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官方发布最新通报，八孩母亲事件仍疑点重重，网络舆情愈发汹涌（视频/组图）

本文综编自德国之声中文网、BBC中文网、多维新闻、央视新闻，仅代表原出处和原作者观点，仅供参考阅读，不代表本网态度和立场。

从1月底到现在，将近一个月时间，江苏省徐州市丰县八孩女子事件，一直在中国舆论场发酵，民意汹涌不断，官方通报疑点重重引发舆论反弹，为了平息舆情，消除网民们的质疑，徐州市和丰县已经发出四份官方声明，但均疑点重重，尤其是前两份官方通报有以辟谣的方式传谣、造谣的嫌疑，使得网络舆情更加汹涌和猛烈。

中共江苏省委和江苏省政府2月17日决定成立调查组，对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进行全面调查，彻底查明事实真相。

以下为江苏省最新调查处理情况通报全文：

一、关于“丰县生育八孩女子”身份认定情况

2022年1月27日，社交网络平台流传“丰县生育八孩女子”的相关视频。经核查，视频中涉事女子现户籍登记名为杨某侠，其丈夫为董某民，家住江苏省丰县欢口镇董集村（后并入李庄行政村）。根据2000年6月董集村委会会计邵某征出具的董某民、杨某侠婚姻登记申请资料，公安机关获取了杨某侠来自“云南省福贡县亚谷村”的线索，随即组织警力赶赴云南，会同当地警方，以福贡县亚谷村为重点，在周边乡镇就杨某侠身份开展走访排摸，让相关群众辨认杨某侠结婚登记照片、现实生活照片。据和某某（亚谷村原村干部）反映，杨某侠可能是本村的小花梅（父母已故）。根据进一步调查走访得到的线索，公安机关在河南省项城市找到小花梅同母异父妹妹光某英（原名花某英）。2月9日，经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对杨某侠、光某英血液样本与普某玛（小花梅母亲，2018年去世）遗物上提取的生物检材进行DNA检验比对，结果为普某玛与杨某侠、光某英均符合生物学亲子关系。2月13日，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又对桑某罗（小花梅大舅）、李某元（小花梅小舅）、沙某付（小花梅大姨）、李某梅（小花梅小姨）血液样本进行DNA检验比对，与杨某侠均符合亲缘关系。2月20日，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对上述检验对象的检材再次进行检验比对，检验结果与之前一致。综合DNA检验比对、查阅小花梅云南户籍底册和调查走访，认定杨某侠即小花梅（户籍登记姓名为小花梅，出生日期为1977年5月13日，云南省福贡县亚谷村人）。

针对“董某民、杨某侠结婚证照片上的女子与杨某侠不是同一人”的问题，公安机关调查发现，杨某侠近照系从抖音视频中截取，经修图后流传到网上，与实际容貌有差异。同时，受年龄增长造成的皮肤老化、毛发退化、脂肪组织液化以及牙齿缺失等因素影响，杨某侠容貌也发生了变化。2月22日，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人像鉴定，杨某侠与董某民结婚证照片与杨某侠在云南第一次结婚照片、网传视频截图杨某侠照片、杨某侠身份证照片、杨某侠近照反映出的人像特征相同，认定为同一人。

针对“杨某侠可能是四川籍失踪女子李莹”的问题，公安机关开展专门调查。经江苏公安机关会同四川公安机关将李莹母亲与杨某侠进行DNA检验比对，结果排除生物学亲子关系。后经南京医科大学司法鉴定所对李莹母亲与杨某侠进行DNA检验比对，结果仍排除生物学亲子关系。2月20日，经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鉴定，再次排除李莹母亲和杨某侠存在生物学亲子关系。据此认定杨某侠与李莹不是同一人。

