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立法会选举 被惊动的美英加澳新(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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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9日香港立法会选举的结果,想来应不会有人感到意外。
非建制派候选人几乎全面落选、投票率30.2%的现实,既意味着在未来数年内,立法会有机会迈过多年的对抗困局,于行政主导的政制下,就改善民生、发展经济的核心目标为港府提供民意反馈和立法支持,也更如同一柄“达摩克里斯之剑”,昭示着多数香港市民对政治不抱期望乃至幻灭的冷淡态度。
是以,下届港府和立法会必须以诚惶诚恐的心态,稳扎稳打推动实绩,回馈那仍对香港前景怀抱期望的135万选民;以民生改善的成效,将香港扭转至公平正义的建设性发展轨迹,唤醒更为广大的市民群体——危与机并存,此次选举为这批从政者提供了一次整装再出发的机会,但留给他们的时间也并不多。
同理,下届港府和立法会之余,处于中西交汇之处的香港,也在这全球的时代大变局之下面临着她的危与机。
2021年12月20日,香港立法会议员候选人霍启刚(右四)在香港立法会选举中获胜后,与他的妻子、前奥运跳水金牌得主郭晶晶(左四)和其他竞选团队成员一起庆祝胜利。(AP)
西方国家联名传递忧虑 五眼联盟措辞尤甚
12月20日,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及新西兰外长就香港立法会选举的情况发表声明,称“损害香港权利、自由和高度自治的行为”正在破坏“我们希望香港成功”的愿望,“排拒有意义的政治反对声音”,并以国安法公布之后有人被收押候审、有人逃离至海外、“言论和集会自由日益受限”为由,质疑批评香港选举制度改革,批评国安法造成的“广泛寒蝉效应”,“敦促中国根据其国际义务采取行动,尊重包括《中英联合声明》所保障香港的权利和基本自由”。
不久后,七国集团(G7,也即美、英、加、法、德、意、日)外长及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亦发表联合声明,称“对民主元素侵蚀表示严重关切”,认为“直选席位的缩减和新设立的审核机制严重限制了候选人选项,削弱了香港在‘一国两制’原则下的高度自治”,强烈呼吁中国落实《中英联合声明》及《基本法》所保障的基本权利及自由,呼吁中国和香港当局重振人们对香港政制的信心,停止对推广民主价值者的无依据打压。
对比而论,五个英文国家批评国安法,批评香港政局,点评香港社会发展,且通篇未提“一国两制”和基本法,有将香港人所享有的权利和基本自由归功于《中英联合声明》之嫌;而七国集团及欧盟的措辞则相对常规,凸显了法、德、意、日等非英语国家,在针对香港和中国问题时,与同文同种的“五眼联盟”之距离。
G7外长(及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针对香港立法会选举发表联合声明原文。(EEAS官网截图)
频频上榜国际头条的缘由
不过这是西方国家自己内部的事,本文不必多作赘言。更令人感到唏嘘又或莞尔的,还是这两份声明折射出的现况:香港一市寥寥数百万人的选举,在震荡的社会运动已经过去两年后的今天,依旧可以令西方世界这般牵挂。相较于印控克什米尔被漠视的镇压与伤亡、缅甸和泰国被遗忘的抗议与示威,香港无疑是西方舆论尤其是政界的“掌中宝”。
在国际舆论中,以相等频率上榜,且叙事大差不离的议题,似乎只有“新疆人权”和“中国对台威胁”堪与“香港民主”比肩。个中缘由自是世人皆知:随着中国的复兴以及她在经济、产业、军事、科技等方面给发达国家带来的与日俱增的竞争压力,已经令西方对中国的否定、愤怒、焦虑及失措臻至前所未见的高度。
而中国对西方说教的驳斥,对自身道路的坚持,中国国民对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以及逐渐外溢的文化及政治影响力,更是令西方维系多年的话语权逐渐松动,乃至挑战其更深层的价值观,令一众久耽安乐者深感不适。
在这过程中,香港与内地相对不同的民情,以及百余年来与西方的联系,也自然令其成为西方的抓手——这是香港面临的“危”,也是香港面临的“机”。
近年来,印度在印控克什米尔地区针对穆斯林少数族裔采取强制管控措施,军民冲突中频频有人员伤亡。图为2019年8月5日,印度军队在印控克什米尔街道上戒备。(AP)
香港的危与机
危者,在西方对华政策不再稳定,美英等国逐渐倾向以“对手”乃至“对抗”的方式应对中国时,一众诸如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台湾等被卡在中间的国家与地区都在面临巨大压力。而从台面上的政治话术,到台面下的间谍情报暗战;从宏观的舆论冲突、贸易政策限制和资本流动,到具体的个人旅行证件认可程度——香港都更会成为“主战场”。
机者,冲突现在不是,以后也不会是中西关系的全貌。五眼联盟国家仅由外长级别发声,便是马首美国也在安排国务卿布林肯(Anthony Blinken)等人批评中国的同时,由气候特使克里(John Kerry)、国安顾问沙利文(Jake Sullivan)等人与北京密切沟通。法德日意四国和欧盟在该份联合声明中相对平和的措辞,就更说明西方面对中国时的谨慎。毕竟美欧各国就算再怎样与中国“对抗”,也避不开“合作”的一面,避不开必然的接触和交流——而在中西无法断交的情况下,香港则一直会是衔接中西的桥梁。
作为中西交汇之处,香港既是最为西方所熟知的中国城市,也是中国最了解西方的地方。在这里聚集着大量人才,能够以西方听得明的话语,向西方介绍中国的真实现况,传递国人的淳朴诉求;亦能够以国人可接受的叙事,解释西方人在批评和否定中国时所潜藏的忧虑和顾忌;更可依靠香港“一国两制”、中西合璧的独有优势,在一张又一张餐桌上,在一个又一个论坛上,在一道又一道开放性便民政策中,为中西创造沟通的平台,并在此过程中进一步形塑香港独有的角色。
中西关系的跌宕,是文明体系的碰撞,是“旧时代将去,新时代未到”的表现,是将持续数十年的冲突与交融。这是香港的“危”,这更是香港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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