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时：哈萨克斯坦骚乱背后的“强人困境”（组图）

各种迹象表明，直到2019年才逐渐移交权力给继任者的哈萨克斯坦终身领导人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显然很清楚这一点。

他在2014年接受采访时曾表示，哈萨克斯坦这样的国家需要“在新领导人上台的时候建立一个能站得住脚的稳定体系”，并列举了马来西亚或新加坡为可能的榜样。

纳扎尔巴耶夫对自己的离任进行了精心安排，表现出他对历史教训的极其重视，俄罗斯等国家也都在密切关注，将他的权力移交视为潜在范例。

他的离任似乎并非哈萨克斯坦抗议活动的导火索。但骚乱的出现、政府无法维持服务及其混乱的应对办法，都是分裂而失序的官僚机构的典型特征，强人的离开往往就会导致这样的动摇。

专家们强调，这一教训并非意味着强人能带来稳定。恰恰相反：他们的统治手段侵蚀了政府治理的基础，让他们自己变得不可或缺，代价是留下了一个几乎没有治理能力、但却随时可能内斗的政治体制。

强人的困境

他们必须平衡国家内部所有派系、权贵阶层、安全部门和军队要员的势力，保证每一方都获得足够的权与利以收买人心，但又不能让任何一方强势到足以挑战他们的地位。

因此，强人领导的独裁政权往往更具压迫性也更加腐败。其领导人总为潜在对手惶惶不可终日，不管那是一个民望过高的地方领导人，还是一个自主权过大的安全机构。

和许多这样的领导人一样，纳扎尔巴耶夫29年的执政生涯因洗牌政府、用提拔和降职来打破副手间的平衡而臭名昭著。

但扼杀政坛新星、掏空权力中心、并让国家机关充斥着效忠者（选择他们往往是因为这些人弱小到无法构成威胁）的结果，就是政府几乎无法自立。

而这就是一些学者所谓的强人困境：如何在不制造对手的情况下选择继任者，以及如何在不使自己变得多余和脆弱的情况下建立一个比领导人本身更长久的政府。

一些人试图通过培养家庭成员来解决这个困境。其中两个罕见的成功案例就采用了这种模式：在阿塞拜疆和叙利亚，专制者临死之前将权力交给了他们的儿子。

尽管如此，后代往往被证明无力赢得必要的支持，引来挑战者尝试自己掌权。朝鲜是现代历史上唯一一个实现了第三代家族专制统治的非君主制国家。

任用唯命是从的小人或是其他易于掌控的附庸，也会导致类似的问题。

但无限期任职也好不到哪里去。随着领导人的健康无可避免地恶化，对手——甚至是盟友——都可能会忍不住想抢在别人之前夺权。津巴布韦总统罗伯特·穆加贝在93岁那年被政变赶下台，当时他的身体已经明显衰弱了。

这就是为什么当专制者遇到健康问题时，他们倾向于躲避公众视线，以免暴露任何虚弱，从而引发一场颠覆他们权力的竞赛。这也是为什么即使独裁者受人憎恶，他的失踪也会制造恐慌谣言，因为民众恐惧权力真空的后果。

铁腕统治发挥作用时，领袖就是维系一切的基石。但所有基石也都是最大的弱点所在。如果它跌落下来，整个体制就会崩溃。这样的事情确实在不断上演。

“权力转移的时刻基本也都是危机时刻，”学者黎安友(Andrew Nathan)曾写道，“包括清洗或逮捕、派系斗争、有时是暴力事件，并为群众或军队混乱干涉政治进程打开了大门。”

哈萨克斯坦的教训

在专制者掌权比强人领袖平均的十年任期还要长两到三倍的前苏联，这种困境尤为突出。

但是，一旦这些领导人无可避免地下台，对他们和他们的国家来说，更长久的统治也意味着更漫长的衰落。

许多后苏联时代的领导人延长了任期限制，导致了风险的加剧。俄罗斯总统普京最近将自己的任期延长到了2036年，届时他将年满83岁。

随着时间一年年流逝，专制者移交权力的难度会越来越大大，如果一场危机迫使他们下台，发生灾难性后果的风险也会上升。

“如果领导人被迫下台，其政权存续的可能性非常渺茫，”密歇根州立大学的专制主义研究学者埃里卡·弗兰兹表示。

这对强人而言并不是个简单的问题。这样的领导人在全世界都越来越常见，在强化独裁统治的同时也使民主制度出现了倒退。全世界陷于这种统治方式的地方越多，就会有越多的人被暴露于灾难性的权力交接失败引发的危险之中。

纳扎尔巴耶夫没有彻底放弃权力，让一位效忠者名义上接管，看似解决了这个问题。理论上，他的存在只要足够维持整个体制运转即可，但他的缺席也得允许整个体制围绕一种新秩序团结起来。

但弗兰兹表示，她在研究中发现，即使是在这种权力移交看似顺利的罕见情况下，新政府往往也会在平均五年左右的时间里垮台。

“他们的继任者总会在治理上面临严峻挑战，”她说，并指出，自2013年接替乌戈·查韦斯上台以来，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就遇上了日益严重的危机。

如今的哈萨克斯坦似乎也将步入后尘。这让纳扎尔巴耶夫所谓的解决办法受到了质疑，并让人怀疑强人的继任困境在某种程度上是可能无法解决的矛盾。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从莫斯科到马尼拉的领袖府邸会客厅，不管纳扎尔巴耶夫在2019年的卸任得到了多少密切关注，他未能防患于未然的动荡也必将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