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缅边境：铁丝网专人巡逻防偷渡 诈骗犯花35万只为回国？

云南边境线长　连夜修500公里围栏

今年7月，云南出现新冠肺炎疫情反弹。首当其冲位于中缅边境的云南瑞丽市市委书记翟玉龙称要“严厉打击偷越边境行为”，实施最严格的“十个一律”管制，包括“一律实行交通管制”“一律实行举报（偷渡）有赏”“一律参加核酸检测”共十项最严格的边境和防疫政策。而疫情至今，瑞丽历经六次封城。

10月底，瑞丽因“长期封城居民生活无援”成为外界关注焦点。三面环缅的瑞丽，与缅甸接壤的边境线长达169.8公里，长长的边境线成为大大的防疫破口。10月29日，瑞丽举办新闻发布会，会上提到“近期境外回流人员阳性检出率持续在20%以上”，足见边境疫情严峻。

90后的颖涵居住在云南临沧，不同于三面环缅的瑞丽，临沧仅有一面与缅甸接壤。她提到，“我感觉大家不能理解的是，云南是没有所谓边境线的。”她解释，云南和缅甸的边境大都是深山，它不像有些国家的边境线有铁网、跨栏或是一堵墙，而是山过去还是山，“边境线又长又很多深山，非常难守，偷渡的人要过来很容易，每天跑一点很快就跑来了。”在疫情前偷渡两地赚钱的人也并非少数，加上缅甸和中国两地人民长相类似，戴上口罩，“只要不说话不查身分，几乎无法分辨谁是谁”。

50岁大叔掷夜灯守边 人蛇集团月赚5万

于是，今年7月开始，云南边境开始出现长达500公里的“铁丝网边境围栏”，图片在网络广为流传。甚至云南省临沧市政府更与物联网工作合作打造“预警围栏”，只要触碰围栏后就会报警，通知监控和就近巡逻的人员。

自筑铁丝网防范偷渡者成为防疫破口，基层公务员更时常要到边境守边。颖涵透露，他妈妈以前任职于基层的公家单位，现在得知许多同事都被安排去守边“有个同事是已经是50多岁的大叔，都快退休了，还要穿著军大衣巡逻守边，所以真的就是边境线所有的派出所、林业的公安等，能动用人力都动用了。”云南基层公务员投入防疫工作，更有人因此过劳死。偷渡者却还是很多，更因为缅甸防疫不力，偷渡者们不论是想循正当管道自首或偷渡，唯一的目标都是“归国”。

颖涵提到，他有熟识的人在沧源佤族自治县担任公安，近期抓获一个用公务车拉偷渡客的人（指为执行国家公务而配备的车辆，包括军车，警车，抢险救灾车等）一个月赚五万块人民币，“他甚至不是跨过中缅边境，只是帮忙这个偷渡客从一个县移动到另外一个县”，颖涵提到，因为内地搭公共交通工具都要实名制，没有中国的身分证就无法买票，“他就一个人收1000元，一个月就能赚到超过5万人民币。”

颖涵表示，赚这种钱的人并非少数，先前云南也有边境大队长“自己弄了一个安全屋让偷渡的人去住”，已经被捉获。边境防疫人员在“庞大利益”诱惑下监守自盗者，知法犯法的情况也会发生。

一面是云南基层公务员因防疫疲于奔命，一面是协助偷渡人员归国可以获取暴利，更严的政策使价钱屡屡攀升，更多人愿意铤而走险。据翡翠商微博博主@提刀探花在缅北表示，过去一般协助偷渡客从缅甸到中国的金额是3万，但他11月听到的传闻最高已经喊价到35万。不愿具名的云南公安透露，目前协助偷渡客从缅甸到中国境内价钱涨到10万到20万人民币。

注销户籍、公布名单加疫情　三道金牌诈骗犯们“自投罗网”

