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香港不需要“忠诚的废物” 建议北京不拘一格用人才（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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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变化尽管会让香港泛民、台湾社会和西方国家难以接受，但若从政治稳定和地方治理的视角来看，只要承认香港是中国下辖的地方特区，那么其实今天的变化有其内在逻辑。

长期以来，香港都深受意识形态撕裂、黄蓝之争的困扰，为了反对而反对的扭曲现象屡见不鲜，改革寸步难行，经济社会发展一再被耽搁和拖累。而之所以会这样，一个关键因素是香港民主政治有严重的离地现象，建制派和泛民时常争论的不是与香港社会发展和市民利益息息相关的经济民生，而更多是香港与北京的关系、对待北京的态度和意识形态议题。这类议题不是说无需讨论，而是说应该要有个合理限度，因为这类议题多数时候不是香港作为中国下辖特区所能影响的，与其浪费太多精力和公共资源在上面，加剧撕裂，不如适可而止，量力而行，将更多精力和公共资源放在本地治理，实实在在改善港人的生活。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经历香港修例风波和区议会选举时激进本土势力趁势而起后，北京强势修改香港选举制度，严格落实“爱国者治港”确实有不得已的原因，主要目的是为了政治秩序的稳定和提升治理效能，让香港聚焦于地方治理。当然，从长远来看，选举制度修改应该是阶段性，等时机成熟，预计会有序深化民主程度。

回到接下来的香港两场选举，既然北京修改选举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让香港由乱转治，实现良政善治，进而确保“一国两制”在新形势下继续行稳致远，那么北京治港系统在考虑立法会议员和特首的人选时，就应该在扎牢“爱国者治港”的底线基础上广泛选拔政治精英，不拘一格用人才。北京治港系统的官员早就说过，“爱国者治港”不是高标准，而是实行“港人治港”的最低标准。香港政治若想趋于良政善治，“一国两制”若想长期保持行稳致远，那么北京在落实“港人治港”时显然不能只坚持最低标准，而是应该追求高标准，除了爱国爱港，还要有管治才干和远见卓识，能够审时度势，勇于决断，善于破解各种复杂棘手的难题。

今年5月，笔者在评论香港选举制度修改的文章《香港能像新加坡那样接近良政善治吗？》中曾写过，香港若真的希望像新加坡那样接近良政善治，至少存在两个有待改进之处，一个是香港要探索建立“一国两制”下治港者对民众负责却不民粹的长效机制，另一个是香港要尽快建立一套选贤与能的政治人才选拔机制。当时笔者认为，任何时候人才都是关键，无论多么好的想法终归要靠人来落实。

新加坡已故建国总理李光耀曾说：“我们利用一代人的时间成功地从第三世界跻身第一世界……要打造这样的新加坡，我们必须拥有最有能力的、最有魄力的、最有敬业精神的领导人。我们在物色这类人才，委以重任以检验他们。只有这样的领导人才能保持经济增长，才能创造好工作。”他认为，“一个国家能取得多大的发展和进步取决于领导者是否具有创新能力，是否愿意从其他民族那里借鉴经验，能否通过高效的公共服务体系迅速而坚决地落实好的想法，能否让大多数国民相信进行艰难的改革是有价值的”。李光耀的话对于今天香港有非常现实的意义。

多年以来，香港社会普遍认为港府官员和立法会议员的思想理论水平和管治能力存在明显不足，难以令人满意，“忠诚的废物”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是客观事实。香港已经回归中国20多年，历经数任政府，却始终未能在香港市民心中建立广泛的公信力，历任特首的受认可程度，都明显不及港英殖民时期的总督麦理浩（Crawford Murray MacLehose）。究其根源，除了意识形态因素之外，最关键因素正是香港回归后的历任港府都缺乏像麦理浩那样非常有作为的官员。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港英殖民时期尚且懂得任用有能力的官员，通过一番作为来赢取香港人心，那么今天北京治港系统应该要比港英政府更懂得“良才善用，能者居之”的重要性。尤其是在香港发展正处于关键节点的当下，只要符合香港基本法和“爱国者治港”的标准，真正有管治才干，北京都不妨以“英雄不问出处”的开放态度招揽。

毛泽东说过，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某种程度上说，今次香港选举改制能不能早日获得香港社会认可，北京反复说的香港深层次矛盾能否被破解，一个关键因素在于能否“良才善用，能者居之”，让德才兼备的治港者来推动结构性改革，促进社会公平，让更多港人过上美好生活。随着香港进入选举季，立法会选举和特首选举的日期不断临近，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变得更加突显。

过去20多年的香港管治足以说明，曾经那套选人用人机制早已问题重重，在遴选德才兼备的治港者方面存在明显不足，许多人都是空有政治忠诚，缺乏解决复杂问题的魄力和能力，认知和视野均有很大不足，公务员思维和打工人的心态盛行。有鉴于此，面对接下来的立法会选举和特首选举，不论是为了“一国两制”行稳致远，还是希望早日让香港由治及兴，真正解决长期困扰的深层次矛盾，赢取香港人心，北京都应该解放思想，大胆地试，将“爱国者治港”基础上的选贤与能作为最主要的用人考量，打破旧有用人机制和小圈子的束缚，不拘一格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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