二、关于小花梅从云南省福贡县到江苏省丰县过程

经走访，福贡县亚谷村村民及小花梅舅舅、姨妈等亲属以及知情群众反映，小花梅1980年跟随改嫁的母亲从云南省福贡县匹河乡普洛村到子里甲乡亚谷村生活，1995年嫁到云南省保山市，1997年离婚后回到亚谷村。小花梅亲属、同村村民反映其回村后言语行为异常。调查走访中群众反映，1998年初，小花梅被桑某妞（女，1974年7月出生，云南省福贡县人）从亚谷村带至江苏省东海县。经查，桑某妞于1995年嫁给东海县时某忠（1955年4月出生），2000年12月，桑某妞、时某忠夫妻二人因其他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和七年。

2022年2月6日，公安机关对桑某妞、时某忠涉嫌拐卖小花梅的犯罪行为立案侦查。据桑某妞、时某忠与徐某东（男，1965年11月出生，江苏省东海县人）供认，1997年底，时某忠与徐某东商议，由桑某妞帮徐某东找一个媳妇，但需要花钱，徐某东表示同意。据桑某妞供述，1998年初，她以给小花梅介绍对象、看病为由，将小花梅带至东海县卖给徐某东，收取现金5000元。据徐某东供述和邻居陈述，徐某东与小花梅共同生活三四个月后，于1998年5月上旬某日早晨发现小花梅不知去向，请邻居及亲属一起寻找两三天未果。后徐某东向时某忠索要了2000元“赔偿金”。

围绕小花梅如何从东海县到丰县的问题，公安机关展开深入侦查调查。经进一步审讯深挖，董某民交代，小花梅是1998年6月其父亲董某更经刘某柱（丰县欢口镇人）介绍花钱买来。经审讯，刘某柱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公安机关先后抓获霍某渠、霍某得（二人均为丰县欢口镇人）及谭某庆、李某玲夫妇（河南夏邑县人）。据4人交代情况，谭某庆、李某玲夫妇在夏邑县骆集乡经营的饭店内，发现流落至此的小花梅，将其收留一个月后卖给在饭店附近工地务工的霍某渠、霍某得，二人将小花梅带回丰县经刘某柱介绍转卖给董某更。相关犯罪事实仍在深入侦查中。

2000年6月，董某民为办理结婚证，找村委会会计邵某征开具婚姻状况证明时，经人建议将杨某英改为杨某侠。欢口镇民政办工作人员按董某民自报的信息违规办理结婚登记，将结婚日期登记为1998年8月2日、杨某侠（由于笔误将杨某侠写成“扬某侠”）出生日期登记为1969年6月6日。据董某民供述，2011年3月，杨某侠在欢口镇卫生院生次子时，登记产妇信息为“杨某英”，卫生院要求提供新生儿母亲身份证，其父董某更找人做了一张“杨某英”的假身份证。2020年11月，董某民为办理低保，申请为杨某侠落户，公安机关按规定将杨某侠DNA信息录入“全国公安机关查找被拐卖/失踪儿童信息系统”和“全国公安机关DNA数据库”比对，未比中。2021年4月14日，欢口派出所按照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的规定，为其办理该镇集体户口与身份证，并按照结婚证上的姓名和出生日期，登记为杨某侠，1969年6月6日出生。董集村村干部和村民证实，杨某英、杨某侠名字经常混用，实际系同一人。