今年6月，福建、江西、广西等地都发布“拟注销滞留缅北人员户籍的相关法律”，其后各地方政府纷纷跟进，力度加大，不只注销户籍更要暂停他们的银行卡、手机卡和社保卡。

11月4日，湖南双峰县警方更进一步，除了冻结27名拒不回国的非法滞留缅北人员、电信诈骗犯的户口，更要求他们的小孩一律回原籍就近入学，“逼”电信诈骗犯为子归国。此外，直接在网络公布“疑似”电信诈骗犯的“高危名单”，要求名单里的人自证清白也是一个常见方法，诈骗犯们未免颜面扫地只能回家乡。

除了官方透过不同措施要求“诈骗犯归国”，这些电信诈骗犯“归心似箭”也是因缅甸自2月政变以来，政局和疫情交织，电信诈骗犯们也愈来愈“心甘情愿”地自投罗网。

其中，中缅边境的云南边境口岸在7月更立起“限量接受报名回国，每天限额150人”公告牌，自首的电信诈骗犯回国还需“限额”被网友们蔚为奇观。主因是因为这些归国诈骗犯须隔离也须核酸检测，其中更有不少结果都是阳性，无法快速腾出大量的收置场所，地方政府只得规定名额，也有许多缅北诈骗犯自掏腰包给“黄牛”希望能插队，只求早日归国。

看待边境疫情 云南居民: 舆论不该一刀切

回头看今年10月，边境城市瑞丽因为长期封城居民生计受影响而获得舆论关注，更被拿来与上海等防疫相对稳定的地方相比，颖涵认为这是“不懂边境也不懂农村”。

颖涵提到，在大家批评瑞丽防疫“一刀切”的时候，其实也是一种“舆论的一刀切”。她分享自己和上海的朋友聊天，对方认为不能理解瑞丽长期封城，该上海朋友提到，这就是把“人都关起来”，但居住在医疗相对发达的上海，她认为新冠其实是可以医治的，防疫政策不该如此。

颖涵提到，内地大城市的人不了解边境乡村地区，有时看法太过“上帝视角”，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不能理解有些农村的人生病了都不想去医治，穷的人可以多穷，看一个病要到县城里走多长的路，搭多久的交通工具。”她认为，防疫当然不能一刀切，但舆论也不该一刀切看待边境的防疫问题。

不过颖涵也认为，相对瑞丽，仅一面与缅甸接壤的临沧疫情确实“比较稳定”。她还记得去年云南疫情比较和缓、医疗物资都较充裕的时候，看到好友圈瑞丽民众还在寻求一些如口罩等医疗物资的援助，转头问了爸爸一句“我们这里（云南临沧）不是都已经蛮好买的吗？为什么他们还要这样？”后来她就看到瑞丽换市委书记的消息。

颖涵分析，“可能是当初没有意识到疫情问题的严重性，但也可能是瑞丽少数民族地区更多一些”很难推行防疫政策，据官方资料显示，瑞丽的少数民族占其总人口的41.5%，在防疫政策宣导方面有其难度，“毕竟每个地方的差异真的太大了。”

边境防疫易僵化　“空城成唯一解”?

综合国家及卫健委统计数据指出，边境省区境外输入确诊病例云南高居第一。截至12月16日，云南共计有1,180例境外输入确诊，排名第二的黑龙江共有404例。今年11月黑龙江省黑河市单日新增25宗病例，为控制疫情黑河市户籍市民“龙江健康码”一律变为黄色，引发外界抨击。

但这种宁可“错判一千，不可放过一人”的防疫铁腕确实常见于边境的省分。12月16日，三面环缅的边城瑞丽要求居民签署“个人责任承诺书”，称居民需严格遵守防疫规定并协助打击边境犯罪。如果违反上述“承诺”，自愿接受相关的党纪、纪政“从严从重处分”，并强调要“确保不漏一户，不漏一人”所有民众都须签署。

90后的元元因家里的孩子在瑞丽就学而留下，但近期她已经规划离开。“我们市民觉得这里不在适合经商就业，也不再适合孩子上学。”她提到，能看到政府和基层的努力，“但在我看来可能是须要把瑞丽这个地方清空”，否则因缅甸的情况，难以实现“清零”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