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港律师刘洋：“两个香港”的迷思 一元与多元的辩证（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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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看过去25年时间，始终存在两个香港的图景：一个是真实的香港，它是每一个居于其中的香港人感受和体验的集合，包含有他们对政府治理效能的不信任，以及对高企房价的望洋兴叹，对阶层固化贫富分化的无力感；一个是想象的香港，作为昔日的四小龙，香港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一国两制”带来的制度优势，使其无可非议地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重要试验场和国际金融、贸易、航运的“应许之地”，于是香港总是与繁荣、多元、民主、法治关联在一起，也一直是内地仰望的对象。

对内地不少人而言，可能很难理解过去几年香港发生的大小事变，因为想象的香港压倒了真实的香港，所以令他们不解的是，为何繁荣的、资本主义的香港还会有数量庞大的贫困人口，还会有狭小逼仄的劏房存在？为何会有人公然在立法会说出“支那”这样带有侮辱性的话，对准仅仅一河之隔的内地同胞？曾经多元、法治的香港，何以一夕之间沦为暴力之都？为何同为中国人，“送中”成了“送终”，内地成了港人眼中的洪水猛兽？为何内地对香港的各种“照顾”和让利，换来的却是港人愈发大范围的对抗乃至仇恨？

带着这些问题，多维新闻记者日前与英国希德律师行香港办公室合伙人、香港与内地法律专业联合会副会长刘洋展开了一次对谈。2010年6月，出生天津的刘洋，结束英国的学业经“输入内地人才计划”来港，加入一家律师行，专攻航运、贸易诉讼和仲裁业务，到现在已经12年。这12年，也是香港泛政治化风起云涌的关键时期，整个社会经历了反国教运动、占中运动、旺角骚乱、立法会宣誓风波以及修例风波，撕裂严重，深层次矛盾积重难返，作为在香港生活工作的内地人，刘洋对于香港的想象、感受、认识与反思，既有着浓重的个体色彩，亦为破解“两个香港”难题提供了现实路径。

香港的“一元”与“多元”

“2010年是我第一次来香港，那时候跟香港的同行和朋友聚在一起会聊很多事情，比如会聊到六四的问题，聊到共产党的问题，还会聊到中央对香港的管治问题等等。”因为从事律师行业，所以刘洋坦言也会聊到人大释法，“香港的同事会非常反感全国人大释法，但那个时候对于这些事情的讨论是开放的，大家想聊什么聊什么。因为不管各自持什么立场，最终还是会回归到生活本身，回归到怎么挣钱。”但2014年占中运动爆发之后，刘洋与香港本地朋友之间开始出现割裂，“占中的直接后果就是大家没有办法敞开胸怀去谈政治了。”

从2010年初次踏上香港，到2014年占中运动爆发，从与香港本地朋友畅所欲言到避而不谈政治，香港的“一元”与“多元”在刘洋意识深处明晰起来，这种看似对立实则统一的存在亦成为认识真实香港的一把钥匙。“香港虽然是一个非常多元的社会，但具体到每个个体，或者某个团体的时候，大家所接收到的信息以及最终输出的信息，却是非常单元的。”刘洋表示这与内地非常不同，“内地可能是单元的信息，但大家是多元的思维，受马克思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影响，内地比较能够一分为二看问题，任何一个事情都可以从正反两方面去理解，但香港很难这样去想问题，以至于左的越左，右的越右，钻牛角尖，走不出来。”

为进一步佐证自己的判断，刘洋特意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港人对六四的认识，一个是港人对传媒信息的选择。每一年的六四周年日，香港都会在维园举行纪念活动，但“香港很多人并不了解六四是什么，不了解它的来龙去脉，以及在六四之后特别是90年代，当邓小平喊出‘谁不改革谁下台’之后内地的发展也是不了解的。大家喊着单一的口号，并不知道背后的全貌。”同样的，香港传媒和信息虽然看上去很丰富和多元，但“很多人真的以为看了《苹果日报》的文章就足以了解这个世界了。”所以在香港，多元的信息空间却造就了一个个单元的个体。

内地与香港的双重误会

2014年的占中运动是刘洋与香港本地朋友隔阂的转折点，两年之后的旺角骚乱，在刘洋看来是北京与香港信任裂痕的关键节点，2019年的修例风波，使得这样的信任裂痕进一步扩大化。这样的裂痕看似偶然实则必然，因为这是根植于内地与香港从一开始的双重误会。

