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长期倒数第一名 中国西北要地甘肃还能翻身吗？（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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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来，无数人都在关注甘肃白银越野赛的悲剧。从表面上看，出现这样的事是“天灾”，但如果更深一层看，这正表明当地欠缺大型活动的组织能力、应急预案和协调机制。本来，当地近年来举办越野赛事的初衷，就是想以“旅游+体育”带动这座工矿城市的产业转型，结果却被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风冻雨打回原形，暴露出自身公共治理水平低下的短板。

白银的状况不是孤立的个案，倒不如说整个甘肃的缩影。去年，白银人均GDP（3.29万元）在甘肃处于中游偏低水准，而整个甘肃省的这一指标也只相当于中国均值的一半，在所有省份中排名垫底。

甘肃在社会经济发展上的困境，早已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了，这最明显地体现在持续的人才外流问题上。甘肃每年高考约28万人，而同时流出的高学历人才竟达25万人之多，以至于有“其他省是创造GDP，甘肃是创造大学生”的说法，尤其对于定西这样的地市来说，考出去就是最好的脱贫之路。其结果，2010和2020年两次中国全国人口普查，甘肃是唯一一个连续两个十年都出现人口数下降的省份。很多人都想知道：甘肃究竟是怎么了？

一个内陆省份的大起大落

甘肃并不是一直这么落后的。就像很多地方的人一样，甘肃人也常常会回忆起本地最辉煌的那些年代：这个内陆省份不仅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且一度跻身于发达地区。

有时这追溯至盛唐时期，“是时中国盛强，自安远门西尽唐境凡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资治通鉴》卷二一六）然而在安史之乱后，随着丝绸之路的逐渐关闭，甘肃在数百年里都成了边陲和前线，到清末左宗棠西征时，已叹息“陇右之苦，甲于天下”了。虽然在那么长的时间里，几乎各地都难免经历盛衰无常，但很少有像甘肃这样大起大落，从“最富庶”跌落到“苦甲天下”的。

这还不是最后一次，近几十年来它又来了一次过山车般的经历：在建国初期，按人均GDP计算，甘肃曾是处于中国中上游的省份，但只不过短短两代人的时间，到2014年被贵州反超，排名落到倒数第一。

1952年，甘肃人均GDP为125美元，在各省份中高居第12——在如今看来或许显得不可思议的是，这甚至超过了福建（102美元）、广东（101美元），虽然和这一年最高的上海（430美元）颇有点距离，但却是垫底的四川（53美元）的两倍多。直至1978年，甘肃人均GDP（348美元）仍排全国第14，比浙江（332美元）、福建（273美元）都高，虽然和上海（2,482美元）的差距拉开，但也仍是最后一名贵州（175美元）的两倍。

甘肃的排名，是从改革开放之后急速下滑的，作为一个内陆省份，它远离得风气之先的沿海，经济结构的计划经济色彩又浓厚，其结果是：到1992年，甘肃按人均GDP（1,380美元）已坠落到全国倒数第二，比安徽（1,387美元）略低，但仍比贵州（1,017美元）高出不少。然而，在那之后，安徽、贵州也开始发力，近年更爆发出强大的经济活力，甘肃却被落下了。

为什么会是这样？我认识的许多甘肃人都归结为“官场的腐败”；另一些人相信是由于人才外流，指责那些离开的人“不肯为家乡做贡献”；还有一些分析文章则认为是其经济转型滞后、不够“解放思想”，又或是没能争取到“国家政策倾斜”——让他们失望的是，“一带一路”也没能神奇地带动甘肃经济起飞。事实上，像人才外流这样的现象，既是社会经济发展滞后的原因，但在更大程度上又是其结果。

尽管还有很多人沉湎在过往的辉煌之中，但如今看来，甘肃在1949-1978这“前三十年”的“好日子”其实是侥幸。晚清时期，陕甘两省曾遭战乱的巨大破坏，社会经济严重倒退，直到民国时期，甘肃也未建立多少像样的近代工业，但在八年抗战山河残破之际，甘肃作为“大后方”却幸运地免遭入侵，又不像西南三省那样要竭尽资源来苦苦支撑局面。也就是说，1952年时甘肃之所以看起来还不错，与其说是其自身基础扎实，倒不如说是其余大部分省份都元气大伤了。

在建国之后，甘肃又是“三线建设”的重点省份，特别是像玉门石油（铁人王进喜就是在那里出名的）、酒泉钢铁、金昌镍都，都纷纷兴起，白银市也是作为中国规模最大的多品种有色金属工业基地，于1958年升格为地级市的。那也是甘肃人最意气风发的年代。

然而，任何社会发展都是不可能一步登天的。我父亲和一群上海知青1972年到兰州“支援边疆建设”，一干就是十五年，他后来曾很多次和我谈起自己的这个“第二故乡”，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点是：当时甘肃各地的经济面貌是“截搭”的，现代化的工矿企业和落后、保守的农村面貌比邻而居，就像现在内蒙古最现代的风力发电机旁就是最传统的牧羊人生活，也就是“低端生活与高等科技结合”的所谓“赛博朋克风”。