三、关于杨某侠（小花梅）精神与身体状况

据董某民供述和多名村民反映，1998年6月，杨某侠刚到董家时生活基本能够自理，能与人交流，但有时存在痴笑、目光呆滞等表现。董某民称，杨某侠曾告诉自己她老家在云南省福贡县亚谷村。据董某港（杨某侠长子）反映，小时候母亲有时还接送自己上下学。据董某民亲属反映，2012年杨某侠生育第三子后，精神障碍症状逐渐加重。2022年1月30日，经徐州市医疗专家会诊，诊断杨某侠患有精神分裂症。2月19日，经南京脑科医院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结论为杨某侠患精神分裂症，受目前精神状态影响，难以正常接触交流。2月20日，省公安厅委托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法庭科学技术研究所）进行复核鉴定，结论一致。目前，杨某侠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入院检查结果显示，杨某侠除精神及牙齿疾病外，未发现其他疾病。2月4日，徐州市口腔医学专家对杨某侠进行口腔检查和CBCT读片认为，杨某侠口腔卫生长期较差，患有牙周疾病，未进行治疗，部分牙齿逐步脱落。2月9日，经南京市口腔医院专家再次诊断，杨某侠患有重度慢性牙周炎，认为重度牙周炎可导致牙齿松动脱落。2月20日，省公安厅委托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口腔医院、浙江迪安鉴定科学研究院3名专家对杨某侠牙齿状况进行会诊，结论为杨某侠患有重度慢性牙周炎，未发现外伤致牙齿缺失的客观证据。

四、关于杨某侠（小花梅）生育八孩情况

杨某侠与董某民共生育8名子女，户籍信息显示，长子董某港于1999年7月出生、次子2011年3月出生、三子2012年4月出生、四女2014年11月出生、五子2016年5月出生、六子2017年5月出生、七子2018年11月出生、八子2020年1月出生。徐州市公安机关将8名子女与杨某侠、董某民进行DNA检验比对，结论为8名子女均与两人存在生物学亲子关系，后又委托南京医科大学司法鉴定所进行DNA检验鉴定，结论一致。2月20日，经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检验鉴定，结论仍然一致。

调查发现，1999年杨某侠生育第一个孩子后，采取了节育措施，至2010年董、杨二人未生育，后节育措施失效，2011年至2020年又生育7个孩子。基层计生工作人员在跟踪管理、服务指导、信息采集等方面未能认真履行职责，负有失管失察责任。

针对“小花梅第一个孩子董某港生于1997年”，经公安机关调查，查明欢口镇有两个姓名同为董某港的人，其中一人1999年出生，为杨某侠长子；另一人1997年出生，为邻村人，现在外打工。

2022年1月31日，公安机关以涉嫌非法拘禁罪对董某民立案侦查。据董某民亲属和村民证人证言、勘验检查、司法鉴定、书证、铁链等物证以及董某民的供述，2017年以来，董某民在杨某侠发病时对其实施布条绳索捆绑、铁链锁脖，有病不送医治疗等虐待行为。2022年2月18日，公安机关以涉嫌虐待罪对董某民提请检察机关批准逮捕。2月22日，丰县人民检察院经依法审查认为犯罪嫌疑人董某民虐待家庭成员情节恶劣，以涉嫌虐待罪依法批准逮捕。公安机关将对涉案犯罪事实，包括涉嫌收买被拐卖妇女等犯罪开展侦查取证工作。

2月22日，丰县人民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桑某妞、时某忠，以涉嫌拐卖妇女罪依法批准逮捕。公安机关将对涉案犯罪事实继续开展侦查取证工作。

对犯罪嫌疑人徐某东、刘某柱、霍某渠、霍某得、谭某庆、李某玲，公安机关已立案并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继续开展侦查取证工作。

对涉及此案的犯罪嫌疑人将依法予以严惩。

六、关于医治救助情况

2022年1月28日，徐州市和丰县卫生健康部门将杨某侠送医院进行检查治疗，丰县政府安排人员与其长子董某港在医院陪护。目前杨某侠疾病治疗工作正在积极进行。

省有关部门督促指导徐州市按照民法典、未成年人保护法和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给予供养，组建了“爱心妈妈”小组照顾其未成年子女，对杨某侠及其未成年子女指定监护人，落实低保、社保等政策和家庭生活照料、教育资助、关爱帮扶等具体措施。

七、关于有关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失职渎职行为处理情况

经纪检监察机关审查调查，责令徐州市委和市政府作出深刻检讨，对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依规依纪依法作出处理。

