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层政府：为中美关系托底的关键（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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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这篇文章想谈一谈的话题，“深层政府”（deep state，深层政府）。这是一个于近年来被附加了太多负面形象的词汇。而这种转变，还需从美国前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谈起。

2020年四月，《纽约时报》一篇“复盘美国新冠疫情：川普为何忽视警告、一错再错”的报导记录了特朗普政府应对疫情时的混乱局面。那篇文章中的一个核心内容是，特朗普对危机的延迟反应，一定程度上便是源于他对“深层政府”的恐惧，“因为他怀疑和蔑视他所认为的‘深层政府’，而正是他政府中的那些人，他们的专业知识和长期的经验可能会引导他更快地迈向缓慢的步伐。病毒，并可能挽救生命。”

这也点出了一个现实：“深层政府”如今已然成为一个诺大的阴谋论，但它所特指的群体，其实并没有那么阴暗。

“深层政府”究竟是什么？

多维新闻2020年11月1日刊载了香港天大研究院研究员、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伍俊飞的文章“中国要理解深层国家 善用美国理性力量”。在文章中，伍俊飞写道，“深层国家指的是西方文化环境下部分政府部门、工商界和社会团体组成的联合体，包括武装部队、情报机构、司法机构、金融和工商业、新闻媒体、游说机构、民间团体等。西方深层国家的运作总体上基于理性的利益谋划和价值判断，不受正式政治程序约束，也无须经过选民同意，甚至刻意规避法律法规，但是能够影响民选政府的政策制定过程，能够把体现自己利益的想法融入国家的大政方针”。

“但也因为这样，过去一段时间，尤其是在2020年特朗普选情颓败的情况下，deep state一词被美国右翼形容为妄图统治全世界、奴役人类的妖魔鬼怪”。“事实上，在绝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所谓‘深层国家’实为真正意义上的多元利益联合体，尊重理性，服从公众利益和国家利益，根据法律规定对民选政客负责，并没有无视民选政客而独立存在的全球性议程。这些国家的‘深层国家’固然是一般意义上的特殊利益集团，主观上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具有特定的价值偏好，尊重和保护自己的私隐，但也是因分权制度设计而产生的部门利益，既是多元民主允许的存在，也是对民主的保障和宪制的维护，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共利益。即使是诸如情报机构和军方等保密等级最高的组织，也是主要通过影响民选政府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外交政策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影响的深度和广度则因国而异”。

早在2018年11月，美国上一次中期选举期间，《香港01》也曾在“‘深层政府’暗里操控特朗普？　一场美国政治大阴谋”一文中，描述了“深层政府”被阴谋论化的渊源。其实，当我们望穿过去两年多美国舆论场围绕选举政治和民粹主义的重重阴霾，便可认识到，所谓“深层政府”，其实就是一批具有专业能力的寻常百姓，在美国讲究“制衡”的体制设计之下，他们的工作本就应当与选举政治保有一定距离，乃至在特定情况下，发挥对民选官员和民粹主义的制约角色。

就在数周前，《华盛顿邮报》记者伍德沃德（Bob Woodward）和科斯塔（Robert Costa）在新书《危险》（Peril）便披露了一段类似的案例：在特朗普政府的最后几个月里，尤其是2021年1月美国国会暴动时，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Mark Milley）上将两次致电中共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李作成，向他保证特朗普没有攻击中国以保住权力的计划，美国没有崩溃，“局面可能看起来不稳定”，“但民主就是这样，李将军。我们百分之百稳定。一切都很好。只不过民主有时可能很草率”。除此之外，米利还召集了一次高级指挥官会议，提醒他们发射核武器的程序规定了决策需要有他的参与。

可以想象，米利在做出这些举动时，一定也曾预估到自己会因此被批作“通共”或“叛国”，事实上这段时间他也确实面临这些指责，联邦参议员卢比奥（Marco Rubio）和克鲁兹（Ted Cruz）便分别指责米利“积极颠覆在任的美国武装部队总司令”——不过，米利依旧采取了相应行为，这不仅因为“与中俄等世界各地防务首脑磋商”是美国参联会主席的正常工作范围，更是因为米利有责任为国家避免毁灭性军事危机，要“依照文官控制军队的合法传统，和他对宪法的誓词，在其权限之内采取行动并提供建议”。

一定程度上，美国9月的这一波争执，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些中美关系前景的迹象。

为何中美关系不可能好转？

时下中美关系的转恶是结构性的。美国正面临百年来最有力的对手，中国从工业和贸易维度带给美国的挑战已是老生常谈；近十余年来高端工业和科技产业也厚积薄发，以华为为代表，令美国不惜以政治绑架和无证胁迫的方式全球围堵；文化维度，一众大陆影视作品正在东南亚、中东、非洲赢得广大欢迎，逐步拓展国际认可度，而TikTok等产品在欧美市场也已经引领行业发展。

