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下土猪”真的是在“逆天改命”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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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者自以为的能通过高考来逆天改命，也许是个虚假判断，他不是在改变命运，他只是顺从了命运的安排。可是，这都是谁的错呢？

前几天，安徽卫视《超级演说家》节目播出了河北衡水中学17岁高三学生张锡峰发表的一场演讲，在网络上引发了大范围的争议。其中一句玩笑“我就是一只来自乡下的土猪，也要立志去拱大城市里的白菜”更是引起很多人的争论。但同时，也有人指出，张锡锋说的是通过高考实现阶层上升，走出农村，不宜过度解读。相信那段视频，很多人都看过了，那段在网络上病毒式传播的视频如果能够引起人们对教育的深入思考，那么张锡锋当一次网红也算值得了。只可惜张锡锋自以为的能通过高考来逆天改命，也许是个虚假判断，他不是在改变命运，他只是顺从了命运的安排。可是，这都是谁的错呢？

想要改命的他，恰恰是在对命运展示顺服

张锡锋说，自己出生在物质贫瘠的农村，向往“航拍中国”的境界，到了衡水中学，感受到与同学之间在物质生活上的巨大落差，令他下决心也要过上那样的生活。 他说：“那些无辜诋毁我们的人，你们见过衡中高三凌晨5点半的样子吗？你以为我们每天天不亮就奔向操场，一边奔跑一边呼喊是为了什么？是假装吗？是作秀吗？我们是为了改变命运啊！”

教育资源的不平等，城乡之间的巨大差距是目前社会存在的现实，这种现实如此折磨人，是很多人不幸的来源，是需要被社会进步加以改变的一种现实。怎么去改变，当然要通过教育，来让人们认识到需要被改变的现实和找到改变的方法和解决问题的路径。然而我们看看张锡锋所接受的教育，到了高中生活的尾声，他也只是希望跃升到资源倾斜的另一端，本质上他已经接受了这样一种资源分配不平等的现实。虽然看到了，却不会想要去改变。他不是在逆天改命，而恰恰相反，他顺从的正是命运安排的路径。可是，无论他表现得如何咬牙切齿，他身上所展现的那种“勇气”仍然感动了很多人。人们究竟是为什么感动呢？

不得不说，社会上的很多人都拥有一种哲学家和心理学家艾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所描述的“权威性格”。权威性格的一大特征就是这类性格对权力所抱持的态度，在他们眼里只有两种人，“有权者”和“无权者”，“优势者”和“劣势者”。“平等”在他们眼里，并不具有真正的意义和力量，他们只经验过“施虐”和“受虐”，“支配”和“顺从”，而从未有过相互扶持的经验。在张锡锋眼里，便只有有权过上城里人好生活的人——“城里的白菜”，和无权过上好生活的“乡下土猪”。这种性格的人对“更上层”和“更优越”的人往往表现得相当愤慨，所以他说“我就是一只来自乡下的土猪，也要立志去拱大城市里的白菜”时，目光才令人不寒而栗。然而只要权威很强大，他就信仰权威，并努力上位。说到底，权威性格的勇气实际上只是有勇气去接受所谓的命运，或者接受代表命运者赋予他的苦难。

众所周知，衡水中学对学生时间的严格管制已经达到了变态的地步，学生们吃饭永远要小跑着进行，连去厕所的时间都被严格限制。然而张锡锋不仅接受了这种苦难，而且还在歌颂这种苦难。弗洛姆说，对于权威性格的人来说，“毫无怨言地忍受苦难是最高德性的展现——而非试图终结苦难，或至少降低苦难的程度。不改变命运，而是顺从命运，是权威性格者的英雄气概。”当人们发现自己为这样的演讲落泪的时候，不妨想想自己是否也具有这样的权威性格呢？——不为不公的现实落泪，只为自己不是上位者而落泪，只为努力上位而忍受苦难的勇气而感动。

在看到张锡锋的演讲的同时，我也看到了另一则在网上流传的演讲视频。演讲者何江和张锡锋同样是出生在贫乏的农村，他小时候妈妈曾用高度危险的火疗法来治疗他被毒蜘蛛咬伤的手。当他走出农村，接受了教育之后，他发出这样的质问，为什么有更安全的治疗方法，自己当时却没有享受到呢？和他妈妈一样的农民为何那样无知？他在演讲中，直指问题的核心——“科学知识在世界上的分配不平等”。他说，如今科学知识已经有了大量的积累，但是如何把这些知识带到最需要的地方，人们做得还远远不够。贫穷、疾病、资金匮乏让科学知识的传播受阻。他希望能够把自己所学到的带到乡村，回馈社会，帮助欠发达地区进入现代社会。他说，微小的行动也能改变世界。这才是教育应该带给人的眼界。对比之下，张锡锋并没有得到过真正的教育。我想，大家都知道，这并不是张锡锋的错。

改变命运需要找到“拟态自我”下的真实自我

现实生活中，和张锡锋想法相同的学生一定很多，只看衡水中学有多少人趋之若鹜即可知道。但是他们最终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真实的自我在哪里，这往往决定着他们是否能够真正改变自己的命运以及往后的人生是否幸福。