丰县县委书记娄海，违反工作纪律，工作不负责任，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维护群众正当权利和利益不力，在精神障碍患者救治救助、计划生育管理等工作中失职失责，未认真组织核查事实，批准发布信息不实的情况通报，造成严重不良影响，决定给予其撤销党内职务、政务撤职处分。

丰县县委副书记、县长郑春伟，违反工作纪律，工作不负责任，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维护群众正当权利和利益不力，在精神障碍患者救治救助、计划生育管理等工作中失职失责，未认真组织核查事实，同意发布信息不实的情况通报，造成严重不良影响，决定给予其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免去党内职务，责令辞去县长职务。

丰县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苏北，违反工作纪律，工作不负责任，未认真核查事实，发布信息不实的情况通报，造成严重不良影响，决定给予其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免职处理。

丰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孙寸贤，在担任丰县副县长期间，违反工作纪律，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对分管的计划生育、卫生健康工作不负责任，在精神障碍患者救治救助、计划生育管理工作中履职不力、失管失察，决定给予其政务降级处分。

徐州市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高伟，在担任丰县卫健委主任期间，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工作严重不负责任，在精神障碍患者救治救助、计划生育管理工作中严重失职失责，涉嫌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纪检监察机关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并被采取留置措施。

丰县欢口镇党委书记徐善修，在担任欢口镇镇长、党委书记期间，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工作严重不负责任，维护群众正当权利和利益不力，在精神障碍患者救治救助、计划生育管理工作中严重失职失责，涉嫌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纪检监察机关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并被采取留置措施。

丰县欢口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邵红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工作严重不负责任，维护群众正当权利和利益不力，在精神障碍患者救治救助、计划生育管理工作中严重失职失责，涉嫌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纪检监察机关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并被采取留置措施。

丰县县委统战部三级主任科员陈修峰，在担任欢口镇党委组织委员期间，违反工作纪律，对分管的计划生育工作不负责任，失管失察，决定给予其留党察看一年、政务撤职处分。

丰县公安局四级高级警长程言伟，在担任丰县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期间，违反工作纪律，对分管的治安工作不负责任，对管辖范围内存在的虐待行为失管失察，对精神障碍患者排查救助工作组织推动不到位，决定给予其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丰县信访局副局长殷宪方，在担任丰县卫计委副主任期间，违反工作纪律，对分管的计划生育工作履职不力、失管失察，决定给予其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丰县公安局欢口派出所所长渠辉，违反工作纪律，工作不负责任，未经深入核查办理户口登记，对管辖范围内存在的虐待行为失管失察，对精神障碍患者排查救助工作落实不力，决定给予其开除党籍、政务撤职处分。

丰县欢口镇综治办史瑞红，违反工作纪律，工作不负责任，对管辖范围内存在的虐待行为失管失察，对精神障碍患者排查救助工作组织落实不力，决定给予其开除党籍、政务撤职处分。

丰县欢口镇原民政助理于法贞，在担任欢口镇民政助理期间，违反工作纪律，违规办理婚姻登记、变更结婚证登记时间，决定给予其开除党籍处分。

丰县欢口镇计生站于秀娟，违反工作纪律，工作不负责任，对严重超生问题隐瞒不报、放任不管，决定给予其政务撤职处分。

丰县欢口镇李庄村党总支书记、村民委员会主任李劲松，违反工作纪律，工作不负责任，对严重超生和虐待行为放任不管，对精神障碍患者救治救助不力，决定给予其开除党籍处分，责令辞去村民委员会主任职务。

