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扫阿富汗势如破竹 塔利班核心挑战在内不在外（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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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5日，随着喀布尔的和平交接，塔利班已在事实上取代加尼当局成为阿富汗“新掌门”。自8月3日攻下首座省会城市拉什卡尔加开始，塔利班在不到半月时间里就席卷阿富汗全国，这种势如破竹的飞速进展已然令国际舆论瞠目结舌。

但在乱局尘埃落定之际，对于再次登上执政舞台的塔利班来说，有关如何在满目疮痍的阿富汗“焦土”之上重建复兴的挑战将接踵而至。这一点塔利班领导层也并不讳言，“我们取得了意料之外的胜利，但考验时刻才刚刚开始。如何有效治理国家、解决阿富汗人民面临的实际问题，满足他们的愿望才是我们真正的挑战”。·

8月16日凌晨，塔利班最高政治领袖巴拉达尔（ Abdul Ghani Barada）在完成与加尼（Ashraf Ghani）当局的权力交接之后发表视频讲话，言辞中对塔利班此前攻城略地的“丰硕战果”一笔带过，将重点放在了对未来挑战的阐述上。一张一弛之间，给塔利班领导层打“预防针”的意味再明显不过了。

在巴拉达尔祭出“警世良药”的同时，塔利班为正式执政所做的筹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展开。

8月15日，就在权力交接谈判的当天，阿塔政治办公室发言人纳伊姆（Mohammad Naeem）在接受半岛电台专访时表示，阿塔将向所有人保证，不会有任何外交机构成为袭击目标，同时将为外国公民和外交使团提供安全保障。对内，纳伊姆也表现出了最大限度的诚意称阿塔准备与所有阿富汗人对话，并将向他们提供必要的保护。

族群分隔之痛

首先，阿富汗国内微妙的民族结构对任何一支试图构建全国性政权的力量来说都是某种“先天不友好”的存在。作为主体民族的普什图人占人口比例的40%-45%，虽排名第一，但体量并未占据绝对优势。塔吉克人、哈扎拉人与乌兹别克人加起来也达到了30%。

而塔利班究其族群属性来说，是以普什图人为基础，同时带有明显普什图民族主义色彩的政治力量，这种鲜明的“普什图”成色也构成了阿塔在其首度执政期间（1996-2001）与以“少民军阀”为代表的北方联盟之间难以化解的矛盾死结。

如今，经过20年“在野沉淀”的塔利班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族群分隔，显著降低了普什图成色——比如在军事主官选拔上打破族裔界限，大力擢升包括来自塔吉克、乌兹别克以及哈扎拉背景的成员。但在政治层面的族裔融合仅处于起步阶段，任重而道远。

进退两难的原教旨主义

其次，塔利班执政后如何处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将是其无法回避的重大课题。此一意识形态是塔利班在20余年的“乡村游击战”中保持内部凝聚力的精神核心所在，也是其组织合法性的重要来源。

同时，这一“极端保守”的意识形态因塔利班在首轮执政周期中的“亮眼表现”引起了外界舆论的广泛疑虑。因此，塔利班再度执政后如何在维系伊斯兰意识形态合法性与向外界展示温和开放的形象之间找到平衡就成为重中之重。

但在现实环境的严苛约束下，塔利班要实现上述“平衡”重任并非易事。就其组织内部而言，自2015年因强人领袖老奥马尔（Mohammed Omar）之死而导致的内部派系分隔明面化以来，以前线军事主官为代表的强硬派与后方政治领导人为代表的温和派之间的矛盾就成为阿塔的“切肤之痛”。

其中尤以素有“好战分子”之称的哈卡尼网络与位于巴阿边境城市奎达的阿塔苏拉委员会（阿塔最高领导机构）之间的角力最为夸张：在阿塔-美国和平协议签署之后，哈卡尼网络罔顾苏拉委员会的禁令多次在首都喀布尔策动恐袭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

就阿富汗国内来说，如何让那些历经20年美式自由主义洗礼的城市中产认同塔利班的统治，并找到合适的包容机制也绝非一朝一夕之功。

人才匮乏的隐忧

再者，如何解决组织人才培养与选拔的问题也是塔利班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从苏联入侵阿富汗算起，大约40年间，阿富汗整整两代人里，除了大城市里极少数精英，绝大多数人没有机会接受系统的正规教育。在这种情形下，宗教学校或宗教培训班就在很大程度上替代了正规教育。

不幸的是，此类宗教学校往往因为资金人员匮乏通常连“初通伊斯兰经典”的教育水平都很难达到。而起于乡野之间的塔利班可以吸纳的又只能是这种对古兰经知之甚少，只是依靠本能的宗教狂热，同时缺乏必要的行政与治国素养的“宗教学生”。这种人才素质堪忧的后果，阿塔已经用其首轮执政周期（1996-2001）的表现给出了最合适不过的答案。

更为棘手的是，对于眼下即将全面掌权的阿塔来说，从根子上重建正规教育系统固然是治本之策，但却有远水难解近渴的困境。因此，短期来看，阿塔或许需要探索出一条如何将那些教育水平不错，却在政治态度上倾向于原加尼当局的技术专家阶层纳入新的统治体制之内的权宜之计。

迫在眉睫的财政粮食危机

最后，对于阿塔来说也是最为紧迫的问题是如何解决迫在眉睫的财政与粮食危机。在刚刚过去的2020财年，阿塔的总收入也就10亿美元出头，其中毒品走私入账4亿多，矿产外包收入4亿多，剩下的2亿多来自部分海湾国家的“圣战金援”。

在掌权之前，这种体量的收入用于供养总数不过7万的核心武装人员与少数政治领导人勉强够用。但在全面掌权之后，即便阿塔能够顺利继承前政权的财政基本盘，面对阿富汗国内需要供养的近4000万人口，仍然显得极为捉襟见肘。

同样以2020财年为例，加尼当局的财政年入约合55亿美元，但其中有42亿美元来自外国援助（主要是美国），真正能做到“自力更生”的关税收入仅为13亿美元。而在塔利班掌权之后，美援是否还能如期如数给付还是未知数。

届时，如果失去了外部援助，即便阿塔能够最大限度地打破地方军阀割据态势，所获财政收入相对于有效治理全国的目标来说仍然是杯水车薪，甚至连维持新生政权的日常运转都相当勉强。

在财政危机之外，随时可能爆发的粮食危机同样让阿塔焦虑万分。受制于自身耕地匮乏的基础条件，阿富汗的粮食产量长期以来始终在低位徘徊。历史峰值也不过488万吨，今年（2021年）受大范围旱灾影响，粮食产量至少将跌去峰值的五成。

根据国际通行的每人每年200公斤主粮的最低生存线衡量，阿富汗至少需粮800万吨，现在至少有500万吨的粮食缺口。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无法及时获得国际粮食援助，今年阿富汗出现大面积饥荒并非耸人听闻的假说。

总体来看，夺取政权只是阿塔结束“乡村游击”模式，并走向政治前台的第一步。接下来，正如阿塔首席领导人巴拉达尔所言，对于即将正式担负起治国理政重任的塔利班来说，更加严峻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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