甘肃不少地方至今如此。例如陇东的环县，去年GDP达到110亿元人民币，然而其中仅油田工业就占了35亿元，地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其实仅4亿出头，微不足道。换言之，如果不把长庆油田这一大型国企的产值算进去，当地的人均GDP立刻就要下降三分之一，而这些现代企业却不像江浙乡镇企业那样是当地自发生长、涌现出来的，甚至可以和本地社会没多大关系。

一个社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仅靠几座工厂是不行的，它需要的是整个社会的现代化转型。越是到后来，这种截搭在一起的状况就越是会拖后腿，使甘肃无法和那些整体协调进步的省市相竞争，因为那些地方已经依托市场机制，可以源源不断地捕捉机会、持续改进，也避免了大起大落。这或许才是甘肃真正的困境所在。

出路在哪里？

毫无疑问，要带动全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对任何一个地方来说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更何况是甘肃这样地形复杂、各地发展水平差异巨大的省份。去年，甘肃人均GDP最高的州市（嘉峪关市，9.02万元）和最低的州市（临夏州，1.58万元）之间竟相差近六倍！这意味着，同样的问题，在甘肃着手解决要困难得多。现代化转型没有药到病除的万灵丹，除了逐步完善市场机制之外，尤为重要的是激发民间活力。在这一点上，甘肃此前由于“计划经济+小农经济”的截搭式状况，往往两头落空。

“兰州拉面”全国知名，然而在各地顶着这招牌开面馆的，却大多是青海化隆人。2018年胡润百富榜，中国共511位企业家上榜，其中只有16人是甘肃籍或注册地在甘肃，而最知名的潘石屹虽是甘肃天水人，但他的创业、发迹、活动几乎和甘肃没什么关系。

当然，甘肃虽然深处内陆，但也有自身天然的地利：它是丝绸之路所必经的通道，且几乎贯通全境。这也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甘肃人对“一带一路”寄予期望，因为这原本确实是甘肃最能沾上政策红利、搭便车的机会之一，然而，且不说这也不会天上掉馅饼，若想要重现“丝绸之路”带来的辉煌，至少也得根据本地产业优势细化实施，否则仍然只不过是从这儿“路过”而已。

从这些年的布局来看，甘肃其实是想复制陕西和宁夏的成功经验，特别是在庆阳开发石油工业，试图复制榆林能源基地的成功，以及将陇南等生态不宜居的贫困居民搬迁到兰州新区，通过异地安置快速脱贫——那正是宁夏对西海固吊庄移民开发的经验。

但仅仅这样仍是不够的，事实上，甘肃已经错过了不少机会，特别是兰州没能像合肥那样，依托本地的一流高校建立科研产业中心，抢占高新产业带动的新增长点。步入城市群竞争的时代，如今甘肃尤为焦虑的是如何举全省之力，做大做强省会兰州，建立新的经济增长引擎——尤其是兰州新区，更是被寄予厚望。但到目前为止，兰州总人口仍只有436万，仅为全省的六分之一，经济总量不到3,000亿。

受限于难以扩张的地理条件和腹地，兰州即便将来能容纳更多人口，很可能也仅能辐射带动陇中一带的五州市，因为河西走廊五市例来依靠自身的工矿产业为主，而占全省人口38%的陇东四市（天水、平凉、庆阳、陇南）一直以来却是在西安的引力范围内。

甘肃要振兴，固然离不开甘肃本地的努力，但也不应一味孤立地“自力更生”。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是：在整个西北地区，西安才是不可动摇的大都市，去年西安一个城市的经济总量（10,020亿元）甚至超过了甘肃全省（9,017亿），是兰州（2,887亿）的3.5倍。第七次人口普查数字显示，西安常住人口已达到1,295万，比十年前暴增448万，增长率高达53%，显示出强大的向心积聚能力——相比起来，兰州这十年只增加了70万人，增幅不到21%。

对陇东的一千多万人来说，这是相当现实的问题。虽然现在规划中的兰太高铁旨在带动陇东平凉、庆阳的发展，但对很多当地人来说，去兰州远、路费又贵，还不如接入西安的经济轨道。在一个开放的格局下，破除行政边界的框框尤为必要——二三十年前，江浙两省也曾划地自限，不愿意和上海接轨，但这些年来长三角经济圈的协调合作证明，彼此打通，对双方都有好处。

要想达成全社会的现代化转型，首先就得让人、资金和技术流动起来，在集聚中走向平衡。仅仅依靠几个现代化的企业、依靠省会来带动都是不够的，还需要思想观念上的转变，积极融入更大的经济圈，承接产业转移，在此基础上充分认识自身的相对优势。这条道路确实不容易走，但除此之外再无捷径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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