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总统上任 伊朗转入“对美策略性强硬”阶段（组图）

目前外界最大的担心就是伊核协议的未来。本来，外界预料各方会抢在鲁哈尼卸任之前重返伊核协议。在莱希6月18日当选后三天，于维也纳结束第六轮谈判的各方仍谨慎乐观，欧盟谈判代表莫拉（Enrique Mora）称“我们离协议又近了一步”，《纽约时报》还透露美方坚信下一轮谈判会立刻进行，以致于一位主要的谈判代表将衣服留在维也纳酒店。许多分析者当时都认为尽速达成协议是最高领袖哈梅内伊（Ali Khamenei）的意志，不会随总统换届而转移。

但结果是，谈判自那以后中断。伊方团队7月中旬以换届为由，表示将等到新政府上台后才能重启谈判。应清楚的是，谈判的停滞比起是换届的需要，毋宁说是哈梅内伊的不满。尽管他希望重返协议以缓解经济困境，其早在今年2月就要求拜登政府“行动起来，而非空谈”，也为鲁哈尼政府重返谈判桌扫清障碍。但他显然对鲁哈尼政府谈判两个多月取得的成果感到失望，对西方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也愈发加剧，这才是谈判停滞的主因。

「谈判」和「不信任」并存

哈梅内伊7月28日就明确抱怨道，“鲁哈尼政府经验表明，信任西方是行不通的，他们不帮助我们，而是一有机会就进行打击……美国总说将取消制裁，但从未这样做，甚至还提出新的要求，要就导弹计划和地区问题进行后续谈判并写进协议，否则就拒绝重返。”而这些后续谈判显然超越伊朗红线。他同时指责美方拒绝对协议作出任何保障。《华尔街日报》曾透露，伊朗要求在协议中写入“除非联合国同意，美方不得撤出伊核协议”的条款，但美国无疑不会答应——且不说此举为政治自杀，在法律上也毫无可能。

当然，哈梅内伊重新谈判的信念依然强烈，但他对美国的不信任感也明显加深，加之拜登的政治空间也有限，这使双方达成协议困难重重。新强硬派政府的上任则更添阻碍。虽然莱希会忠实执行哈梅内伊重返协议的意愿，但很可能更换团队、更难妥协，提高谈判难度。

更让美国担忧的是，谈判拖得越久，伊朗从4月16日起提炼60%浓缩铀的时长就越久，掌握的相关经验技术也越多，这让美国通过协议延后伊朗发展核技术的效果大打折扣，拜登重返协议的政治受益也就越少。美国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7月29日就警告道，伊核谈判不会无休止地进行下去。显然过去一个半月的谈判停滞期压缩了协议本已狭窄的生机。

再加上地域局势又起波澜，以色列油轮7月29日疑似被伊朗袭击造成两死，除了美国按惯例出声谴责，由于死者包括一英国公民，使得另一谈判方被牵扯进来，英伊爆发外交争端、互相召回大使，可谓在谈判之外旁生枝节。以上种种因素都让维也纳6月谈判时弥漫的谨慎乐观氛围转为悲观。

改革派立足之地变窄

毫无疑问，此时伊朗统治者对伊核协议的态度，比起鲁哈尼第一个任期已大有不同。在鲁哈尼2013年打着达成协议、摆脱制裁的口号上任时，当时哈梅内伊虽然告诫其不要忘记谈判对手的本性，但也鼓励其适当妥协，“采取灵活的方式、展现英勇的宽容”。等到2015年谈判接近尾声时，哈梅内伊还称赞谈判代表为“非常优秀的人，他们为国家效劳”。当时民众在经历了美国自2010年底起的强力制裁、欧盟自2011年中的能源禁运带来的经济苦果后，也对伊核协议抱有强烈期盼，鲁哈尼2017年依靠协议成果赢得七成选票就是最好说明。

