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疫情：“封城”之后（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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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清零”和“共存”的讨论愈演愈烈，厘清新加坡等地同上海防疫的区别和相似之处，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去理解上海疫情的走向。

上海全面封城进入第二周，关于“清零”和“共存”的讨论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对比新加坡防疫早期，这样的割裂并不鲜见。与此同时，厘清新加坡等地和上海防疫的区别和相似之处，也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去理解上海疫情的走向。

更加理性的讨论

首先，尽管“清零”和“共存”的讨论从没停止，但令人欣喜的是，更加理性的声音开始逐步引发关注，并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成为舆论的主流。这样的一种声音就是强调“清零”和“共存”并不冲突，也就是说“清零”在很大程度上是争取时间和资源，为未来可能的“共存”做准备。而与此同时，“共存”并非完全“躺平”，而是一种有策略的逐步回归社会生活常态的过程。

这样一种观点的提出，事实上可能更能反映其他国家抗疫的现实。比如说新加坡在疫情早期忽视口罩的重要作用之后，就一直有强制的口罩令，而这一禁令直到最近才调整为户外可以不佩戴口罩。即便如此，到目前为止，户外戴口罩的人也远远超过不戴口罩的人，也就是说防疫政策和效果，很多时候可能并非用简单的几个关键词就可以总结。在德国，各州政府也一直在不断动态调整防疫政策，比如说在家工作的时间等。这样的一种政策不断调整，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政策与现实状况之间的互动，但在中国的自媒体上，往往出现观点一边倒的现象，或者有意引用有利于自身观点的国外政策调整，来强调自身观点的正确性，这反而容易带来更强的割裂。

这样的一种割裂，坦率而言，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整体的防疫政策，但与此同时，伴随着现状的变化，也开始出现弥合的迹象。上海疫情发展至今，已经让很多人开始认识到疫情未来的变化可能与自己此前想象的并不一样，也因为疫情开始大范围影响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让很多人不得不开始考虑政策调整的可能性。

无论政策如何调整，都需要社会取得一定程度的共识，从这个角度而言，弥合“清零派”和“共存派”之间的观点差异，是十分重要的。

封城是否有效果？

上海疫情本身，则成为了更加现实和具象的热议话题。这一话题不仅在国内是热点，也是全球关于中国的最高讨论度话题。上海封城以来，大家最为关心的话题是囤菜、方舱以及居委会这样的一些现实话题，这反映出疫情与生活之间的紧密关系，也正是这样的紧密关系，才增强了话题的热度。

从新加坡的经验来看，疫情早期与囤菜也息息相关。往往在政府宣布收紧政策之后，所有的超市就人满为患，看到这样的景象，往往也会有人指摘说如此密集的人流，必将带来疫情的更快传播。但囤货者觉得自己平时没有时间囤积商品，而且囤货越多，就意味着在封闭期间将越少出门，这其实是为疫情控制做贡献。相信这样的场景在眼下的上海也不鲜见，在疫情早期爆发时，这样的讨论更表现出大家对于各种不确定性的不安心态。

与此同时，对于封城时间和效果的讨论也不断升温。上海疫情至今似乎并没有出现拐点，这让很多人担心封城更久，也有人认为封城无效。但从上海的疫情确诊数字来看，其轨迹是清晰的，目前的R0值已经在1附近，同时在非管控区发现的确诊病例比例也明显下降。这意味着封城对于病毒传播是有明显的抑制作用的，因为多数研究也发现，在常规社会流动情况下，奥密克戎的R0值应该高于7。

按照这样的趋势，上海的疫情在未来两周得到初步控制是可以期待的。尽管很多人存在不满和焦躁，但一个更加现实的问题是，贸然解封会带来更大的争议和不安定感。因此对于“封城”政策是否应该取消的讨论，最好的方式是留给未来。

解封以后的问题

如果上海可以在未来的一个时点解封，可能真正的问题才会出现。从海外的经验来看，疫情状况与限制举措存在着非常明显的相关性，即确诊数量在解封两三周之后会出现快速的上升，也就是说上海解封之后的下一个疫情高峰可能会很快出现。如果采取限制措施，新的确诊数字可能会在几周内再度平滑，并形成第二轮的疫情。从新加坡和英国的经验来看，疫情大约出现4-5波，第一波的疫情确诊数字往往是最低的，此后的状况则没有特别规律，但死亡率一般会平滑下降。

按照目前的状况而言，上海本轮的疫情确诊数字大概会落在30-50万的规模，这也与目前传言中的方舱安排规模接近，也意味着疫情防控部门并非完全失去准心。当然，在本轮疫情受控之后，上海需要考虑如何面对可能的下一轮疫情。相关的政策窗口期可能不会很长，相信有关的准备已经在进行之中。疫苗接种、保护脆弱人群以及有层次的管控，大概率是未来防疫政策的重点。

居委会无用？

接下来可能更让人关心的话题就是以居委会为代表的基层防疫力量在本轮疫情中的表现。现实而言，上海多数人的日常生活是跟物业打交道，居委会的参与度并不高。受到人员等各种条件的制约，居委会在本轮疫情中受到了严重的冲击，也引发了大量的社会不满。

未来基层防疫力量该如何组织，这大概率是无解的，居委会不可能在短期内调整自己的功能，也不可能大规模扩张和增加人手，这意味着一旦疫情防控再度吃紧，基层防控能力也将再度被大众审视。

但事实上，疫情防控并非是一个基层部门能够计划和承担的，在大量增加的确诊数字和社会不满面前，居委会成为了大家的众矢之的，并不能说明居委会的无用，反而说明了整体系统对于疫情的恐慌和不安，而恐慌和不安事实上一直是普通大众对于新冠病毒的普遍心态。

这样的一种社会心理，看起来在疫情可能再度来临时会显得十分令人担忧，但事实上一种相对谨慎的社会心态，也意味着疫情防控在很大程度上会有相当的社会支持，这也有利于压低疫情的曲线。这一点在新加坡就较为明显，华人普遍更加担忧病毒，因此日常的防疫工作也会更加细致，也会做很多额外的防护。比如说我的房东，当我们在疫情高峰时碰面，他往往戴着两层口罩加防护面罩，他说自己打了三针疫苗，但年纪大了，还是做好保护比较好。从这个角度而言，社会对于疫情和病毒的态度的多元，也并非是一件坏事。控制疫情传播，最终还是需要形成免疫屏障，一定程度的多元也意味着免疫屏障的建立会相对缓慢，但也会因为更多人的逐步加入而更加扎实。

所以，疫情的出现考验着社会的心理以及政策的力度和弹性，作为社会的一份子，每个人都可能出现对于外界变化而出现的不适应甚至恐慌。但疫情防控与社会秩序正常是我们必须要实现的平衡，从各国的经验来看，路径不同但结果也基本相似，这也意味着中国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之后，会找到自己的走向常态的路径。眼下的茫然，事实上在很多国家都经历过，保持理性和心态稳定，是更加合理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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