丰县欢口镇李庄村村民委员会原主任董正培，违反工作纪律，工作不负责任，对虐待行为和严重超生放任不管，对精神障碍患者救治救助不力，决定给予其开除党籍处分。

丰县欢口镇李庄村党总支副书记董青华，在担任李庄村计生专干期间，违反工作纪律，工作不负责任，对严重超生问题放任不管，决定给予其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暴露出我省有关地方党委和政府一段时间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不力，在基层组织建设、妇女儿童权益保障、特殊群体救助关爱等方面存在不少问题和短板，反映出少数党员、干部没有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法治意识淡薄，导致基层服务管理缺位，维护群众合法权益防线失守，对有关失职渎职和违纪违法问题将进一步深入调查，并依纪依法严肃查处。我们将深刻汲取教训，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和社会治理，加强干部作风建设，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站稳人民立场、厚植人民情怀，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体察民情，增强法治意识，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兜劳民生保障底线。近期全省已部署开展专项行动，全面深入排查整治侵害妇女儿童、精神障碍患者、残疾人等群体权益问题，依法严厉打击拐卖妇女儿童和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等违法犯罪行为，全面落实救助帮扶政策措施，切实维护好、保障好人民群众权益。

江苏省委省政府调查组

2022年2月23日

八孩母亲事件疑点重重 官方通报多次矛盾

据BBC中文网报道，2022年1月27日，中国社交网络平台流传“丰县生育八孩女子”的相关视频，一个中年妇女站在无门的房间里，表情茫然，虽然正值隆冬天气寒冷，她却衣着单薄。更让人震惊的是，她的脖子上拴着长长的铁链：她是被拴在墙上的。

有网友将原抖音视频发布在YouTube上，引起海外华人的关注。

中国社交媒体抖音上的这段视频，由一名探望该妇女的男子拍摄，他给她送去防寒衣服后问了几个问题，而她无法正常应答。

视频广泛流传开后，网民们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部分问题涉及视频中的这位中年妇女：她是谁？为什么在那里？被铁链加身锁在墙上多久了？为什么受到如此对待？

也有许多问题直接指向当地政府：她如何生养了八个孩子？中国曾经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她接连生育八个孩子为何没有受到当地政府的注意？如果当地官员了解到她的情况，为何能对如此非法拘禁行为视而不见？

当天，地方政府发布一份通报称，1998年8月这位女子与“董某民领证结婚，不存在拐卖行为”。

通报称，已“将杨某侠DNA录入‘全国公安机关查找被拐卖/失踪儿童信息系统’和‘全国公安机关DNA数据库’比对，至今未比中亲缘信息”。

这份通报还称，名为杨某侠的女子被指“有智障表现，生活尚能自理”，由于经常摔打东西、殴打家中老人和孩子，为防止杨某侠犯病时伤人，董某民暂时使用锁链约束其行为，在“流浪乞讨时”，被“董某民的父亲董某更（已故）收留”，之后办理了结婚登记，而进行登记时，“工作人员未对其身份信息进行严格核实”。

通报表示，董某民和杨某侠生育一孩、二孩后，镇计生部门均为其落实节育措施，但因身体原因失效。董某民也多次采取不同方式逃避计生部门的管理和服务。此后计生部门未及时实施有效节育措施。

这起事件能发酵成一个全民关注的公共事件除了那则视频所带来的冲击力外，还有这是首起非主流媒体报道，由自媒体人、网民所发掘、推动的舆论事件。在官方媒体让渡角色的情境下，每个网民都是掌握这一舆论话语权的力量。而徐州方面经不起推敲的通报更是让这起事件推向一个愈演愈烈的境地。

据多维新闻报道，自1月28日丰县官方发布首份通报后，来自法律、媒体界别的公众人物纷纷发声，质疑丰县方面的通报过于敷衍，要求详细说明“八孩母亲”个人的身份信息以及“不存在拐卖”定论的依据，此外要求对“八孩父亲”是否有涉嫌犯罪进行调查。

1月30日，丰县发布第二份通报，通报回应了被锁铁链女是1998年6月流浪乞讨时，被董某民的父亲收留，此后就与董某民生活在一起，并承认了两人办理结婚登记时，镇民政办工作人员未对其身份信息进行严格核实，且已对董某民开展调查，但再次称“未发现有拐卖行为”。