更令美国感到可怖的是，中国在政治实践和政治理论方面也在逐渐迸发强大的生命力。

中国的“全过程民主”以讲求科学和实事求是之精神为主，将选举、协商、决策、管理、监督各个环节彼此贯通起来，通过民意采集、考研、整合、总结、政策制定、政策试点等途径，稳步解决社会发展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而今，社会固然还有诸多问题待解决，新问题也随着新发展阶段而持续出现，但内地国民对政府和党的认可度、爱国热情、社会凝聚力也举世共睹。

相较之下，美国将民主简化为选票，政客们每四年乃至每两年抛出一堆竞选承诺，却又极少有人真正兑现，而社会上的教育、医疗、治安、就业等问题也持续恶化，以至于很少有年轻人认为自己能比父辈祖辈过上更好的生活，以至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索何谓“民主”？何谓“自由”？我们对“民有、民治、民享”的憧憬，难道只剩下选举与公投？

人们在问，当政治制度空有选举，却无法解决民意的诉求，这还算什么民主？当众议员、参议员、国务卿、总统如走马灯一般，以“旋转门”的方式出入各高薪高名誉的职位，抛出一个又一个煞有其事的法令、草案、发展计划，要应对“中国威胁”，但年复一年，中国对美国带来的“威胁”却越来越大，令美国面临越来越强的“中国挑战”，这难道不是因为“美国面对中国越发没有竞争力”？

人们也在问，为什么一个尊崇民主、笃信民主、落实民主的美国，其民众却越来越觉得自己被民选政府背叛；反观一个美国口中“威权专制”的中国政府，却能获得中国民众的广大支持，于孟晚舟归国、72年国庆等日子里迸发出令世人咋舌的爱国热情，甚至到了让很多港台及海外观众感到诧异和不解的地步？

所以，事态其实正越发清晰：美国政治氛围、制度、政经社会问题已形成恶性循环，其政治群体越发无法解决国内的问题，而中国气势如虹的崛起过程，以及中共在这过程中扮演的领导性作用，又与美国政客们形成鲜明对比。如何解决国内问题？如何面对中美落差？成为美国每届白宫和国会都需要回答，却都回答不了的问题。当贸易、制裁、舆论等手段都被证明无效，华府也只能越发依赖金融、军事和舆论污蔑这三个最后的救命稻草。只是利用金融手段钳制中国实为饮鸩止渴，而军事手段又有太大的危险性，所余者，也就是我们正看见的诸如“邪恶帝国2.0”、“民主vs专制”等空洞话语术……

中美人民并非那么不同

这也是为什么，当我们放眼寰宇，会看到一幅令人生叹、恨铁不成钢的现象：那些痛批中国与中共的各国各界人士，多是政府官员，尤其是民选官员。为何？因为这些人越了解中共，越能看到中国前进之趋势，就越要反对中国，

因为中共真的是个“革命党派”——中共要“革”的，是前文所及的那一系列问题，是西方政客赖以维系的选举话术，是利益群体赖以谋财谋权谋势的政经制度，是“民主”究竟为何的核心命题。

也正因这样，美国寻常人民越了解中共，反而会对其产生更多认可，希望自己国家的执政党和政府能像中共一样，秉持“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的信念，持续自我鞭策，持续自我改善，并在这过程中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清晰可见、可体察的积极改变。

一定程度上，美国这些群体就是其“深层政府”。他们是有着专业技能的企业家、学者、科学家、职业军人、经理人、律师、会计师、工程师等等，当作为公务员时，他们不会违背、反抗政客的指令，但可以在执行命令时加入自己的利益、价值观和情感。如果政客胡乱发号施令，如果其决策缺乏科学、法律甚至常识基础，那么政府雇员可以在职权范围内做出力所能及的修正，甚至抵制政客的决定。米利上将、美国疾控中心主任福奇（Anthony Fauci）等人都是近来人们所熟知的代表。

是以，在美国的政制安排下，深层政府与民选政客之间必然产生矛盾，这实际上是一种对公权力构成约束的良性平衡机制。是以，特朗普、卢比奥、克鲁兹等政客会将这些人描绘成反民主、反公意的小集团，阴谋论者甚至声称深层政府是民主国家的暗箱统治者。

有了这种认知，当我们再看回当下的中美关系乃至中西关系，便会知道，缓和中美两国关系，乃至中西关系的关键，就在于“深层政府”。这些美国各行各业真正了解美国、了解中国的专业人士，将是在美国政治越发躁动的大背景下，为美国和中美关系灌输稳定力量的中流砥柱。

而从中方的角度而言，为了两国关系的稳固，其实所需做的还是更好地讲好中国故事。中美的人民有众多共同点，远多过他们的差异，其善良的人格、勤勉劳作的精神，原可令两国人民有天然的亲近，让两国有太多的合作。如何打破两国舆论场中对另一方的扭曲乃至诋毁，将是更为长远也更为重要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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