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常人的非凡努力”:马来西亚华裔获颁维州年度最佳父亲奖(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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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父亲节到来之际,有着三个年幼孩子的华裔移民周江森(Sam Chew)因其对家庭表现出坚定不移的奉献精神,被评为2021年维多利亚州年度最佳父亲。他也成为该奖65年历史上的首位亚裔获奖者。
周江森和他的孩子们。(Supplied by Sam Chew)
周江森于2004年从马来西亚到澳大利亚墨尔本留学,攻读会计和金融专业。妻子格蕾丝(Grace)是他中学时代的青梅竹马,两人在澳大利亚组建家庭,一同养育两个男孩。
但一切在妻子怀着第三胎时改变了。
当时,他的妻子格蕾丝怀着小女儿已有七个月,一天突然晕倒,被紧急送往医院,结果查出患了先兆子痫,一种会在怀孕期间突然引起高血压的疾病。
医生紧急剖腹产,并将小宝宝安置在重症监护室,而格蕾丝则被置于诱导昏迷状态。不幸的是,她在两周后去世了。
独自抚养三个孩子
“一开始我悲痛欲绝。因为我没有亲人在这里。小宝宝还在重症监护室的时候,我的姨婆从马来西亚来了两个月,可以帮我一点…但真的是非常非常艰难,”周江森在接受ABC中文采访时说。
“我不知道最初那两周自己有没有睡觉。可能在停车场,可能在医院打过盹。我们的朋友,他们也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帮助我照看我的两个儿子,接送他们去学校和幼儿园。”
周江森表示,最困难的不是照顾孩子们,而是失去挚爱的妻子。
“那种感觉,那种失去,那种空荡荡,那种孤单…两周后孩子们已经慢慢知道发生了大事,生活发生了变化,因为他们那个时候还很小。
在妻子去世后,周江森独自抚养三个年幼的孩子。为了寻找一份时间灵活能够兼顾照顾孩子的工作,在过去两年里,周江森做过各种工作,现在在一家室内植物送货公司上班。
“每天起床我为他们做早餐,准备好他们上学和上幼儿园的东西。我的工作就在附近,开车大约五分钟。现在两个男孩都在同一所学校了,很方便,”他说。
“我的妻子把我教得很好,她留给我很多菜谱,还有很多怎样照顾婴儿的笔记。我也会有自己的挣扎,比如小宝宝晚上不睡觉、生病了或者生长了。”
周江森说妻子教会他很多育儿的技能。(Supplied by Sam Chew)
提名周江森的是幼儿园园长卡诗米尔·巴特纳(Kashmira Bhathena),他的三个孩子都就读于这家幼儿园。熟悉周江森一家的园长透露,周江森即便遇到了再困难的事情,也从不寻求别人帮助或分担他的挣扎。
对此周江森坦承,这是从他的父亲那儿学到的。
“我的父亲也是很能吃苦的人。他出生的家庭并不富裕,需要打拼挣来一切。小学六年级他就去工作。他对我来说,是一个超人。我从父亲那里学到很多东西,比如:如果我能自己做一件事,就要自己做。”
周江森非常感激很多朋友给予的帮忙,并称幼儿园所有员工就像他的“家人”一样。
他回忆起两年中做父亲最艰难的一天,当时小宝宝突然生病要看急诊,但二儿子还在幼儿园等着他,分身乏术的周江森感觉到了无助。
“我在那儿[医院]呆了整个傍晚一直到深夜,我没有人可以去幼儿园接二儿子。结果幼儿园园长把他带回家,给他吃晚饭。我当时是带着大儿子一起去医院的。
“幸运的是,女儿没什么大碍,好起来了。我们就回家了,并从卡诗米尔家中接上二儿子。”
在慢慢学会照顾三个孩子的过程中,周江森感慨男孩子们经常和自己“共度难关”,也笑称时不时会给自己“制造麻烦”。
他对自己独自一人带着三个孩子飞回马来西亚见老人的经历依然记忆犹新。
“疫情前我们一起旅行,四个人一起回马来西亚过农历春节。当时小宝宝九个月大,我带他们见了爷爷奶奶。
“我父亲身体不好,没法坐飞机来澳大利亚,而我妈妈需要照顾他。所以我带着孩子们回去见他们。那几周,我们很开心。”
父亲角色的变迁
最新统计数字显示,澳大利亚家庭结构正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而父亲在家庭中所扮演的角色亦随之改变。(Unsplash: Szilvia Basso)
维州年度最佳父亲奖于1956年创立,旨在表彰父亲在年轻人生活及其社区中的重要作用。
在漫漫数十载中,获得该奖的大多是澳式足球运动员、篮球运动员、奥运会选手等体育明星。
维州父亲节委员会主席巴里·诺维(Barry Novy)表示,最初表彰的大多是身为父亲的知名公众人物,以帮助提高对这一重要信息的认识,而近15年来该奖已经转向表彰寻常父亲的非凡努力。
“我们将平台集中强调寻常父亲人物的故事上,他们的非凡努力往往没有被注意到。回顾我们自2006年以来的获奖者,我想说我们已经实现了这个目标,”诺维说。
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莫纳什大学历史学教授阿里斯特尔·汤姆森教授(Alistair Thomson)带领的一个团队正在研究过去100年中澳大利亚父亲角色的变迁。
汤姆森教授在接受ABC中文采访时表示,过去二三十年里,在澳大利亚和许多其他国家,积极参与及情感投入的父亲已经成为了主导性的父亲角色模范,但父亲角色承担的养家糊口的任务使很多人难以实现这一愿望。
“许多(尽管不是所有)父亲试图达到这一理想标准。但这并不容易,部分原因是一系列系统性的限制和压力(生活成本上升、性别工资不平等、获得和使用育儿假的不平等以及育儿成本等),”汤姆森教授说。
“这些限制和压力往往要求幼儿的父母都从事有偿工作,使父亲更有可能成为主要的工资收入者,而且往往导致父亲工作时间很长,因此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做积极参与的父亲。”
最新统计数字显示,澳大利亚家庭结构正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单亲家庭已成为全澳增长最快的家庭类型。在未来20年,单亲家庭预计将增加多达70%。
与此同时,同性恋为人父母的人数也在大幅上升。目前澳大利亚男性同性恋中约有11%有孩子,女性同性恋中约1/3有孩子。
此外,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澳大利亚8.3%的家庭包括祖父母、叔伯姑姨等大家庭成员,尤其是原住民家庭和亚洲移民家庭。
随着澳大利亚家庭构成的这些变化,传统的父亲角色也越来越多地由其他家庭成员和社区分担。
汤姆森教授认为,在21世纪的澳大利亚,有许多不同的方式可以成功地养育孩子。
“无论是老式的异性伴侣关系,还是依靠大家庭和朋友支持的单亲父母,或是由同性恋爸爸或妈妈们,还是在一些情况下由大家庭或社区中的重要人物进行社会养育(如一些原住民或移民社区),都可以是充满爱和有效的。”
汤姆森教授还提醒,不能无视家庭暴力的普遍性,以及包括一些父亲在内的男性是最有可能的施暴者这一事实。
“但也不要忘记是什么让做父亲变得困难或问题重重。”
居住在Clayton的维州年度最佳父亲奖获得者周江森透露,对于自己的获奖,八岁的大儿子最为兴奋,他所在学校的同学们都知道了他的爸爸获奖了。
“现在我也有两个儿子,我总是对他们说:‘生活有时会十分艰难,你需要坚强,再坚强。你也要友善待人,虚心好学。要明白生活有时不容易,但只要你努力,你会得到回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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