此时，官方通报的信息与此前的已经开始出现矛盾。因为在1月28日丰县县委宣传部已在接受一份都市报的采访中强调了被关注女子为徐州丰县欢口镇人，并非网上所传“拐卖”。但这与两天后第二份通报里所称的“在欢口镇与山东鱼台县交界处流浪乞讨”时被收留明显矛盾。

这个春节期间，徐州方面在舆论的追问下不得不进行调查，而另一面，一些前调查记者在离开了媒体这个行业后，以个人调查形式参与到“八孩母亲”事件的调查推动之中，也有不少网民力所能及地提供一些线索，或者仅仅是转发扩散让更多人关注、参与到事件中。

其中有地方媒体开始追问，“杨某侠患有精神疾病且证件不全的状况下，登记结婚是否具有法律效力？”“董某民的行为是否涉嫌强奸？”“这8个孩子是否都是董志民之子？”，因为网上已有传言称该女子极可能沦为董某民及其父亲、兄弟的性奴。

与此同时，前调查记者邓飞微博爆料：“那个村子里面，还有一个，可能你们还不知道。”

曾以真实故事为原型的拐卖电影《盲山》导演也公开发声，称开放该影片版权，为了解放被拐的妇女，打击买卖妇女罪恶。2月5日，《光明日报记者武勤英：对11名女研究生被拐骗案的沉重思考》刷屏，这是《光明日报》在1988年发表的轰动全国的“11名女研究生如何被拐骗”的报道，其曝光了多达11位女研究生被拐卖的案件。

而在另一起失踪人李莹的亲属也向公安方面申请，采集杨某侠的DNA样做比对。一时之间，那位“八孩母亲”的身份成了舆论关注的最大疑点。

2月7日，丰县上级徐州市发布通报，这是该起事件的第三份通报，通报称，调查组在云南核实到杨某侠原名为小花梅，其是被嫁至江苏省东海县的同村女子带至东海县后走失的。且经DNA鉴定，八个孩子和董某民、杨某侠均符合生物学亲子关系。

随即，网民的疑问如炮弹般连连打向徐州方面。因为在前两份通报中，都强调了杨某侠是1998年才被董家收留而后结婚，且DNA鉴定八孩与两人均有生物学亲子关系，但是其大儿子叫“董香港”，网民按照他们家孩子起名逻辑推测，这位大儿子应是香港回归之年1997年出生，彼时杨某侠尚未接触董家。而且在此事件发酵后，网民认为，如果是亲生儿子，已经23岁的大儿子看到自己的亲生母亲遭如此待遇不可能视若无睹，让其陷入如此悲惨境遇。如果董家大儿子不是“八孩母亲”亲生，那这份DNA又是怎么做出来的？

再有，以往若干被拐卖案例多次验证，被拐卖妇女多是被同村人以“追求更好生活”等由带至甚至拐卖到其他地区，对于二三十年前的云南来说，这种现象十分普遍。而第三份通报只说是被同村人带走后走丢，这显然不能服众。作为官方通报，不能针对民众的疑问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真正关心事件背后的“人”，而是以一副息事宁人的姿态对付了事，这不仅是通报本身互相打架的问题了，舆论的怒火已经指向徐州官方的政府权威，于是径直将往后的通报打入不可信的范畴。

即便徐州方面随即在2月10日发布第4份通报，终于称杨某侠涉嫌被“拐卖”，且经部、省、市公安机关进行DNA检验比对过DNA确认杨某侠就是云南的“小花梅”。但显然徐州方面已经陷入信誉危机。

此时，此前赶赴云南的前调查记者们带回消息，“在走访‘小花梅’所属村庄时，并未了解到徐州如他们通报中所称大规模走访核实”，当地人甚至都不知道有所谓的徐州调查组的人来过。且徐州在第三方通报里提到的将“小花梅”带走的同村妇女，其是一个有拐卖案底的人。更影响舆论走向的是，几份调查手记都说，“小花梅”同村的人并不能指认看到视频中的杨某侠就是小花梅，无论杨某侠的口语还是外形与小花梅并不一致。