如今，虽然哈梅内伊清楚重返协议是缓解经济危机的最快选择，但特朗普的破坏性行为已将美伊高层间微薄的互信几乎摧毁殆尽。哈梅内伊要求美国保证不得单方面退出的条款成为横亘在谈判桌上的一大障碍，伊朗也难以再展现出“英勇的宽容”。而且，无论最后各方重返伊核协议与否，都不会改变伊朗优先与中俄合作、发展能抵御西方制裁的“抵抗经济”的大方向。

关乎伊朗在摇摆间趋于保守化的转变，不得不说核政策正是驱动主因。在经历了1979年伊斯兰革命和接踵而至的八年两伊战争后，百废待兴的现实让执政者蜕去浓重革命色彩，务实派总统拉夫桑贾尼（1989年至1997年）寻求与西方修复关系、吸引外资、进行市场化改革，进步派总统哈塔米（1997年至2005年）更提出“文明间对话”理论，向西方明确递出橄榄枝。

不过他的橄榄枝虽在欧盟有效，在美国就得到冷遇。尤其是小布什政府（2001年至2008年）在9.11事件后对伊朗高度警惕，因其在地区培养武装和发展核项目而将其列为“邪恶轴心”，还威胁进行军事干预。欧盟也暂停与伊朗的贸易谈判，最终哈塔米选择退让，在2003年《德黑兰声明》和2004年《巴黎协定》上明确表示放弃浓缩铀生产。这等退让行径引起保守派激烈反扑，哈梅内伊掌握的“宪法监护委员会”在2004年议会选举中大举剔除自由派候选人，为强硬派获胜铺路。坚持发展核技术的艾哈迈迪内贾德（Mahmoud Ahmadinejad）也在次年赢得总统大选，进入保守派执政周期。

艾哈迈迪内贾德的强硬核政策使伊朗建成了相对完善的核工业体系，掌握了从铀矿开采、制造离心机、生产20%浓缩铀等一系列技术，尽管这招致了美欧的强力制裁与经济下滑，但也迫使西方承认伊朗拥核现实，其谈判目的从禁止生产浓缩铀改为延后制造核武的时间。而这正是哈梅内伊等保守派可以接受的条件，也是鲁哈尼达成伊核协议的关键。可以说，协议既是温和派外交成绩，也是保守派成功将西方认知校准到自己希望的方向上。

不过，鲁哈尼任内遭遇的特朗普的种种背叛，则与哈塔米当年的退让政策一般对进步力量造成痛击，激化了伊朗保守化。哈梅内伊更坚定地推广其2014年提出的主张自立自强的“抵抗经济”方针，并指导政府加强与中俄合作。伊朗民间的广大亲西方力量也蒙受打击，保守派在民意和最高领袖扶持的共同作用下拿下议会和行政分支，踏入一个新的保守派全盛时期。

区域大势给伊朗更多底气

而从整个区域局势来看，美国的撤出中东以及俄罗斯地区影响力的相对增长，给予伊朗更大活动空间；与伊朗在也门开展代理人战争的沙特逐步撤出战争泥潭，与伊朗关係出现转机；美国撤退后土俄伊三方促成叙利亚局势的稳定，也让土伊关係转圜、达成了一定程度的和谐；中国的高速發展和一带一路项目则给予伊朗更多發展机遇；上海合作组织等对中东区域稳定性越發凸显等等；美元石油霸权地位的动摇也给了伊朗更多选择......这些利好趋势都让伊朗在面对西方时更有底气。

当然，不利因素也很多，伊朗在制裁和疫情下的经济萎缩使民众苦不堪言、加剧国内政治不稳定性，盟友黎巴嫩经济从2019年的崩溃更是雪上加霜，这也促使哈梅内伊寻求重返协议以缓解经济痛楚。

在莱希未来的执政生涯中，我们预计可以看到其执行「抵抗经济」和「向东看」的长期战略，但同时也会与西方持续接触、谈判伊核协议，虽然谈判气氛显然不復八年前那般融洽，但预计伊朗执政者仍会展现出实用主义色彩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