于香港，虽然甫一回归，《宪法》和《基本法》就共同构成了香港的宪制基础，但过去25年时间里，很多港人只知道《基本法》，而且习惯了凡事对照着《基本法》的条文“各取所需”，却想当然地忽略了《宪法》才是国家的根本大法，这同样也适用于资本主义的香港。“在香港，哪怕是从事律师行业，以及作为高高在上的法官，对于香港法律和法治的理解，真的是延续了1997年之前的那一套，因为回归之后，香港所有的法律制度都保留了下来，人们也就忘记了这套制度得以保留的前提，是因为‘一国两制’，是因为有《宪法》和《基本法》，这是大部分港人缺少的认知，包括我个人在内。”“很多人误以为，因为有了《中英联合声明》才有了香港的‘一国两制’，《基本法》的制定也是为了要履行联合声明。大家会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

也正是因为对于构成香港宪制秩序的认知出现了问题，所以“香港在捍卫法治的时候，就会和中央对于香港本身的期待出现非常大的不同。”这也是为什么全国人大的历次释法，都会在香港掀起巨大争议，乃至反感。虽然人大释法既是行使权力，也是履行责任，具有充分的法理和法律依据——《宪法》赋予了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法律的权力，《基本法》第158条第1款明确规定“本法的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但在不少港人看来，人大释法依然是一种权力的僭越，一种对香港法治的戕害。“当你说要捍卫香港法治，却不接受《基本法》赋予的全国人大释法的权力，能谈得上是在捍卫香港的法治吗？我觉得不是。”

所以与其面对每次全国人大于法有据的释法都感慨“香港法治已死”、“司法独立不再”，在刘洋看来，不如去研究，“当你接受了释法是香港法律制度一部分的情况下，怎么能够确保释法和香港的法治精神是一致的，这一点非常重要。”

香港回归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曾先后五次释法，第一次和第三次由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提出，第四次是由香港终审法院根据《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三款提出，而第二次和第五次则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主动释法。刘洋坦言，五次释法中最成功的是第四次的释法，也即“刚果案”。因为“香港终身法院在提交给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时候，写了附带性意见，有充分的沟通，后来全国人大的释法也充分接受了香港终审法院的附带性意见。这样既满足了《基本法》中香港一方主动提请释法的立法原意，同时捍卫了香港的司法独立。”至于最近的一次释法，也即2016年的立法会宣誓风波为何全国人大常委会要主动释法，而不是让香港内部消化，刘洋认为一方面是防患于未然，另一方面在北京看来，全国人大主动释法恰恰是对香港法治权威的一种保护。

但北京的本意之外，具体做法层面依然有进一步改善的空间。在2020年1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刘洋提到，“《基本法》既然明确了香港独特的法律制度，那中央政府也应该更好地理解香港有别于内地的法治精神，重视香港法律界乃至整个社会对法治可能遭受威胁的担忧，从而更好维护香港法治……要知道，普通法制度下所追求的程序正义，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审理案件过程的透明，以及作出判决的理据。因此，中央政府想要对香港法治做到内心深处的尊重，更重要的是在今后释法或决定时，能适当遵循‘港式思维’，采取‘港事港办’，尽最大可能在事前做到透明公开，事后做到说理充分。”

至于北京对香港的误会，一言以蔽之，则是误以为香港主权回归之后即“万事大吉”，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采取了“井水不犯河水”的对港政策，以至于很多潜在的问题与矛盾要么被表面的繁荣与稳定所遮蔽，要么在特区政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中无限期搁置下去。修例风波的爆发，倒逼着北京彻底转变治港思路，在刘洋看来，北京治港思路和政策虽然在变，但法治始终是最大的不变。理解了这一点，在修例风波期间就会知道，北京肯定不会出动解放军，而是会回到法治的轨道上止暴治乱。

重塑香港的骄傲

就像十九届六中全会推出的第三份“历史决议”对中共百年经验和成就的总结一样，其实香港回归至今的25年时间里，北京治港也在不断总结经验，汲取教训。比如正是因为吸取了“以为主权回归就万事大吉”的教训，所以即便修例风波之后推出了“港区国安法”，进行了选举制度改革，北京也没有就此“躺平”，而是进一步强化港人事调整和制度安排，如任命拥有资深反恐经验的武警部队副参谋长彭京堂接掌驻港解放军司令员，就是对港人事安排上的大突破，也有严防香港沦为反对大陆的基地、严防港版颜色革命的用意。