弗洛姆指出，人们在批判思考上所受到的压抑从幼年时期就开始了，当孩子们看到成年人的虚伪和不堪时，如果仍保持活跃的批判力，将使自己陷于无助又危险的处境。慢慢地，孩子就会接受成人的想法，并将其视为“自己的想法”。例如，对上学这件事，当孩子被问到“是否想要每天上学”时，回答“我每天都想上学”的孩子，很可能压抑了对学校作业的厌恶感和被规训的厌恶感。他们感到被期待有“每天都想上学”的想法，而没有去分辨自己有时的确有想要去上学的想法，和必须去上学的责任感。最终，责任感的强大压力，使他自觉想去做那些“被期待要去做的事”，并且认为这就是自己的想法。我们很早就开始学会形成“拟态自我”，就像现在的小朋友都知道“学习让我妈快乐”。

有一次，我在旅途中，遇见了一个家庭，那是一家三代人一起出行的温馨场景。但是在他们准备放天灯祈福的时候，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大人们要求那位大约只有四五岁的孩子在天灯上写下自己的理想，孩子写了“消防员”，接着被大人划掉了。孩子满脸委屈，却迫于父母和祖父母两代人的压力，最终在天灯上写下了“牙医”两个字。看着天灯冉冉上升，我揣测，这个孩子日后可能会觉得当牙医才是自己应该有的梦想。我们都是这样慢慢就被驯服的。就像是人们都在谈论的那样，高考是人生跃升的门槛。为了高考的成功，怎么变态都不为过，这才有了衡水中学的繁荣。我们假装看不见青春期学生心理健康发展的需求，用严格到成人都难以做到的作息时间规训学生，甚至严格管控学生的吃喝拉撒生理需求，忽略健康，忽略社交，只求一个分数。而为了分数而努力的学生们，不得不掩饰真实自我的需要，只有符合别人期望的“拟态自我”才能给他们带来安全感。为了克服真实自我丧失的焦虑，不得不顺服，借着持续寻求他人的认可和赞同来重建对自我的认同。正如弗洛姆所述，“虽然他不知道自己是谁，但是至少别人会知道他是谁。那么，只要他完全依照他人的期待行事，只要听他们的，他也就能知道自己是谁。”

弗洛姆指出，所有压抑都会削弱部分真实的自我，并将个人被压抑的感受代换为“拟似感受”。他说，“如果他想要某种东西，就确实是他自己想要。但是，这只是我们对自己最严重的错觉之一。我们的许多决定其实不属于我们自己，而来自外界的提示。我们说服自己，做决定的是我们自己，事实上我们只是害怕孤独，或是因为生活、自由与舒适度方面受到直接的威胁，而努力符合别人的期望罢了。”

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一书中用了一个22岁医学生的案例来说明，人们受迫于内在和外在的压力来形成的“拟态自我”和“真实自我”的冲突。这位医学生一直以为自己选择学医，是自己的决定，也是符合父亲期望的决定。但是，他却经常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研读好医学这个专业。在他想成为精神科医生途中必须接受的心理分析中，他才发现了自己内心那份无力感的根源。17岁的时候，他曾经和父亲提过，自己想成为一名建筑师，但是他的父亲温柔地告诉他，他当然可以自由选择未来的职业，但是建筑师不过是童年残留的愿望，他真正应该去读的是医学系。他认为父亲说得对，便理所当然地去读了医学系。但是经过心理分析，他才清楚地意识到，他感到自己在学医方面能力不足，都只是心理上消极抵抗的表现。表面上他是依据自己的计划安排人生，实际上他从来无法做自己想做的事，而必须遵从他人的期望。他内心深处从来不想成为一个医生的想法，和他对医生价值的否定，一直是他人生弥漫的无力感的一部分。最近，网络上甚为流行 “躺平哲学”，“躺平”有各种含义，其中一种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忠于自我的宣言，有一部分选择“躺平”的人，决心不再为符合别人的期望而活。

江浙名师蔡朝阳在他的一篇评论文章中，针对张锡锋在演讲中强调的那些物质生活上的落差，这样说，“这些差异确实存在，也确实会造成孩子的一些困扰。但我坚信一点，童年爱不缺乏的孩子，是不会对这些差异特别在意的。以及，内心充盈的孩子，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无视这些物质的指标。因为这个人有一个内心自足的宇宙，他可能没太多时间来分辨这些物质的差异。”正是怎样培养出一些内心充盈的孩子，怎样帮助孩子们找到真实自我和内心动力，才是现代教育应有的目标。

生活在只有“拟态自我”和“拟态人生”中的人，很难找到自己的内心动力去完成自己热爱的事业，就算成为暂时的成功者，也很难真正改变自己的命运，很难享有内心的成就感和满足感。我们可以从新闻中看到，即使已经足够优秀，成功考上名牌大学的学生，在面对学业压力的时候，因为自己无法继续符合他人的期望，从而罹患抑郁症，甚至选择轻生的悲剧每年都在发生。因为，真实自我迟早会慢慢爬上来，给我们的人生带来困扰。一个人幸福与否，实在和表面无关，只在于自己的内心是否觉得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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