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连夜抢购与囤货说明了什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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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幕发生在一个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的大国首都，着实让人感慨。北京近日新增的本土病例累计不过数十例而已，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在4月24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已经明确告诉大家“目前全市生活必需品市场货源供应充足，交易正常”，但许多北京居民还是用实际行动表达出了某种忧虑。一个在网络上疯狂的段子“上海人民在封控中等物资，北京人民在物资中等封控”，大概能概括北京人的状态。

此情此景让笔者有两点感触。一是反映了中国人的服从、配合意识。那么多北京人一发现疫情有反弹，便迅速选择囤积生活物资，以防止政府采取严格封控措施后出现断粮，足以说明他们是有最坏预期的，纵使北京最终选择封城，他们不会过于意外，不会过于反对，更多是选择接受。这其实是数千年来中国人民族性的一个重要构成或者说面相，那就是集体意识，顾全大局，愿意配合政府决策，让渡一些个人利益和自由。这在相当程度上降低了中国政府治理的成本，让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在社会大众层面遇到的阻力会相对少一些。这既是一种优点和良善人格，又会在历史上一些时期给那些坏皇帝、坏官员借机滥权和欺压百姓的空间。

当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君主专制制度，1949年建立国家主权独立和统一的共和国，1978年开启改革开放，从此走上日渐开放、多元的现代之路，中国社会和政府在面对中国人的民族性时应该学会珍惜其中的优点，让中国人的良善、温和与集体意识获得应有的回报，不能也不应该让他们被一些贪官污吏或官僚滥权所利用。

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里，邓小平在反思文革时说：“应该承认，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我们对不起人民哪！我们的人民太好了，今年，1978年，我们的工人月工资只有四十八块钱。我们广大农村还处在非常贫困的状态。这就叫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吗？我们的人民不能再苦下去了。我们的人民太好了，太能忍耐了，现在国外有一种议论，说中国人到底能忍耐多久？我们要注意这个事情，如果说社会主义是穷的社会主义，那么我们要这样的社会主义干什么？人民就有权抛弃我们，我们就不配叫共产党！”邓小平的胸襟和智慧确实让人佩服，他清醒认识到一个国家的发展不能长期建立在老百姓的忍耐和付出之上，而是应该努力让人民过上好日子，让他们的辛劳有合理回报。

过去两年多，中国防疫的成功与民众的配合、服从和集体意识密不可分。当初武汉疫情，在毒性最严重的时候能那么快控制住，除了因为中国政府的强大动员能力之外，更是因为无数民众的配合、团结和付出。这是中国人的民族性里令人动容的一面。只是，疫情已经持续这么久，中国各地为了防控疫情，经常难免会给许多民众的生活带来冲击，不少人面临“手停口停”的困境。对此，各地在进行公共决策时应该审慎，尽可能考虑周全，要珍惜民众的配合与付出，给那些被严格防疫冲击的困难民众以救助，行使权力时不可任性，不应去刻意考验民众的忍耐力。

除此之外，另一个让笔者感触的点是，许多人已经对政府物资保障的承诺和能力产生疑虑或担心。数月前，西安封城时，许多西安人在网上求助，说自己缺菜缺面，物资短缺。当时人们虽受到刺激，但更多还是会以西安治理相对落后，上海、北京不至于变成这样来自我安慰。结果没想到的是，过去一个月里，因为严格的防疫封控措施，上海这个中国第一大城市和经济中心，竟然有那么多人陷入物资短缺困境。这样的场景深深刺激并感染了许多中国人，让他们不得不从最坏处考虑。

《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在《北京一些地区出现抢购潮，京城这轮阻击战会什么样》一文中写道：“北京一些地区出现了抢购潮。非常可以理解，上海的例子在先，囤货已成一有风吹草动大家的必然反应。希望北京的蔬菜水果供应能经得住这一波惊慌抢购的冲击，也祝愿大家能够如愿把食品储备好。”他还说，“我确信，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不会经历‘菜尽粮绝’的绝境，上海等地的那些代价不会白付，同样的倒霉事不会成批重演”，“我们不会让同样的悲剧剧本重演”。胡锡进说的是有道理，笔者同样希望北京能够吸取西安、上海等地的教训，在进行公共决策时尽量周全和细致，不要让一些北京人担心的物资短缺真的不幸成为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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