既然声称派调查组大规模走访调查核实，为什么当地住户并不知晓，既然知道带走小花梅的同村妇女有拐卖案底，在第三份通报为什么只说“走丢”，所谓的DNA鉴定杨某侠就是小花梅的结论又是否能经得住验证？

迷样的结婚证

据德国之声报道，2月15日，曾任《凤凰周刊》编委的中国前调查记者邓飞，在微博发文并附图表示，自己收到网友发来杨某侠与董某民的结婚证照片，显示两人为1998年8月登记结婚，杨出生日期为1969年6月6日。由于结婚证上，杨某侠的外貌特征与八孩母亲现今容貌，有明显落差，邓飞表示自己“不能判断该照片女性就是如今视频里看到的杨某侠”。

面对有网友质疑结婚证真伪（比如：没有结婚证编号、没有双方身份证、官方印戳显示登记日为1998年8月2日，但当天为周日，非政府工作日、结婚证照片非两人合照，而是各自照片拼接而成⋯⋯），邓飞回应可能性有三：

结婚证是真的，但“是乡镇干部粗心大意胡乱办的”；证件是假的，董某民当年自己找人伪造的；或者，证件从头到尾都是假的，“是徐州那边有人冒著刑事责任风险恶意刻章伪造政府部门文件，然后放料，等我们作为线索提交徐州警方去捉他”。

邓飞发文后，中国《财新网》跟进报导表示，江苏丰县宣传部相关人员回应该报记者，“已经关注到前调查记者邓飞微博所公布的杨某侠的结婚登记资料及由此引发的舆情”，“董某民和杨某侠的结婚登记是违规办理的，事件还在进一步调查中”，此外并未透露其他细节。

锁链女到底是谁？

徐州八孩案因为迷样的结婚证，舆论再次沸腾。许多网友在邓飞的贴文下回应：“这看照片明显不是同一人啊”、“不是同一个人，大孩妈从人间蒸发，这个是新买的？细思极恐”、“我怀疑结婚证上照片杨某侠确实是小花梅，通报上也说杨某侠就是小花梅，但八个孩子的妈妈是谁，确实需要调查。我觉得就是李莹。”

2月16日，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前总编胡锡进也针对此事，在微博发文。胡表示：“结婚照上的小花梅与今天铁炼女的相貌差距比较大，即使考虑到时隔24年，也显得不太像”。他还提到有网友猜测：“董某民在与小花梅生下长子后，小花梅消失了（死了或者走丢了），现在的铁炼女是董某民后来找来的，但续用了杨某侠的名字与身份。更有猜测说这个女人就是四川失踪女性李莹。”

至于邓飞公布的结婚证，“除了没有编号，让老胡犹豫了一下，我是看不出有何破绽的...如果它是假的，那需要情报机构级别的专业操作。照片上的小花梅（杨某侠）与铁炼女是一人吗？长相的确存疑。所以，相当诡谲。”

但胡锡进也表示，铁炼女与小花梅同母异父的妹妹已进行DNA鉴定，确认有血缘关系。有关调查“需要得到更上级公安系统的技术支持。从常识常理说，这个环节没有允许出差错的空间。”对于DNA真伪的质疑，态度保留。

年龄“不可说”？涉嫌未成年拐卖？不只生八孩？

徐州八孩案延烧至今，中国官方都未公开锁链女的真实年龄。锁链女在1月29日被送入医院治疗后，中国官媒《央视》的报导影片中曾经拍到，其病历资料卡上显示年龄为52岁。依此回推，出生年龄应为1972年。而根据邓飞所公布的结婚证，杨某侠为出生日期为1969年6月6日，推算现年为52岁。两者大致相符。

