期能够发挥更快更大作用,逆周期政策属性更加突出。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当前由中央层面推动、全面发力消费券政策的必要性十分凸显,可考虑发行5000亿元抗疫特别国债,定向用于支持消费券政策实施。
具体操作方面:一是可参照香港经验发放一定额度的全民消费券,带动全民消费热潮、扭转内需预期。二是注重定向投入,加大对困难人群、困难地区、农村县域消费者以及中小微企业的定向支持力度,将餐饮旅游、家电汽车以旧换新等短板作为重点支持领域。三是强化数字科技赋能和企业补贴协同,支持同时具备实体企业基因和属性、又拥有数字技术和能力的新型实体企业带动帮扶中小企业发展,加快线上线下融合、优化消费券政策设计,提升精准度和乘数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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