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不怪罪香港”之外 夏宝龙给全港上了一堂课（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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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宝龙“中央没有怪罪过香港”之外，亦给香港全社会上了一堂课。据与会人员透露，夏宝龙3月9日会见港区政协委员约半小时的发言，并没有局限于疫情本身，而是借由第五波疫情，回答了香港社会一直以来争论不休的一些关键性问题，比如“一国两制”五十年之后怎么办、中央全面管治权会否压倒香港的高度自治权、爱国者治港如何避免沦为忠诚的废物治港，也为香港如何依托于粤港澳大湾区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指明大方向。

关于“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夏宝龙表示，中央对于“一国两制”落实是坚定不移的，大家勿须有任何顾虑及猜测，“一国两制”是一个哲学概念，而不是一个数字，“一国两制”只要能行稳致远，按正确方向走下去，就不会变；关于中央全面管治权和香港的高度自治权，夏宝龙坦言，中央会一方面维护国家在香港的最终管治权，同时容许香港有高度自治权，只在香港面临困难时才出手，绝对不是要“代香港政府管香港”；至于爱国者治港，夏宝龙再次谈到了五个有——有情怀、有格局、有担当、有本领、有作为，不要辜负中央和香港市民的期望。

夏宝龙此言，并非空喊口号，而是有切实的行动和实践作为支撑的。比如2019年修例风波爆发后，激进示威者不仅冲击立法会、瘫痪交通，而且港独猖獗、黑暴遍地，香港俨然一座不设防的城市，于是不少声音呼吁中央赶紧出手，甚至呼吁出动解放军平息骚乱，但中央始终保持了足够的战略定力，遵循“一国两制”制度设计，在香港确实管不了、管不好的情况下，也没有贸然出动解放军，而是回到了法治的轨道，推出了《港区国安法》，从根本上堵住了香港因23条立法迟迟未能落定造成的国家安全漏洞，切实推动了香港止暴治乱。

再比如这次疫情，从第五波疫情爆发至今，中央一直在强调“香港只要有求、国家必定有应”，强调特区政府肩负着稳控疫情的主体责任。虽然香港社会对于特区政府能否肩负起这一主体责任抱持怀疑态度，但中央层面确实做到了从专家、物资到运输等各个环节的“有求必应”，对香港开出的要求清单“照单全收”，派出的高级别医疗专家组，也只是为香港稳控疫情提供指导性意见，没有跨越“一国两制”的制度框架，更没有用全面管治权压倒高度自治权。

夏宝龙讲话中，也特别将修例风波和第五波疫情作为范例。按照夏宝龙的说法，2019年暴乱事件后，中央为香港订立《港区国安法》，但具体执行交由香港警察主要负责；抗疫期间中央会提供实际援助，但内地专家来港后不代替特区政府操作，只提出指导性意见，具体如何整合资源、落实抗疫政策，还是特区政府的主体责任。

“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五十年之后怎么办，这些问题早在这一前所未有的制度设计之初，邓小平就给出了明确的答案。邓小平原话是这样说的，“不要担心变，变不了。再说变也并不都是坏事，有的变是好事，问题是变什么。中国收回香港不就是一种变吗？所以不要笼统地说怕变。如果有什么要变，一定是变得更好，更有利于香港的繁荣和发展，而不会损害香港人的利益。这种变是值得大家欢迎的。如果有人说什么都不变，你们不要相信。我们总不能讲香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所有方式都是完美无缺的吧？即使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之间相互比较起来也各有优缺点。把香港引导到更健康的方面，不也是变吗？向这样的方面发展变化，香港人是会欢迎的，香港人自己会要求变，这是确定无疑的。我们也在变。”

虽然邓小平当年已经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回归25年的时间里，中央也在反复强调“一国两制”方针不动摇，但香港社会还是围绕这一问题争论不休，“五十年之后怎么办”好像早已成为港人的一个梦魇，每每社会爆发与内地关联的激烈冲突，“一国两制已死”的论调就会伴随而来，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中央原本有法有据的释法权，也被认为是一种对高度自治权的僭越，香港民生问题也不出意外地一再被遮蔽、被政治化，久而久之，贫富分化、阶层固化等深层次矛盾愈发积重难返。

夏宝龙今次的讲话，结合具体的例子对这些困扰香港社会的关键问题重新予以诠释，不失为香港全社会重新全面准确理解“一国两制”的契机。而全面准确理解“一国两制”的关键，则是必须要厘清困扰香港多年的六对关系：即宪法和基本法的关系，中央全面管治权和特区高度自治权的关系，融入国家和自身发展的关系，中央政府与特区政府的关系，“港事港办”、“港式思维”和“内地方式”、“北京思维”的关系，“一国”和“两制”的关系。这六对关系，是曾担任香港中联办主任的王志民在宣讲十九大精神时提到的，也是中央研判香港问题的总纲。

可以说，内地与香港联动共同应对香港第五波疫情，至少涵盖了后五对关系，其中尤其以“港事港办”、“港式思维”和“内地方式”、“北京思维”这对关系最为突出。正是思维模式的不同，所以决定了港人很难从哲学高度、辩证法的维度去理解“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治港者在中央加持和民意倒逼下尚且可以“有担当”、“有本领”、“有作为”，却很难真的“有情怀”、“有格局”。也正是因为思维模式的不同，2014年首份针对香港问题的白皮书才会被当做一份官样文件，少数关注者也只是揪着“全面管治权”不放，2019年召开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关于香港究竟该“坚持与完善什么”的总部署，才会被想当然忽略。

回到夏宝龙的讲话，毫无疑问香港当前压倒一切的任务是稳控疫情，夏宝龙也用很多充满温情的话语，尽可能在给香港打气，但在这之外，香港社会亦需要透过夏宝龙讲话，结合修例风波和疫情防控中的两地联动，打破过往迷思与想当然，凝聚起新的共识。中国国家卫健委新冠肺炎疫情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梁万年说，“（第五波疫情）是一场全社会广泛动员的人民战争，是个全社会必须参与的系统工程。”面对这样的人民战争和系统工程，既需要在“术”的层面稳控疫情，亦需要全社会在“道”的层面逐步革新思想。夏宝龙的这堂课，不失为一个好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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