但一方面从锁链女近期影片来看，许多网友认为其年龄看起来并不像50多岁；另一方面则是根据中国前调查记者马萨与铁木12日发布的《寻找小花梅》报导，小花梅同母异父的妹妹自述，自己是1988年出生。母亲曾向她表示，她有一个大9岁的姐姐。若依此推算，小花梅则应为1979年出生，现年43岁。兜不拢也难以证实的年龄之谜让外界质疑，锁链女的真实年龄是否可能更小？甚至涉嫌未成年拐卖？

此外，锁链女的大儿子现年为23岁，但其余7名子女年龄都与长子有落差，长子与次子甚至相差十岁，最小的孩子仅有2岁。也就是说，八孩母亲是在约40岁后接续生下七子，不太符合常理。有网友质疑，她在生下长子与次子的十年间，是否可能被迫生下更多孩子？

八孩事件官媒失声 胡锡进：官方公信力已非常脆弱

据多维新闻报道，江苏省徐州市丰县八孩女子事件，一直在中国舆论场发酵，民意汹涌不断，令人感到遗憾和诧异的是，面对如此汹涌的舆情，面对民众对于事情真相的渴望，中国官方媒体，包括《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在内的中央级媒体，几乎普遍处于失语状态，既没有扎实的报道，又没有评论，仿佛丰县八孩女子事件不存在。反倒是中国大量的自媒体、网民，面对无时不在的删帖封号压力，持续关注和发声，将整个事件的热度不断推向高潮，倒逼官方查明真相。

两位已经改行的原《云南信息报》记者，有感于整个舆论场没有一份关于八孩女子事件的调查报道，自愿自费前往云南福贡县走访调查，写出爆红网络的调查文章《寻找小花梅》，初步为世人勾勒出小花梅的不幸身世和家庭。此情此景，既让舆论场上不少人感叹近些年调查报道在中国的萎缩，又与2021年5月成都49中学生坠楼事件发生后，新华社通过发布详细的调查报道一举平息舆情形成对比。

正是因为有感于在丰县八孩女子事件中，官方媒体调查报道的缺失，中国《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在个人微信公众号呼吁：“老胡强烈希望有国家级媒体的权威记者组深入开展调查。现在徐州方面的通报信息太少，网上的信息更新很快，疑问迭出，需要有一组权威的调查记者严守新闻专业性，把所有证据和疑问连起来，搞清楚铁链女的确切身份。我知道那些国家级大媒体里有经验非常丰富、同时也具有高度责任感的记者能够承担这样的任务，他们一定可以搞清事实，将真相负责任地公之于众，回答天下人的疑问。”

17日胡锡进再发表评论称，事件是官方公信力已经非常脆弱再清晰不过的警钟。

胡锡进表示：“一名当地干部对我说：我们怎么可能用政府的公信力为某个个人背书？你觉得我们有这么蠢吗？然而现实是，舆论就是不信徐州以及所属丰县迄今发布的四份调查通报。”他强调，一个基层事件搞成现在这样，江苏省委省政府不得不另外成立调查组，确定真相，从政治上而言是悲剧性的，是官方公信力已经非常脆弱再清晰不过的警钟。

他续称，每有网上舆论事件形成，经常有官员抱怨有破坏性势力带节奏，媒体跟着推波助澜，几乎成了一个公式，但问题是，“那些势力怎么就这么有本事带节奏呢？这次媒体可是干干净净，没有 " 推波助澜 " 了吧，但事情的热度又是怎么起来的呢？总不能把互联网时代的自媒体全封了吧！”

最后他表示，政府这几十年做了那么多好事，中国民生的基本面貌得以重塑，但社会的沟通出了问题，舆论方式和逻辑出了问题，“这是一篇大文章，我想说，它可能是中国未来成功的关键拿分项之一”。

在这种情况下，2月17日晚，即江苏省决定成立调查组后，中央级媒体已经派记者前去调查。

本文综编自德国之声中文网、BBC中文网、多维新闻、央视新闻，仅代表原出处和原作者观点，仅供参考阅读，不代表本网态度和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