再如国新办发表《“一国两制”下香港的民主发展》白皮书，也是充分吸取了“回归至今中共在香港问题上名正言不顺的尴尬局面”的教训，并借由此份白皮书，再次明确了两个现实：不管港人愿不愿意，作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民主制度的设计者、创立者、维护者和推进者，中国共产党在“一国两制”的下半场将以更加直接且强势的姿态存在；不管港人相不相信，“双普选”这一目标和远景仍然是北京对港的承诺和接下来努力的方向。

随着北京治港思路的转变，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以更加强势的姿态存在，港人的心理变化也在同步发生。在访谈中，刘洋特别提到了“攻心为上、攻城为下”，意在说明争取香港人心的重要性。事实上，推动香港的“二次回归”，也即人心回归，也是北京实现“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最坚实基础。关键问题在于，怎么做？

在刘洋看来，一方面要重塑香港的骄傲，要让每一个香港人以作为一个香港人感到骄傲和自豪。2019年修例风波出现打砸抢烧后，面对家人“是否考虑离开香港”的询问，刘洋最后还是选择留了下来，“到现在为止，我从来没有改变过，香港是自己家的想法。尤其是有了孩子之后，更加坚定了我的信念，因为想要为孩子营造一个更好的家，建设一个更好的香港。”“让荣光归香港，恰恰是特区政府最该做的。”

另一方面，要让香港民众有切实的获得感和幸福感。“香港老百姓回归前可能就住20平米的房子，回归之后可能还是住20平米的房子，甚至还更小了。你说他能不怀念当初给他20平米房子的港英政府吗？”此外，刘洋亦谈到了内地改革开放的经验，因为邓小平在文革十年内乱后启动的改革开放，也恰恰是通过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让人们获得了安全感、满足感、获得感，才最终解决了中共的认受性问题，才有了中国今天的国际地位与发展成就。所以对今天的治港者来说，“是否能抛开小圈子利益，是否能站在全局的角度思考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路径，让香港民众有获得感和幸福感，至关重要。”

“香港所长、国家所需”不该停留在口号

修例风波爆发至今，“深层次矛盾”一度成为人们谈论香港问题时出现的高频词，这一矛盾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要想化解，并让港人看到切实的变化，认识是行动的先导，也不存在即可见效的灵丹妙药。与“深层次矛盾”同样作为高频词被人们挂在嘴边的，是“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前者揭示了问题，后者则指出了方向。十四五规划中，为推动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明确了香港“八大中心”新定位，除了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国际资产管理中心及风险管理中心等之外，亦再次谈到支持香港建设亚太区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

在刘洋看来，要想真正融入国家发展大局，香港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香港所长”、“国家所需”。“现在都还停留在一个口号上，怎么去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是什么？”具体到法律层面，“当我们说发挥香港优势的时候，优势到底在哪里？为什么老外会选择香港？为什么内地企业会选择香港？”“香港律师最大的优势，就是了解内地的这套体系，也了解外国的游戏规则。”所以，“只有当你了解了内地的情况，内地到底在发生什么，中央政府也好，地方政府也好，到底集中力量在做什么的时候，才可以有的放矢去发挥香港所长，贡献国家所需。”

“了解内地的情况”，其实背后有一个更紧迫和更大范围的问题，那就是如何重新认识中国共产党。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再加上香港近年发生的大小事变，这一问题显得尤为迫切。一直以来，香港社会对内地充满排斥心理和偏见，恐共、仇共甚至成为一种主流情绪，以前香港媒体习惯将内地塑造为愚昧和贫困的象征，现在又塑造为专断、暴富和混乱的形象。

走出对于内地和中国共产党的“一元”认识，以真正“多元”的维度来审视自身与世界，既看到内地的进步与成就、问题与矛盾，也看到百年未有大变局里香港的定位与优势，以及中美竞斗过程中处于前线的香港不可避免要经受的震荡与冲突，当然更要看到“一国两制”的香港之于内地乃至世界的样本意义，这不仅是比执拗于“五十年之后怎么办”更重要的命题，也是治港者带领香港再出发的必要前提。

对此，刘洋最后亦强调，“这也是我希望未来治港者能够仔细思考的，对于我们每个人也一样，找到自己的定位，自己的优势，知道自己的市场在哪里，才能够成就自己，最后成就这座城市，更大范围来看，这也是为国家做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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